小引
多特蒙德，30年前，容国团首次夺冠，30年后，中国队几遭覆没。
30年来，小白球红极一时，它曾是国运国威的象征，精神万能的诠注，中美外交的轻骑，是从体坛直入政坛的魔球。
30年中，伴随着小白球的是一部可悲、可喜、可叹、可笑的人间活剧。其中有：
在“文革”中含冤自杀的“乒坛三杰”——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
有大起大落的“小老虎”、从球场走上宦途的庄则栋；
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徐寅生；
有自伤避赛的女将韩玉珍……
今天，在国人惊呼“国球怎么了”的时候，本文以翔实的史料、惊人的内幕作了清楚的回答。
“国球”在多特蒙德流泪
德国西部的多特蒙德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并不高。
一条皇帝大街，还有公元九世纪卡罗琳皇家的要塞、古堡遗址，招来了不少游客。
可是，在1989年4月以及整整30年前的1959年4月，这座小城的旅馆曾两度处于“过饱和”状态。从威斯特法伦体育馆里传出的掌声、笑声和叹息声，震惊了世界——小小银球像流星一样闪烁，第40届以及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此举行。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多特蒙德是一座里程碑：30年前，这儿是中国“国球”笑的起点；30年后，中国“国球”却在这儿流泪……
输得那么的惨，中国乒乓球男队在第40届世界乒乓球赛上，竟全军覆没：
“斯韦思林杯”（男子团体冠军）丢了！
“勃莱德杯”（男子单打冠军）丢了！
“伊朗杯”（男子双打冠军）丢了！
就连“赫杜赛克杯”（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
凡是与男子沾边的杯，全丢了！中国乒乓男队输得“光屁股”了！
输得最惨的，要算是在争夺男子团体冠军时，中国队与瑞典队之战：
第一场，江加良败于阿佩伊伦；
第二场，滕义败于瓦尔德内尔；
第三场，陈龙灿败于瓦尔
第四场，江加良败于瓦尔德内尔；
第五场，陈龙灿败于阿佩伊伦。
中国男队竟以0：5惨败，吃了个鸭蛋！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男子团体冠军被瑞典夺去。男子单打冠军的宝座，被瑞典瓦尔德内尔抢占。
男子双打冠军由德国分享。混合双打冠军落进南朝鲜手中。
唯有与女子沾边的奖杯，仍由中国队夺得。
国际体育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多特蒙德已成了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滑铁卢！
中国乒乓男队全军覆没，“主帅”并非没有预感。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在男子团体冠军赛前，曾估计中国队会输，但是输的比分可能是4：5，或者3：5，甚至2：5.至于“剃光头”，则是李富荣从未想到的。
惨败，使李富荣一脸尴尬，不得不以低调子说道：“斯韦思林杯回到中国队，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讲，要过六年，两三届世乒赛以后！”
李富荣说及夺回斯韦思林杯，要采取三条措施：“培养新手，创新打法，发展新技术，如果说没有这三条，我们要迎头赶上是不太容易的。”
李富荣所说的“三新”，实际上只是着眼于技艺。
中国乒乓球队主教练许绍发虽然也板着面孔，但是那话说得比李富荣更直率一些，触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某些隐痛：
我们的技术明显落后。我觉得1981年时，国家体委决策上犯了一个错误，将国家青年队砍掉了。青年队是1957年成立的，庄则栋、李富荣、梁戈亮、李景光、蔡振华、王会元、陈新华、谢赛克、郭跃华都是青年队上来的。青年队被砍掉，在蔡振华、郭跃华之后，就造成国家队在年龄上脱节……
“人才外流比较多，有的加入了人家国籍，我们没有办法。几年前我们已经呼吁过此事，但国家体委没有很快作出什么规定来……”
“老外”们怎么评论一败涂地的中国男队呢？
德国的电视体育评论员，在屏幕上历数中国队的种种失误：
第一，中国男队水平逐渐下降，而欧洲男队则赶了上来；
第二，中国男队的发球秘密及绝技已经丧失殆尽，技术上明显走下坡路；
第三，中国男队过去的传统——前三板优势已经不见了；
第四，中国男队在三板之后的相持球明显不如欧洲；
第五，新人不新，新名字、新面孔出现，但却没有新技术、新战术。
关于第五条，瑞典男队总教练奥斯特在捧得斯韦思林杯的时刻，作了绝妙的注解：“今天中国队用三名快攻型打法的选手上场，而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打法。所以我真想问中国队教练，为什么用一种打法的三位选手？”
一时间，中国队成了多特蒙德城的议论中心，成了世界乒乓球界的议论中心。体育比赛历来“赢说赢话，输说输话”：赢了，颂歌震破耳膜；输了，臭骂接二连三。要么沸点，要么冰点。
其实，人的正常体温是37摄氏度。过热，会使人昏头昏脑；过冷，会使人伤风感冒。
这次大败，彻底地冲掉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傲气，使曾经被吹得无限膨胀的这支“冠军队”、“中国体育界的一面红旗”来了个大幅度“减肥”。
趁此良机，冷静地回顾中国乒乓球队30年历程，看清中国乒乓球队30年来的兴衰浮沉，倒是可以理出多特蒙德之溃的那团乱麻的头绪，用“x”光对中国乒乓球队来一番透视……
30年前这里是中国队笑的起点
历史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老人，整整30年前——1959年4月，也是在多特蒙德，中国乒乓球队开始崛起，开始起飞。那胜利的欢笑恰好跟30年后大败而拉长了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陈先和张钧汉为领队的中国乒乓球队，悄然抵达多特蒙德。中国乒球队很精悍，总共11名运动员，8男3女，其中的教练也上阵，身兼运动员：男队的主力是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胡炳权、徐寅生，参加单项比赛的有姜永宁（兼教练）、李仁苏、庄家富（兼教练）。3员女将是孙梅英、叶佩琼、丘钟惠。
那时，世界乒坛的霸主是日本和匈牙利。在第25届世乒赛战幕拉开之前，国际乒联公布了种子选手名单，这张名单实际上也就是在大赛前对各国选手实力的权威性估价。
上届世乒赛男单冠军、日本名将田中利明本来理所当然坐第一把交椅。由于他宣布不参加本届比赛，一头金发、一身肌肉的匈牙利选手别尔切克成了男子头号种子：别尔切克（匈）、荻村（日）、成田（日）、王传耀（中）、容国团（中）、梅文和（南越）、西多（匈）、斯蒂佩克（捷）……中国选手是“老四”、“老五”，已算很不错了。
女子种子选手名单中，中国选手是“老五”、“老八”：江口（日）、海顿（英）、高基安（匈）、松崎（日）、丘钟惠（中）、难波（日）、西蒙（荷）、孙梅英（中）……
说实在的，中国选手能够成为“老四”、“老五”、“老八”已是史无前例的了。
乒乓球这一“桌上网球”，1880年起源于西方。当时，在英国宫廷里，用木板在桌子上对打软木球，这便是最早的乒乓球。直至19世纪末，人们用赛璐珞制成空心球，在木桌上乒乒乓乓地蹦来蹦去，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乒乓球”。
乒乓球先从欧洲传入亚洲的香港和日本，后来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大陆。
据考证，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始于1904年。当时，上海一个姓王的商人到日本去采购文具用品，见到日本人在打乒乓球，就买了乒乓球和球拍回上海。很快地，这种新奇的小球，赢得了上海人的喜爱，又从上海传到中国各地。
1926年12月，第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在伦敦举行。在穿着竖条运动服的男选手和穿着短裙长袜的女选手之中，没有一个是黑眼珠的。
一届又一届世乒赛在举行。那时的世乒赛充其量是“欧乒赛”，是蓝眼珠们的天下。
直至1952年，日本在印度孟买举行的第19届世乒赛上夺得男单、女团、男双、女双四项冠军，开始在国际乒坛上显示出强大实力。
1953年，中国乒乓球队才第一次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上露面。
中国成了国际乒联的正式会员。初出茅庐的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忝陪末座：
男队为一级第十名，女队为二级第三名。
如同矮子爬楼梯，1956年，中国队第二次参加世乒赛（中间的两届中国队没有参赛）——在日本东京举行第23届世乒赛。中国男队进入一级第六名，女队进入一级第11名。
此时，乒乓世界的中心已经东移。从第1届至20届世乒赛，匈牙利曾夺得11次男子团体冠军。从第21届世乒赛起，日本独霸男子团体冠军，竟一连成了“五连冠”！这样，日本成了世界乒乓中心。乒乓球成了日本的“国球”。
在1957年，中国队远征斯德哥尔摩，参加第24届世乒赛，又前进了一步。
这一回，男队成为一级第四，女队成为一级第三。
中国队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从这一届起，世乒赛从一年一度改为两年一度。于是，第25届世乒赛于1959年在德国多特蒙德拉开了战幕。
那年月，乒乓球先是匈牙利的“国球”，后来成了日本的“国球”，中国队一年登一步，日渐逼近了匈牙利和日本，尽管中国队还“嫩”，尚未露头角。
中国队一到达多特蒙德，便步入威斯法伦体育馆练球。在冷冷清清的观众席上，远远地坐着一个貌似中国人的男子，仔仔细细观看着中国队练球的场面。是当地的华侨？是华裔记者？
终于有人认出，他是日本人——大名鼎鼎的荻村！
这位日本主将被中国队认出，只好坦诚地说：“在我看来，中国男队已成了日本队最危险的对手，所以前来好好学习！”
好一个“好好学习”！好厉害的荻村，已经意识到中国队的潜在威力。
日本队厉兵秣马，作好了迎战中国队的准备。
可是，中国队在男子团体赛中，未与日本队交火，却在半决赛时跟匈牙利队短兵相接。匈牙利的“切削大师”别尔切克智勇双全，率领西多和福尔迪，迎战中国队杨瑞华、王传耀、容国团三员大将。中国队毕竟还缺乏国际比赛经验，在2：0领先的情况下败下阵来，屈居第三——冠军日本，亚军匈牙利。
中国男队寄希望于单打。
冷不丁，爆出了意外新闻：名列第三号种子的日本选手成田，曾击败过一号种子别尔切克和二号荻村，居然败在中国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选手——徐寅生手下。
不过，徐寅生还未及从战胜成田的欢欣中冷静下来，便被美国选手迈耳斯刷下去了。
顺利通过第五局的中国选手只有四人：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庄家富。
紧接着，中国连失三员战将：那个打败了徐寅生的美国选手迈耳斯，又一举击败了杨瑞华。
王传耀是1956年、1957年两届中国全国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队的第一主力，败在匈牙利老将西多板下。
庄家富身兼教练，也败于日本那位悄然前来“摸底”的荻村之手。荻村曾连获第21届、23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一员赫赫有名的乒乓骁将。
剩下的只有容国团。他是中国1958年的全国男单冠军。中国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21岁小伙子身上。
容国团走过了艰难的人生道路：
他从小在香港长大。家贫如洗，10岁便失学，不得不做工。贫困和疾病如影随形，他得了肺病，仍苦苦地练乒乓球。
1957年11月，容国团从香港回到了广州，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958年，中国举行九城市乒乓球赛，容国团击败了所有的强手，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星。
从此，他进入中国乒乓球队，成为男队主力。
在多特蒙德，容国团打得好艰苦哇！
在第三轮，与南斯拉夫全国冠军沃·马科维奇相遇，一番恶战！
在第五轮，遇上日本实力强大的星野，又是一番苦战；
在第六轮，挡住去路的是本届一号种子选手、匈牙利的别尔切克。打成2：2平之后，气氛异常紧张。容国团好不容易胜了第五局；
在第七轮，与那位“白虎星”迈耳斯交手。迈耳斯此人连胜中国的徐寅生、杨瑞华，意气正盛。迈耳斯是一位“拼命三郎”。他未被选入美国乒乓球，干脆自费从费城来到多特蒙德，非要争个高低不可。又是2：2平手，在关键的第五局，容国团险渡难关。
终于进入第八轮——冠亚军决赛。这一回的对手是名副其实的“老将”——曾九次获得世界男单冠军的匈牙利选手西多。
在威斯法伦体育馆里，八千多名观众注视着这场最后的决斗。清秀的穿红色球衣的容国团和年已36岁、体重一百多公斤的西多，分立于墨绿色的球台的两侧。
第一局，容国团失手。人们预测西多将第十次成为世界男单冠军。
然而，容国团扳回一局，打成平手。
紧接着，容国团又胜一局。
进入第四局时，容国团越打越顺，以21：14胜了西多。
那是1959年4月5日夜——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容国团打破了中国乒乓球队“零”的纪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翌日，作为特大喜讯，容国团荣获世界冠军的消息传遍中国城乡。
乒乓成了全国瞩目的“卫星”
世界乒乓大战酣，频传选手破重关。
遥遥多特蒙德夜，祖国亲人尽未眠。
拂晓一声报捷音，满城喜贺语纷纷。
冲天干劲今结果，力缚苍龙再进军。
署名包逢愉的这首即兴式的《闻容国团荣获世界冠军》，写出了当时的气氛。
对于新中国而言，确实“满城喜贺语纷纷”。新中国虽然“十岁”了，在体育方面却是一个弱国、小国。
十年来破世界纪录的体育运动员屈指可数：举重运动员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蛙泳运动员戚烈云、穆祥雄；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女子跳伞运动员崔秀英、耿桂芳、郝建华。如此而已。
其中有些成绩是在中国国内比赛中取得的，还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
然而，容国团所获得的殊荣，却是举世公认的。
中国体育界轰动了，全中国轰动了，亿万人民沉醉于兴奋之中。
中国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之中。正热心于“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中国，把容国团的胜利顺理成章宣传为中国体育界放出的“大卫星”。
1959年第8期《新体育》杂志的评论员，用“一声响亮的春雷”来比喻乒乓“大卫星”：“最近，容国团和我国其他乒乓球选手的胜利，像一声响亮的春雷，引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喜悦、兴奋和祝贺。容国团在这次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了和团体赛同样引人注目的男子单打比赛的世界冠军，为祖国争得了光辉的荣誉，打开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和其他运动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世界冠军的大门……他的成就，和举重、游泳、跳伞等项运动员的成就一样，再一次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的体育运动的飞速发展。”
小小银球，成了举国瞩目的“卫星”。如同头胎得了个大胖小子格外宠爱一般，容国团首获世界冠军，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全国各地邀请他举行表演赛——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多么期望一睹英雄的丰采！
当容国团来到上海，定于卢湾区体育馆举行表演赛，消息传出，体育馆前那条陕西南路上，成了行军床和藤椅的“博览会”——上海人通宵在那里排队，为了买到一张入场券！
就连中央首长们，也想看看世界冠军的表演赛。中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北京中南海的邀请。
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中国乒乓球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过分的兴奋，早来到那里作准备工作。
咦，一个面孔熟悉的长者，正在小饭厅里吃饭呢。面前是一碗西红柿菠菜汤，一盘炒鸡蛋。他，不正是朱德总司令吗？
入夜，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董必武来了，贺龙来了。
表演赛开始了。
坐在刘少奇一侧的中年妇女，常常一边看，一边高声谈笑。她是谁？一打听，原来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那时人们还不大认得她。
深夜，一个身材魁岸的人踱了进来。马上有人给他让坐，于是，大家的目光暂时离开了乒乓桌，投向了他。
哦，毛泽东！
毛泽东的出现，使表演赛推向高潮。
毛泽东和世界冠军以及乒乓名将们的合影，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在那年月，这无疑是最崇高的荣誉。
小小的乒乓球，在中国受到了特别的宠爱。“乒乓热潮”席卷中国城乡。
打乒乓只需要两块板子一张球桌，简单易行，很快在中国普及。
许许多多中学、小学里，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
第26届世乒赛已决定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头一回举行如此规模盛大的国际性体育比赛。中国人已经下决心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大显身手。
中国大规模地选拔乒乓球运动员。上万人参加了选拔。这样，中国乒乓球队仿佛成了金字塔的塔尖，底下有着宽大、雄厚的基础。
夺得历史性的胜利
那块地方，
春意正浓。
一个个白球儿，
在墨绿色的桌子上飞行，
好象一只只鸽子。
跳跃在晴空，
又好像一只只帆船，
在这海面上逐浪追风。
诗人郭小川为第26届世乒赛，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赞歌》。
1961年4月4日，当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体育馆开幕，如此众多的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个小小圆球的重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陈叔通、林枫。
由于电视机普及率甚低，北京的每一架电视机前挤满了观众，在大学里，一架电视机前的观众甚至不少于一场电影的观众！那20寸的黑白屏幕在20公尺以外，简直成了一寸照片。可是，年轻人仍每场必看。据统计，当时北京的电视观众达40万之多。
除了北京之外，对不起，人们只好听收音机或者看报纸了。
中南海的电视机也打开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也从屏幕上观战——这比上次在小饭厅里的表演赛，毕竟要精彩多了。
来自五大洲31个乒乓球协会的243名选手，在这里进行1295场鏖战。
第26届世乒赛不再是“容国团时代”——虽然23岁的他仍上场，但挑大梁的是一个原本默默无名、前些时候还不过是乙队队员的19岁高中生庄则栋。另两名新的主力队员是李富荣、张燮林。他们是“小将”。容国团、徐寅生是“中将”。王传耀、姜永宁等“老将”已经退出了战斗行列。
庄则栋作为一匹“黑马”，在第26届世乒赛上杀透重围、力挫群雄，勇夺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博得了“小老虎”之称。
这位来自北京22中学的年轻选手，在自己的球拍上写了“加、迅、尽、打”四个字。
这四个字，表现了他参赛时的心态。
这是当时报道中的一段话：
“‘加、迅、尽、打’四个字，这是他今年3月听了领导同志给全体队员作了报告后写上去的。那次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敢胜善斗，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要求大家加紧训练，迅速提高，尽最大努力，打出最高水平……小庄牢牢记住了领导同志这些指示，把四个字写在球拍上，每次练习时看看它，勉励自己。在赛前集训的这段时间里，小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经常找思想修养和描写英雄的书籍来看……夜里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党和人民真是支持我们哪！领导同志时刻关心我们，全国人民写信鼓励我们，全队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为了集体的胜利，不考虑个人得失，互相帮助，我就这样想着想着，一夜没有睡着。’”
这段话，大体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乒乓球队对运动员所进行的教育，即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
当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时，他所得到的奖赏是四册《毛泽东选集》。
中国队大胜。除了拿了男子单打冠军奖杯之外，还夺得男子团体、女子单打的世界冠军。另外，还荣获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四项亚军。
中国男队跃为一级第一，女队成为一级第二。
在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优秀男、女乒乓球选手名单上，庄则栋和丘钟惠坐上第一把交椅。
国内外记者、体育评论家，都用这样一句简洁、鲜明的话加以概括：“中国乒乓球运动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对于当时处于世界体育下游的中国体育界来说，乒乓球队的胜利是历史性的。尽管在国际体育界看来，乒乓球不过是“小球”，奥运会中都没有乒乓球的一席之地，而在中国体育界看来，这是“空前的巨大的胜利”。
于是，中国乒乓球队成为中国体育界的“红旗队”。
于是，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
于是，19岁的庄则栋，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文教群英会代表。
笔者在1994年10月采访来自美国的庄则栋的同父异母姐姐庄则君时，这才了解庄则栋的鲜为人知的身世：
庄则栋的父亲庄肇一，字惕生，乃上海滩著名犹太巨贾哈同的长婿！豪华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原址），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私人花园。哈同出生于巴格达，早年流浪于印度，后来由香港来到上海，做鸦片、皮毛和外汇生意大发其财，1901年在上海开设了“哈同洋行”。此后，又大做房地产生意，成为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富商。
哈同在上海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庄肇一是这所大学里的教师。他被哈同夫人所选中，和哈同长女罗迦陵成亲，成为乘龙快婿。罗迦陵生下四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这老三便是庄则君。
后来，庄肇一在扬州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这儿子生于1940年8月9日，取名庄则栋……
“百般宠爱在一身”
在第26届世乒赛举行的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多了一只公文皮包。
通常，他的一只公文皮包里装着中央文件。这一回，多一只公文皮包，专装世乒赛“文件”，诸如比赛日程表之类。周恩来随时关注比赛的进度，从比赛日程表上划去战败者的名字。周恩来仿佛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总顾问。
周恩来能够随口叫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和主力队员的名字，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人，知道他们球艺的特点。
作为一国总理，接见中国乒乓球队的次数竟多得无法统计。赛前，他要发表讲话，作一番鼓励；赛后，他要设宴为乒乓英豪们庆功，说一番祝贺的话。
中国乒乓球队的胜利，凝结着周恩来的多少心血！国际乒联主席曾感叹道：“世界各国的总理之中，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关心乒乓球！”
“你们的伙食怎么样？吃得饱不饱？你们每天定量供应的肉有多少？”周恩来甚至到中国乒乓球队的食堂里去，问长问短。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肉成了“稀有元素”。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在第26届世乒赛前夕，给中国乒乓球队调来了最好的厨师，每天八菜一汤，六元人民币伙食费，每人每天供应二两肉——在那时候是了不起的破例！
周恩来办事总是那么无微不至。他甚至对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明和松崎君代也非常关心，把他们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好友，请到自己家里来，跟他们叙谈友谊，同桌进餐……
毛泽东是一位战略家。他也关注着中国乒乓球队。他曾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仔仔细细观看着中国乒乓英豪们夺来的银光璀璨的大奖杯，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1962年9月，秦皇岛，白浪滔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那里召开。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却请来了中国乒乓球队，在那里进行表演赛，使气氛变得轻松。毛泽东说：“这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中苏关系日渐尖锐化。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长信。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苏共中央写一公开复信。有人起草了初稿。毛泽东阅毕，大为不满，说了一句“乒乓行话”：“我不要庄则栋式，要张燮林式！”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中国乒坛各种流派颇为熟悉。
重新起草的任务，落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头上。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起初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向来不爱运动的他对乒乓球界又不甚了解。后来，他请人介绍庄则栋和张燮林的球艺特点：
庄则栋号称“小老虎”，以正面快攻为特色；
张燮林此人有着“乒坛魔术师”之称。这位上海的青年工人，原本是一个长跑选手。后来，改学乒乓，作为一名攻球手，成绩不佳。偶然见到姜永宁的一次技术表演，大受启发。因为姜永宁是著名的削球手，变幻莫测的削球令人眼花缭乱。张燮林心想，自己本是学长跑的，体力不错，能够适应削球时左右应接、来回奔波。
于是，张燮林从此一改球路。在1960年的全国乒乓球比赛中，张燮林以削球横扫诸位国家队名将，引起注意。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大胆启用这位新手，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主力，参加第27届世乒赛。张燮林那不断削出变化莫测的球，连胜日本名将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立了大功。日本选手惊呼，在张燮林面前，“不知如何对付为好”！
陈伯达明白了庄则栋和张燮林球艺的区别，细细品味毛泽东的战略性的那句话，终于悟明其中的意思：
那篇初稿针对苏共中央的信，逐点驳斥，用的是庄则栋式的“进攻型”战略，显得太直太露了，而毛泽东则主张用张燮林式的“防御型”。
于是，陈伯达及其所领导的起草小组重砌炉灶，正面阐述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意见。送呈毛泽东审阅后，果然，毛泽东颇为满意。
这便是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正式的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设》。
连毛泽东也说起乒乓球“行话”来，足见乒乓球已深入人心。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看乒乓球赛，比别人高出一筹：他从战略上加以思索，把乒乓战略运用到政治斗争中去。
“乒乓热”也悄然在中南海兴起。
毛泽东酷爱游泳，这时，新学打乒乓。他手持球拍的彩照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是一种无声的号召。
董必武给乒乓球取了一个别致的雅号，曰：“卫生球。”他每天下午结束工作之后，在家里打上半个小时的乒乓球，“卫生”一下。
江青原本在当电影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自然，她在中南海也露了一手。
周恩来的右臂受过伤，他确实只能来回推挡。然而，只要周恩来有空，中国乒乓球的队员们谁都高兴跟他来回推挡着——他的球风和他本人一样和善、稳健。
有一回，周恩来遇见了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对他说：“我们来一盘！”
李达，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指挥过千军万马，却不会打乒乓球，输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你管体育，不会打乒乓球怎么行呢？”
周恩来的话很快在国家体委领导层中传开。不会打乒乓球的，赶紧去学、去练……
主管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身兼国家体委主任，三天两头往中国乒乓球队跑。他本来就喜爱体育。现在，他自称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后勤部长”。有什么困难，贺老总一句话，就给解决了——中国乒乓球队已成了“掌上明珠”。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主管外交，中国乒乓球队本非他的“辖下”，他却对中国乒乓球队也颇为关注。第26届世乒赛之前，周恩来点将，让陈老总欣然允诺。
陈老总驱车前往北京饭店——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集训所在地，登上七楼，发表演说。他戴着一副墨镜，不时妙语横生，全场不断爆发笑声。
“如果你们输了，我请你们吃饭！”陈老总一语惊人，举座不解。哪有输了请吃饭呢？
“你们要输得起！”陈老总说，“有一回，我打了败仗，我的顶头上司正要处分我，让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说，干吗要处分陈毅呀？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天底下哪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所谓常胜将军，也只是说胜多败少，不等于不打败仗。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第26届世乒赛上，胜得多一点，败得少一点——并不是说不能打败仗。即使打了败仗也不要紧，反正有我在，一定请你们吃饭！”
陈老总一席诙谐言语，使中国乒乓球队员们解除了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中国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则简直把中国乒乓球队当成自己的家，在那里跟队员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训练。在队员们练球时，他甚至在一旁帮拣球！
乒乓，成了“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如同三房联祧的儿子，百般宠爱在一身……
“阳盛阴衰”的岁月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一面体育红旗。
就在这时，中国乒乓球队里头一回出现不协调的音符。尽管当时在幕后作了处理，以免影响这面红旗的威信，但是出席第27届世乒赛的异常阵营，毕竟还是泄露了无法捂住的秘密。
第27届世乒赛预定1963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乒乓球队下定决心，要再接再厉，拿下更多的奖杯。
可是，1963年初，咄咄怪事发生了：年已34岁的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孙梅英，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她披挂上阵，充当中国女队主力，去布拉格。
孙梅英已经“挂拍”，身体已经发胖，怎么让34岁的她再上沙场？须知，当时中国男队主力队员的平均年龄不过21岁！
为什么急急地要老将孙梅英重新执拍？当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选手名单披露于报端，人们明白了韩玉珍的名字被一笔勾销，难怪临时只得请孙梅英出马。
韩玉珍1942年生于哈尔滨，比孙梅英小13岁！在第26届世乒赛上，韩玉珍是中国女队主力之一。她和李富荣配合默契，夺得了男女混合双打世界亚军。
另外，她还和梁丽珍结对，夺得女子双打第三名。在女子单打比赛中，她名列第八。
“韩玉珍事件”其实早已在海外风传，但在中国大陆没有披露，以为有损于“乒乓红旗”的形象。
那是在1962年11月1日，中国乒乓球队刚刚到达东京，翌日准备与日本乒乓球队交手。可是，就在中国乒乓球队到达的当天，在下榻的宾馆里，韩玉珍遭刺，手上鲜血淋漓！
日方当然非常重视这一事件，以为有人对中国乒乓球队下毒手。可是，日本的警察毕竟富有经验，经过现场勘查，作出惊人结论：没有任何人暗害韩玉珍，是她自残致伤！
身为中共党员、乒坛名将，韩玉珍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丑事？
韩玉珍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向组织上交代：原来，思想上的压力太大了，生怕翌日上阵打不过日本选手，借自残以逃避比赛！
韩玉珍被开除了党籍。急匆匆，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员，只得请老将孙梅英顶替她。
韩玉珍的神经过于脆弱，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严重，她栽了这个大跟斗，咎由自取。
然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三房联祧”，荣誉纷至，只许胜，不许败，对于运动员思想上造成的压力有多大！
韩玉珍的悲剧，给中国“乒乓红旗”抹上了一点污迹。
中国乒乓球队忧心忡忡飞往布拉格，生怕有个闪失，奖杯少于26届世乒赛。虽然两年前在北京饭店七楼，陈老总跟他们说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那毕竟是两年前说的话，两年来鲜花和荣誉包围着中国乒乓球队，变成了沉重不堪的思想包袱。
周恩来仍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中国体育界的这支劲旅。出发前夕，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中国乒乓球队，问道：“你们有什么困难？巧克力带够了吗？缺什么，尽管说。今天我特地把先念同志请来，他主管财政，是‘财神爷’——你们需要什么，向先念同志开口！”
中国乒乓球队还未到布拉格，周恩来的电话已经打到中国驻捷大使仲曦东那里了。周恩来“任命”仲曦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后勤部长”，这下子忙坏了仲大使。
当时的捷克，食品匮乏，况且与中国的关系相当紧张。仲大使从邻近的中国驻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等大使馆调运食品，以保证中国乒乓球队吃得好。要知道那时的捷克，连红萝卜都是紧张物资！
布拉格之役，中国队的阳盛阴衰，凡是与“女”字沾边的奖杯，一个也拿不到！日本女队不仅蝉联女子团体冠军，而且把女单冠军从丘钟惠手中夺走。
女子双打，以至男女混合双打，全给日本队夺去冠军杯！
中国男队队员阵营整齐，五员大将处于最佳年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王志良。中国男队依然蝉联男子团体冠军，庄则栋蝉联男单冠军，张燮林、王志良从日本队手中夺得男子双打冠军。
这么一来，中国队的战绩与上届持平，即拿到三项世界冠军——失去了上届的女单冠军，换了个男子双打冠军。
中国女队惨败，所得的全是第三名，连孙梅英夺得的也是女子单打第三名，如此而已。
这一回与26年之后的第40届世乒赛恰巧相反——这一回中国女队输得精光，26年后中国男队一败涂地。
“智多星”前来女队“放火”
回国之后，中国乒乓球队“一分为二”：男队四面风光，女队楚歌四起。
像针尖一样的话，不时扎进中国乒乓队的耳朵里：
“哼，沾着‘女’字的边就输！”
“为什么能够训练出这样好的男队，却训练不出同样好的女队？”
“中国妇女的素质太差。”
没办法，女队只得忍气吞声。败兵之将，怎敢说一句响话？
男队到处作凯旋报告，女队闷声不响躲在家中。
如此这般，日子过得飞快。眼看着两年一度的世乒赛，又要到来。女队访问日本，进行“热身赛”，又输得一塌糊涂。
女队的教练们琢磨着：“请男队来讲一讲吧，鼓鼓劲。”
女队如此谦逊，男队自然不能不去讲讲。可是，谁去讲呢？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庄则栋。他蝉联两届世界冠军，腰杆最硬，话最说得响。可是庄则栋的口才远逊于球艺。
于是，点将点到徐寅生。他答应了。
徐寅生此人，素有“智多星”之誉。论球艺，他略逊于庄则栋、李富荣，可是论聪明，远在别人之上。
早在1961年第12期《新体育》杂志上，便以《足智多谋》为题，把徐寅生大大地夸奖了一番：
这位比庄则栋、李富荣等小将阅历略深，而资格经验又不如容国团、王传耀等老将的22岁的青年，被人笑呼为‘中将’。在他身上确实兼有小将的饶勇和老将的沉着，他的打法鲜明地体现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快、狠、准、多变的技术、战术风格。你看他，跳起来一气连扣日本冠军星野十二大板，攻势不谓不凌厉，颇有‘小老虎’之风。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出现在球台前，用刁钻多变的球路、机智灵话的打法赢得上风。人们可以饶有兴味地看到忽而正手长抽，忽而反手劲挡，硬攻软吊，长短左右，令观众眼花缭乱，使对手防不胜防。加上他梅花间竹般地以各种手法发球，和不时运用巧妙的假动作，更增加了他这种打法的威力……
“比赛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斗技、斗力，也取决于斗志、斗智的结果……《心书》上说：‘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谓之智将。’……”
徐寅生是上海人。他从50年代初开始打球。1956年，他参加上海市乒乓球赛时，连球拍都没有，临时向别人借，打得不顺手，结果落选了。不过，他毕竟喜欢乒乓球，球艺不断进步。
1958年，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冯小秀发表过一篇报道，题为《看戏误比赛，徐寅生辜负众望》。那是在全国举行九城市乒乓球赛时，徐寅生进入了男子单打半决赛，不料，他看错了比赛秩序册，以为下午没有比赛，就到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暗无天日》。看了十几分钟，忽然，银幕边的墙上打出字幕“徐寅生出去”，他这才知道大事不妙。连忙赶到体育宫，已经误了半决赛的时间，裁判判他自动弃权。徐寅生这才意识到，粗心大意使他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不过，此后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大有进步。他参加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每天晚上坚持写训练日记，不断地记下心得。所以，他比别的乒乓球运动员更善于动脑筋，博得了“智多星”的美誉。
这天，中国乒乓球队女队队长孙叶青请来了“智将”徐寅生。
就在女队的办公室里，徐寅生跟女队教练、队员们随口而谈，“笔杆子”刘兴风闻此事，当场作了记录。
谁都未曾想到，这份记录后来经过秀才润色、加工，往上送，贺老总作了批示，毛泽东作了批示，徐寅生的讲话竟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文章，在《红旗》杂志上登，在《人民日报》上登，成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学习文件！
毛泽东是在1965年1月12日对徐寅生的讲话写下批示的。
从此，“1月12日”成了中国体育界的“历史性的日子”、“里程碑式的日子”。
在“文革”中，每年的这一天，中国体育界便要举行纪念会，报上要发表纪念文章，庆贺一番。
毛泽东的批示，全文如下：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么？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那时的毛泽东，已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了。他如此推崇徐寅生的讲话，一下子就把徐寅生从一个运动员推到“全国楷模”的地位，比得了世界冠军还光彩百倍。
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个讲话。”
毛泽东作了批示的第五天——196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便全文发表徐寅生的讲话，并加了编辑按，声称：
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
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球，可是，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个讲话。”
徐寅生的讲话是以《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为题发表的。
他声称：“我这个人从小就感觉自己打球有出息，因为打起球来很灵。”
“我这个人行动上有些懒，但思想上不懒。平时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都要想想如何同自己的任务联系起来。”
“解放军是带着敌情观念练兵的。我也想如果我们把乒乓球都看作蒋介石的脑袋，一板一板打起来该多有力量！”
他所说的“把乒乓球都看作蒋介石的脑袋”的带着“敌情”练球，顿时传遍了全国。
徐寅生的讲话，其实是当时流行的“讲用式”发言罢了。他的讲话的核心，是“要把毛主席的话如何用在我们打球上”。
他说他是到女队来“放火”的，反正“豁出去”啦。
比之于别的男队运动员，徐寅生确实“足智多谋”，“思想上不懒”。他的讲话的主要宗旨，是“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他的这篇“讲用式”的发言，却被夸奖到了不应有的地步。说“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充其量是一篇当时“活学活用的好作品”！
“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徐寅生的讲话的发表，被人们誉为中国体育界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1965年第2期《新体育》杂志，几乎成了“徐寅生专辑”！
这一期《新体育》除了转载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徐寅生的讲话之外，还在“徐寅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摘抄”的通栏标题下，刊载徐寅生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文章。
他写下种种体会：
对于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提高到革命或不革命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运动员打球，如果把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抛开个人得失，这样就是革命的态度，反之，就是不革命的或者不大革命的。
“（第27届世乒赛）三项比赛都遭致失败，正是个人主义的必然结局。”
也就在这一期《新体育》杂志上，发表中国乒乓女队运动员们学习徐寅生讲话的体会。
李赫男说：“对比自己，没有像徐寅生同志那样思想上老有一杆‘枪’，带着阶级感情练球。”
梁丽珍说：“徐寅生同志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能够联系自己的打球，善于总结经验，并能指导行动。”
仇宝琴说：“读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后，解决了我的思想问题。”
在一片“讲用”声中，迎来了第28届世乒赛。
1965年4月，当中国乒乓球队飞往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参赛时，男队教练说出心中的“悄悄话”：“我倒不担心中国男队会输，我担心徐寅生会输——他这几个月来背的包袱太重了！”
在卢布尔雅那，庄则栋仍保持锐不可挡的势头，第三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乒乓球史上唯一的单打“三连冠”。
中国男队也成了男子团体“三连冠”。
徐寅生在团体赛及单打中，战绩果然不佳，但在男子双打比赛中，他与庄则栋配对，夺得男子双打世界冠军。
人们关注着中国女队的命运。
令人振奋的消息从卢布尔雅那传出：
中国四员年轻女将林慧卿、梁丽珍、李赫男、郑敏之，击败了上届世界亚军罗马尼亚队，击败了上届世界冠军日本队，第一次夺得了女子团体世界冠军！
尽管女单冠军仍被日本队深津尚子所获得，但郑敏之和林慧卿摘取了女子双打桂冠。
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空前的大胜利：一下子把七个奖杯中的五个夺到手。尤为可贵的是，从此结束了“阳盛阴衰”的历史。
此外，中国队还夺得四个亚军和七个第三名。
中国女队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总结了27届世乒赛时青黄不接的深刻教训，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新手。如年仅19岁的新手李莉，头一回参加大赛，便以两个“3：0”，击败了匈牙利名将福尔迪尼和日本名将关正子。
然而，中国女队的胜利，被宣传为三个月前徐寅生讲话所带来的胜利，亦即毛泽东的批示的胜利。
于是，以某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名义发给中国乒乓球队的贺电中，用了一句这样的话：“你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于是，《新体育》发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向我国乒乓球队学习》为题的编辑部文章：
“我国乒乓球队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
“我国乒乓球队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是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
“人，是决定的因素，中国运动员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这篇文章谈到了女队的胜利：
“我国女子乒乓球队在这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因为她们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抛弃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她们从贺龙副总理的批语中，从《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中，从徐寅生同志的讲话中，得到了力量。她们如同拨开了云雾，认请了过去为什么不能像男选手们那样步伐壮阔，正是因为政治还不挂帅，思想还不够过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还不多，还不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去运用辩证唯物论。”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对于体育界如此宣传，不以为然。
他们质问道：“打乒乓球，胜了，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说呢？”
他们尖锐地指出，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要注意防止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可是，当时已处于“文革”的前夜，林彪所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之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绝招”正向全国推开。中国乒乓球队的胜利，被纳入了这一宣传浪潮之中，《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长篇通讯，宣传乒乓球之胜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体育红旗——既有令人瞩目的战绩，又有徐寅生讲话那样的理论。
中国体育界全部向中国乒乓球队这个“排头兵”看齐。
余邦基（八一男子篮球队教练）说：“这次小庄（指庄则栋）打得很漂亮，原因就在于他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
钱澄海（国家男子篮球队运动员）说：“乒乓女队从失败到胜利的转化的决定因素，是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
倪志钦（国家田径运动员）说：“女队一跃成为世界冠军，就等于我们在田径项目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她们能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战略上藐视对手，在战术上重视对手，敢打敢拼，敢于胜利，首先做到了思想过硬，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
“看齐！”“看齐！”中国体育界掀起了学习排头兵的热潮。
“排头兵”在向“左”转。
成为历史笑话的北京邀请赛
“文革”风暴席卷中国。“乒乓红旗”迎风飘扬，在“文革”初期依然保持“排头兵”的地位。
为了又一次显示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实力，在1966年酷热的8月下旬，北京举办了国际乒乓邀请赛。参赛的12个国家和地区中，乒乓强手唯有日本队，其余为柬埔寨、锡兰、朝鲜、越南、尼泊尔、黎巴嫩、也门等等。这是一次以“团结反帝”为基调的乒乓球邀请赛。虽说就比赛的重要性来说，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不值一提；然而，这次比赛特殊的“革命”气氛，却是不可淡忘。
在中国队的队员名单上，冒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李富勇。”此人的名字紧挨在庄则栋的大名之后，足见其地位举足轻重。哦，中国队一定又培养了一个新生力量。
待到“李富勇”在开幕式上亮相，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李富荣！
“文革”掀起了“改名”浪潮，李富荣这个名字取义于“富贵荣华”，显然属于“四旧”。于是，“革命化”了，改名“李富勇”！
幸亏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的名字不属于“四旧”之列，不然，全要“刷新”了！
当年一篇署名“闻育”的报道，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现摘录原文，读者可以从中领略“文革”的气氛：
场地工人们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因此，这次赛场布置，千条万条，应以突出毛泽东思想为第一条，把赛场布置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场所。
“人们一走进宏伟的工人体育馆，在体育厅里，在走廊中，在比赛大厅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可以看到巨幅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8月27日晚上举行开幕式时，“中国乒乓球小将们都手拿《毛主席语录》入场，表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决心”。
“许多观众带着《毛主席语录》进场。在等候举行开幕式的时候，看台上不时有观众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
开幕式时，军乐团演奏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
“在红卫兵的影响下，观众们也几乎都带上了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赛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
他们每次都要读“最高指示”：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他们“活学活用”着。比如，庄则栋与日本第一号选手长谷川信彦比赛前，学的是毛泽东关于“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的“最高指示”；郑敏之呢，“在手背上写了两句话，一句是‘排除万难’，一句是‘排除急躁’”。
唉，真不知在紧张的比赛中，郑敏之是否还顾得上看手背上那八个字，可是报道的作者却坦然写道：“郑敏之果然胜了”！这简直神极了！灵极了！
中国选手在九天的比赛中，夺得了邀请赛的七个项目的六项冠军、五项亚军和五个第三名，大获全胜——对手除日本外，都是弱队。
授奖仪式也不同于众：
“9月4日晚10点多钟，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灯火辉煌，气氛热烈。在有节奏的掌声和雄壮的乐曲声中，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男、女选手们，领取了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一个又一个的奖杯。然而，当他们挥手向群众示意时，高高举起的不是奖杯，却是红光闪耀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乒乓球的运动员们正是用高举《毛主席语录》来告诉人们，他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最妙的是，庄则栋在邀请赛期间，收到一封少先队员的信，据说给了他很大的鼓舞。那封信写道：
“球不是乒乓球，而是蒋介石的大光头；球拍不是球拍，而是枪；球场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场，就会使你浑身力量无穷。”
红色的邀请赛，红色的球队，中国乒乓球队在“文革”初期仍保持着“体育红旗”的地位。
向来不爱体育运动，连阳光都害怕的那位“林副主席”，在1966年那大念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中，也提到了庄则栋、徐寅生的大名：
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得书本上的一点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主席。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国球”在多特蒙德流泪
德国西部的多特蒙德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并不高。
一条皇帝大街，还有公元九世纪卡罗琳皇家的要塞、古堡遗址，招来了不少游客。
可是，在1989年4月以及整整30年前的1959年4月，这座小城的旅馆曾两度处于“过饱和”状态。从威斯特法伦体育馆里传出的掌声、笑声和叹息声，震惊了世界——小小银球像流星一样闪烁，第40届以及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此举行。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多特蒙德是一座里程碑：30年前，这儿是中国“国球”笑的起点；30年后，中国“国球”却在这儿流泪……
输得那么的惨，中国乒乓球男队在第40届世界乒乓球赛上，竟全军覆没：
“斯韦思林杯”（男子团体冠军）丢了！
“勃莱德杯”（男子单打冠军）丢了！
“伊朗杯”（男子双打冠军）丢了！
就连“赫杜赛克杯”（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
凡是与男子沾边的杯，全丢了！中国乒乓男队输得“光屁股”了！
输得最惨的，要算是在争夺男子团体冠军时，中国队与瑞典队之战：
第一场，江加良败于阿佩伊伦；
第二场，滕义败于瓦尔德内尔；
第三场，陈龙灿败于瓦尔
第四场，江加良败于瓦尔德内尔；
第五场，陈龙灿败于阿佩伊伦。
中国男队竟以0：5惨败，吃了个鸭蛋！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男子团体冠军被瑞典夺去。男子单打冠军的宝座，被瑞典瓦尔德内尔抢占。
男子双打冠军由德国分享。混合双打冠军落进南朝鲜手中。
唯有与女子沾边的奖杯，仍由中国队夺得。
国际体育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多特蒙德已成了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滑铁卢！
中国乒乓男队全军覆没，“主帅”并非没有预感。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在男子团体冠军赛前，曾估计中国队会输，但是输的比分可能是4：5，或者3：5，甚至2：5.至于“剃光头”，则是李富荣从未想到的。
惨败，使李富荣一脸尴尬，不得不以低调子说道：“斯韦思林杯回到中国队，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讲，要过六年，两三届世乒赛以后！”
李富荣说及夺回斯韦思林杯，要采取三条措施：“培养新手，创新打法，发展新技术，如果说没有这三条，我们要迎头赶上是不太容易的。”
李富荣所说的“三新”，实际上只是着眼于技艺。
中国乒乓球队主教练许绍发虽然也板着面孔，但是那话说得比李富荣更直率一些，触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某些隐痛：
我们的技术明显落后。我觉得1981年时，国家体委决策上犯了一个错误，将国家青年队砍掉了。青年队是1957年成立的，庄则栋、李富荣、梁戈亮、李景光、蔡振华、王会元、陈新华、谢赛克、郭跃华都是青年队上来的。青年队被砍掉，在蔡振华、郭跃华之后，就造成国家队在年龄上脱节……
“人才外流比较多，有的加入了人家国籍，我们没有办法。几年前我们已经呼吁过此事，但国家体委没有很快作出什么规定来……”
“老外”们怎么评论一败涂地的中国男队呢？
德国的电视体育评论员，在屏幕上历数中国队的种种失误：
第一，中国男队水平逐渐下降，而欧洲男队则赶了上来；
第二，中国男队的发球秘密及绝技已经丧失殆尽，技术上明显走下坡路；
第三，中国男队过去的传统——前三板优势已经不见了；
第四，中国男队在三板之后的相持球明显不如欧洲；
第五，新人不新，新名字、新面孔出现，但却没有新技术、新战术。
关于第五条，瑞典男队总教练奥斯特在捧得斯韦思林杯的时刻，作了绝妙的注解：“今天中国队用三名快攻型打法的选手上场，而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打法。所以我真想问中国队教练，为什么用一种打法的三位选手？”
一时间，中国队成了多特蒙德城的议论中心，成了世界乒乓球界的议论中心。体育比赛历来“赢说赢话，输说输话”：赢了，颂歌震破耳膜；输了，臭骂接二连三。要么沸点，要么冰点。
其实，人的正常体温是37摄氏度。过热，会使人昏头昏脑；过冷，会使人伤风感冒。
这次大败，彻底地冲掉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傲气，使曾经被吹得无限膨胀的这支“冠军队”、“中国体育界的一面红旗”来了个大幅度“减肥”。
趁此良机，冷静地回顾中国乒乓球队30年历程，看清中国乒乓球队30年来的兴衰浮沉，倒是可以理出多特蒙德之溃的那团乱麻的头绪，用“x”光对中国乒乓球队来一番透视……
沉重的一页——“三英”之死
1967年4月，第29届世乒赛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拉开大幕。
比赛结果令人震惊：除了男子双打世界冠军被瑞典队夺得之外，其余六项世界冠军被日本队囊括！
中国队怎么连一个奖杯也没有？
中国队压根儿没有参赛！
国际乒联主席在斯德哥尔摩遗憾地说：“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不是真正的世乒赛！”
无奈，中国正处于非常时期：“文革”使中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中国乒乓球队也处于大动乱之中，你斗我，我批你，中国乒乓球队正忙于“窝里斗”，正忙于打“政治球”。一个团结的集体涣散了，无法再上阵拼搏，只得眼睁睁让日本在29届世乒赛上独占鳌头！
中国乒乓球队从顶峰重重地摔了下来。每天的常课是“早请示，晚汇报，上午读社论，下午小组会，还要跳‘忠字舞’”。
随着贺龙的倒台，荣高棠被打倒，乒乓球队忙于“揭批”他们。一位原本得到过贺龙关心、批示的乒乓名将，此时“反戈一击”，在报上发表批判贺老总的文章。
在乒乓球队里，运动员斗教练已成了“规律”。因为运动员是“小将”，而教练毕竟多吃几年饭，经历过风风雨雨，多少总有点“辫子”可抓：经历过1957年那场运动的，也许是个“漏网右派”；从香港回来的，自然会与“特务”之类挂上钩；就连庄家富，盛暑时节听报告，一件汗背心、一条短裤，跷着脚，把无处可放的“红宝书”用脚丫子夹着，也招来了一番猛烈的批斗！
运动员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运动”不息，除了批“走资派”，斗“反革命”教练，哥儿们也分成几派，斗个没完没了。
“三连冠”庄则栋成了批判的对象——原因是他最初保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成了“铁杆保皇派”！
哥儿们不再按比赛成绩论座次，而是按家庭出身分贵贱：工农子弟趾高气扬，资产阶级子女低三下四。他们之间进行着“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愈演愈烈。1968年，当中国乒乓球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惨不忍睹的三幕悲剧终于在这个“体育红旗队”里发生了。
第一幕悲剧——1968年4月16日清晨，在做完早操之后，几个“乒乓造反派”查看隔离室，发觉傅其芳不在隔离室里。当他们寻到隔壁一个小房间里时，惊呆了：傅其芳直挺挺地挂在钢窗上！
原来，傅其芳早已留意隔壁小房间的钢窗上，横着一根挂窗帘的铜横杠。
他自缢于横杠之上。他的死引起中国乒乓球队一片慌乱，急急忙忙之中，把穿白衣服的炊事员当成大夫拉去进行抢救！
傅其芳实在忍无可忍，才走上这条绝路。在那些日子里，不光是乒乓球队斗他，篮球队、田径队、举重队也轮流斗他。这斗，是残酷的毒打。那些运动员的铁拳，比起那些红卫兵要厉害得多，打得他支撑不住，只好选择了“天国”之路。
傅其芳的罪名是“香港特务”、“走资派的亲信”。
可悲，可叹，无辜的他，死于非命。
他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功臣：
从1958年起，他担任中国乒乓球男队教练。中国乒乓男队从第26届世乒赛到第28届世乒赛连获大胜，傅其芳立下大功。
中国男队主力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皆出自傅其芳门下。
傅其芳力主“近台快攻、发球抢攻、前三板”，这一风格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风格，成为克敌制胜的真正法宝。
他是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人。由于他的伯伯在上海开钱庄，他到了上海。喜欢活动的他，爱上了乒乓球。1950年，他到香港打球。1952年，他与姜永宁一起回国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姜永宁获全国冠军，他获全国亚军。1957年，他是参加第24届世乒赛的中国队主力，为中国队夺得团体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万万没有料到，“文革”风波骤起，他竟被诬为“香港特务”。他的死，使中国乒乓球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教练，失去了一位韬略家，失去一根大梁！
在傅其芳死去之后整整一个月——1968年5月16日（5月16日这个日子本身便有着不祥的含义，因为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两年前的5月16日通过的），发生了第二幕悲剧，姜永宁上吊自杀！
姜永宁是与傅其芳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敢说敢做，咋咋呼呼，常常得罪人，而姜永宁性格内向，为人小心谨慎。傅其芳酒后会发发牢骚，姜永宁语言不多，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可是，连姜永宁这样守本分、老老实实的人，也在劫难逃。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县人，家贫。父母离异后，母亲去香港，改嫁。父死，姜永宁去香港投奔母亲，做童工。他见到别人打乒乓，很羡慕，可是没钱进乒乓房。最初，他在下班之后，在乒乓房里帮人拣球。这样，当别人打累了，他可以趁别人休息时打几下。他在如此艰难之中，学会了打乒乓球。
自从1952年他回内地夺得全国乒乓男子单打冠军之后，组织上劝他留下来，他答应了。1955年，他再度成为全国男子单打冠军。他是中国乒乓球队襁褓时期的英豪，为中国乒乓球队走向世界冠军铺了路。
后来他成为教练，培育一代乒乓新秀，洒下辛勤的汗水。他工作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素有“拼命三郎”之称。
在“文革”中，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当傅其芳被打成“香港特务”，与傅其芳一起归来的他也就成了“特嫌”。
为了查清这“嫌疑”，他在1968年5月10日被隔离审查。5月12日。他的家被抄，查出重要“罪证”——他小时候的一张照片，那衣服上的图案看上去像日本的“太阳旗”，由此被“推理”为“日本特务”！
这一“重大发现”，使姜永宁遭罪，造反派们逼着他交代如何成为“日本特务”。这，叫他怎么交代呢？
他无法交代，又被“推论”为“负隅顽抗”。于是，15日晚，用拳头“发言”，对他进行“批判”。
受不了毒打，姜永宁走上傅其芳之路——上吊于北京先农坛宿舍4楼。中国乒坛，就这样又殒落一颗明星。
第三幕悲剧最为惊心动魄。为中国夺得可贵的第一个乒乓世界冠军的容国团，走投无路，跟傅其芳、姜永宁去追寻那个安宁静谧的天国去了！
容国团在中国声誉卓著，他为中国乒乓腾飞所立下的里程碑式的功勋，无人不钦佩。他，潇洒、温和、诚挚、正直，人品高尚，冰清玉洁，素来为全队所敬重。在“文革”初期，乒乓球队斗来斗去，没有去碰容国团。
1967年4月，中国队没有出征第29届世乒赛，眼看着一个个奖杯落入日本队手中，容国团心似刀绞。到了1968年春，为了争取翌年4月参加第30届世乒赛，容国团和队友们发起写“请战报告”给中央。报告是由容国团执笔的。
“请战报告”送上后，遭到了否决，认为中国乒乓球队要借此“逃避运动”。于是，要揪出“幕后策划者”。这把火烧到了容国团头上。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容国团来自香港，“特嫌”便是张口就可加上的罪名。
在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大会上，容国团被拉上陪斗。
向来自尊自爱、珍惜人格的容国团，受不了这等羞辱。
6月20日，某造反派找容国团谈话两个多小时。
当晚，国家体委训练局召开大会。吃过晚饭，容国团与妻子小王同往。
走到半路，容国团忽然对妻子说：“你先去吧！”
小王以为他有别的事，先走了。他朝岔道走去，走进了龙潭湖公园深处。
晚上9点多，小王开完会回到家中，不见容国团，着急了。等到了夜里11时，仍不见容国团归来，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向中国乒乓球队报告。
毕竟人命关天，何况容国团是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急派一批人骑着摩托车去寻找。
摩托车驶进了龙潭湖公园。
据事后推断，当时容国团未死。他在林子里徘徊，犹豫——他有着爱妻、两岁的孩子，还有年迈的父亲，不忍撒手离去。
摩托车声惊动了寂静的林子。他躲了起来。
直至摩托车离去，他似乎还犹豫了很久很久……
翌日凌晨，公园附近养鸭场的一个职工，看见树上吊着一个人，吓得失魂落魄，跑去报告。
人们赶来，才知死者是中国乒乓英豪容国团！他的遗体还是软的，表明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久。
他是用自己的练功带，吊死于一棵榆树上。
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一纸遗书，字字如针，刺痛着人们的心：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他，正好30岁！他不仅在多特蒙德城力胜群雄而名震世界，后来又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为中国女队获取世界团体冠军做了扎扎实实、不可磨灭的大量工作。
从1968年4月16日到6月20日，两个月零四天，中国乒乓球队连失“三英”，遭到沉重的打击。
“文革”这场动乱，使中国乒乓球队伤了元气。“三英”之死，是中国乒乓球队苦难的宿影。
更可怕的是“隐伤”：在“文革”中，你揭我，我斗你，使人变刺猬。
那一颗颗被刺痛、刺伤的心，留下不和的祸根，使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化、派系化、尖锐化……
“小球转动了地球”
1969年4月，第30届世乒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中国队仍然忙于“窝里斗”，没有参赛。这届世乒赛的七个奖杯，被日本队、苏联队、瑞典队所瓜分。
难道中国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难道就这么整天打“运动战”？
岁月飞逝，两年一度的第31届世乒赛眼看着又逼近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倾听来自中国乒乓球队的呼声，写了关于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请示报告。
最高领袖毛泽东写下“最高指示”：“我队应去。”
毛泽东的话，真的“一句顶一万句”。1971年2月12日那批示经周恩来亲自向中国乒乓球队传达，中国乒乓球队散了的架子，立即收拢了。
一个个逍遥发胖的队员，走到墨绿色的球台旁。本来打发不掉的懒日子，眼下骤然收紧，变得颇不适应。周恩来亲自到中国乒乓球队观看练球，一看就是四个小时！
1971年3月下旬，当中国乒乓球队飞抵日本名古屋，成为各国乒乓队球注意的焦点：从1965年以来，中国乒乓球从世乒赛上消失，已经快六年了。谁知道这支据说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球队，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球场？
就中国乒乓球队而言，“与世隔绝”多年，不知“行情”，也心中惶惶。
庄则栋29岁了，仍是中国队的主力，李富荣也是主力。他俩是“超龄老将”了。
中国男队的第一主力是新手梁戈亮。此外，还有新人李景光、郗恩庭。
三次蝉联男单冠的庄则栋一露面，立即引起轰动。他明显地发胖了。然而，仍威风不减当年勇。在男子团体冠军争夺赛中，庄则栋与上届世界男单冠军、日本选手伊藤繁雄相遇，庄则栋居然以2：1胜了伊藤繁雄，顿时成为世乒赛的一大新闻。
中国队夺得了男子团体冠军。但是，失去了男子单打冠军——在决赛时，由于中国选手郗恩庭的失误，冠军被18岁的瑞典新手本格森夺去。
中国女队林慧卿登上女单冠军宝座。郑敏之、林慧卿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张燮林、林慧卿成为男子混合双打冠军。
中国队拿了四个奖杯——少于第28届，多于第27届。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国队打得相当吃力。诚如外国评论所说：“中国队是从薄冰上走过来的！”连中国队自己都未曾想到，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成功，倒不是拿了四只奖杯。一桩远远高于奖杯、胜于奖杯的事，在极其偶然之中发生了……
那是中国队有一天开车前往体育馆练球，路上，遇见一个外国运动员要求搭车，也就让他上了车。上车以后一问，庄则栋吓了一跳，他原来是美国19岁的乒乓球运动员科恩！那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骤然上来个美国运动员，使中国运动员有点紧张。
出于对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庄则栋的仰慕，科恩表示愿意跟庄则栋交朋友。
庄则栋当即送了科恩一块杭州织锦，而科恩也就脱下身上的运动衣送给庄则栋。
车抵体育馆，记者们一见美国运动员在中国队的车上，便当成新闻，前来拍照，庄则栋也就大大方方和科恩一起合影。这张照片，第二天就在日本报纸上登出来了，标题为《中美第一次接触》，一下子成了轰动性的新闻。
中国乒乓球队的政委连忙向北京发去电报，解释这一事件纯系偶然和无意。
北京没有马上回电，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十分紧张。
后来，北京终于答复：“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这下子，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才放下忐忑不安之心。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从照片上了报，美国运动员跑到中国队宿舍作客，在作客中提出了能不能前往中国访问。这显然是一个棘手问题。
须知，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中美之间便横亘着一道冰河。尤其是双方在朝鲜半岛上那番厮杀，彼此成了仇敌。正因为这样，1966年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场，会高悬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如今，面对美国运动员在闲谈中提出的问题，中国乒乓球队怎敢做主？中国驻日大使馆怎敢做主？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怎敢做主？就连国务院也做不了主！
1971年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经过研究，共同写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送呈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的目光，谨慎地来来回回在报告上扫视。显然，这是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课题。
周恩来写下了批示“拟同意”。写毕，觉得太简单，又补充写了这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由周恩来那里转往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第31届世乒赛定于4月7日闭幕。必须在闭幕之前明确答复美国队。
毛泽东沉默着。4月6日深夜，毛泽东还在反反复复考虑着。
4月7日凌晨，毛泽东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要秘书迅速告知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消息飞快传到日本大阪。
4月7日上午10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在日本大阪正式向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通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要求访华，原本是美国乒乓球队队员们随口说说的话。如今，中国政府作了明确表态，他们在又惊又喜之中，赶紧向美国驻日大使请示。
美国大使也作不了主。大使不敢怠慢，马上给白宫发去急电。
惊动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意识到这是从太平洋彼岸发来的一只不寻常的球，当即作出积极反应：批准美国乒乓球队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
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全球。美国乒乓球队成了打开中美僵局的第一步棋，来到了北京。
1971年4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这一回打的是“政治球”！
庄则栋从球场走向官场
浩渺壮阔的太平洋，仿佛变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乒乓球台。
一场举世罕见的“男子双打”乒乓赛正在进行。
球台的这侧，是两名中国选手——毛泽东和周恩来，球台的另一侧，则是两名美国选手——尼克松和基辛格。
世称，这是一场“乒乓外交”！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国乒乓球队“发”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回敬”了一个“球”，把中国乒乓球队“发”往美国。
1972年，作为新中国派往美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飞往美国。
按照惯例，代表团团长当然是富有革命资历的李梦华担任。李梦华早在15岁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国家体委运动训练竞赛司司长，1960年起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周恩来考虑到庄则栋在国外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李梦华，提议由这位世界冠军担任代表团团长，李梦华为副团长。
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摆出友好的姿态，在白宫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紧握庄则栋的手……
庄则栋从运动场走向官场，一跃而为国家体委的负责人。
1972年10月，《新体育》杂志发表庄则栋的《为革命攀登技术高峰》一文。
他毕竟有过运动员经历，主张“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反对做空头政治家。我们批判锦标主义、‘技术第一’，不是不要技术，技术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
“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引者注：当时对林彪的特殊的”专有代词“）散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一段时间搞了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把实际训练的时间挤得很少，以为增加训练时间就不能保证政治挂帅，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同样，在这种错误观点支配下，赢了球，说是思想赢的，输了球，又说是思想输的，完全否定技术的作用。思想只能统帅技术，促进技术，不能代替技术，不练技术就不行。思想和技术是统一的，思想对头，技术能更好发挥；技术熟练，比赛的信心更强。一场球打输了，究竟主要是思想因素？还是技术因素？要具体分析，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精神万能’，无限度夸大思想的作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形‘左’实右。”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导。首先从思想上严、作风上严、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一个擦网球、一个擦边球，平时训练能不能尽力去做，有人认为不必认真，比赛时‘拼’一下就救起来了。我觉得，顽强的战斗意志，主要靠平日一丝不苟的训练作风养成，训练时松松垮垮，比赛时靠什么来‘拼’呢？过去我们为了练摆速，做了一个几斤重的铁拍子，每天一早起来就拿着它练，一练就是个把钟头，不打到一、二千个回合不回去吃饭，有的同志当时不大理解，说：‘这小子傻不拉叽，想干什么呀？’我不管，还是练。不少同志白天按教练布置的计划训练，而且要苦练……”
初上宦途的庄则栋，对周恩来是毕恭毕敬的。他对于“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的厌恶、强调下苦功夫、练真本事，表明他最初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可以的。
宦海风云莫测。球场上的世界冠军，在官场上也许连个三流选手都不如。
庄则栋被江青看中，进入王洪文所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很快就跟王洪文的一班“小兄弟”混熟。
1973年4月，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第32届世乒赛前夕，《新体育》杂志1973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学作”的文章《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此文一派“左”论，从中可以看出“文革”时期中国的体育观：
“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体育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决不是单纯的‘玩玩乐乐’。”
“长期以来，刘少奇一类骗子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鼓吹‘技术第一’大搞锦标主义，妄图把社会主义体育引向资本主义邪路。锦标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体育比赛中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体育的特征，它对人们有很大的腐蚀作用。有了锦标主义，‘赢球就是一切’，就会只是追求名次胜负，不管为谁服务，助长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第32届世乒赛上，中国队由一批新人当主力，失去了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冠军，夺得男单（郗恩庭）、女单（胡玉兰）冠军、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梁戈亮、李莉）。与前一届相比，中国队少了一只奖杯。
1973年8月，在中共“八大”上，庄则栋的大名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上。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这是空前的，从未有过一个世界冠军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之列。
王洪文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政治局的“四人帮”，着手于“组阁”。
庄则栋被打上“江记”印戳：江青先是跟他打打乒乓，“联络感情”。渐渐地，这位世界冠军成了她在体育战线的代理人。
从“乒乓外交”走上政治舞台的庄则栋，误入歧途，陷入深深的泥潭。
他宣称：“国家体委是三代修正主义”，“宁可几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抓好”。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庄则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队友徐寅生、李富荣……
1975年4月，第33届世乒赛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中国队夺得了男团体、女子团体两项冠军，其余五个奖杯落进了外国队手中。
徐寅生、李富荣从加尔各答归来，陷入了“围剿”之中。
王洪文作了批示：徐寅生、李富荣“脱离党，脱离原则”，要“采取坚决措施”！
中国乒乓球队里出现从未有过的局面：世界冠军整世界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的老运动员郭仲恭忍无可忍，在1975年8月16日给党中央写信，尖锐地揭露庄则栋的严重问题。
紧接着，乒乓名将郑敏之、跳高名手郑凤英也向周恩来写信，反映庄则栋的问题。
紧接着，徐寅生、李富荣、郑敏之、林慧卿、郭仲恭、王传耀、郑凤荣以及体育科学研究所干部萧星华等八人，经过认真讨论，共同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信，系统揭发庄则栋的问题。须知，他们也都“通天”的。
周恩来知道了，派人前往国家体委深入了解。
毛泽东知道了，要邓小平转告庄则栋，不要再跟江青、王洪文搞在一起了。
庄则栋的地位，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可是，到了1976年3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庄则栋突然又神气起来，实行“反击”：斗李富荣，攻徐寅生……
直到1976年10月6日发生那场中国的“十月革命”，庄则栋从此一蹶不振，“闭门思过”了。
美国的孙锦昌先生在他的《高峰与绝谷间的庄则栋》一文中，这么写及庄则栋的浮沉：
“他像太空机一样，一飞冲天，以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青年，坐上了国家部长级高位，红遍当朝。而后短短几年内，又因毛泽东的死亡、江青等‘四人帮’的被逮，他在令十亿人民羡慕的宝座上顿时垮台，又被捕入狱，妻离家破。庄则栋大概可以说享尽荣华，但一下子又全部破碎，命运真会捉弄人。”
徐寅生坐上了庄则栋的交椅
一个世界冠军在官场上败北，另一个世界冠军取代了他。
当年，江青跟庄则栋打乒乓球，“联络感情”。
无独有偶，徐寅生跟华国锋打乒乓球，彼此熟悉起来。
徐寅生自从1965年发表对女队的讲话之后，红极一时。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1971年，徐寅生成为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
1975年，他担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
1975年9月，华国锋受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庆贺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徐寅生作为体育界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团。
为此，如徐寅生所言，在华国锋身边“度过的日日夜夜使我终生难忘”。
1978年2月，徐寅生在《新体育》杂志上发表《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进军令》一文，曾回忆了那些“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在成都，繁忙工作之余，华主席还和代表团的同志一起打乒乓球锻炼身体。华主席横握球拍，反手推挡打得很稳。我和华主席打球时加重力量攻他反手，华主席经常把球给连续挡了回来。当时成都气候很热，华主席兴致勃勃和大家一样练得汗流浃背。华主席还风趣地鼓动其他同志进行比赛，比赛打得紧张时，华主席还在一旁替双方加油，有时还帮着纠正比赛的比分……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好接班人，不愧为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由于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之中，徐寅生给华国锋留下了印象，何况徐寅生是得到过毛泽东重要批示的人，又是世界冠军、体育名人，而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于是，这位“智多星”被华国锋授予体育大权，在1978年被任命为国家体委第一副主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世界冠军被打上了不同的政治印记。徐寅生坐到了庄则栋的交椅上。此后，中国体育界的退役的世界冠军、体育功臣、著名教练，也纷纷走上宦途。开此先例的，大约可算庄则栋、徐寅生。
不过，运动才能与领导才能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世界冠军退役之后，如果具备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研究能力，也许可以当教练，而不一定适宜于当“官”，哪怕是“体育官”——实践已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冠军庄则栋成了“庄不懂”，就已清楚表明他在政治上的糊涂。可惜，如今在中国体育界，“体”而优则“仕”，中国乒乓球队仿佛已成了培养各级体育官员的“黄埔军校”一般。
徐寅生在1978年第1期《新体育》上发表的《敢摸世界高峰的老虎屁股》，表明他的体育观仍一如他1965年对中国乒乓女队的讲话，只是把“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改成了“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
徐寅生以一位老运动员的身份回顾道：
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破除了乒乓球运动员的迷信思想，打掉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打开了世界冠军的大门。我下定决心向世界冠军冲击！两年来，我比较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为革命打球的信念，通过各种手段来严格要求自己……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今天的乒乓球运动员精神振奋，信心十足……譬如，和匈牙利比赛时，郭跃华虽然胜了关键的一场，为中国队的胜利出了力，但也输了两场……当决定让他上场，参加决赛后，他心情十分激动。
想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气，为祖国争光，力量倍增，一上场就以压倒的气势，猛打猛冲，打出了高水平，以2：0轻取高岛。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我们要攀高峰就是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什么世界冠军、世界纪录，都不在话下。”
徐寅生的这番话，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的体育主张。
他提出，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打掉右倾保守思想”，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各项体育水平挤上去，登上世界最高峰！
球运与国运紧相连。什么样的历史时代，会有什么样的体育思想、体育方针，徐寅生的这篇文章，留下了华国锋时代那种特有的历史陈迹。
终于“否极泰来”
1977年3月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第34届世乒赛，中国队保持“中等年景”——获得四只奖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进入开放、改革的新时期。破除了两个“凡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发扬。
“精神万能”在中国乒乓球队逐渐失去了市场，既树立为国争光的思想，又注意扎扎实实地练球，中国乒乓球队进入了最佳时期，开创了从未有过的纪录：
在1981年的第36届和1983年的第37届世乒赛上中国队竟囊括全部冠军——七只奖杯！
这时的乒乓球，道道地地成了中国的“国球”。
不过，倘若要讲点辨证法的话，那便是“否极泰来”。中国队在第36届、37届世乒赛上到达了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尽管在此后的第38届（1985）、第39届（1987）世乒赛上，中国队的战功依然显赫，都拿了六只奖杯，但是危机早已伏下。
直至第40届世乒赛时，多特蒙德城终于成了中国男队的“滑铁卢”。
危机在1986年9月已经显示出来。当时，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亚运会上先是中国男队以4：5负于韩国队，紧接着中国女队以1：3惨败于韩国队手下。
于是，男女团体冠军全被韩国队捧走。
正处于顶峰时期的中国队，仿佛猛然被泼了一盆冰水。须知，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诚如《新芬兰报》所言：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不愧于世界第一流选手，他们几乎拿走了奖台上所有奖杯，欧洲选手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残羹剩汤。”
“中国乒乓之城固若金汤。”
可是，中国队竟在亚运会上失守！新华社记者在电讯中，称中国男队“出乎意料”地失败，中国女队又“意外”地失利，“爆出亚运会迄今最轰动的新闻”。团体赛冠军历来被看成实力强弱的标准。中国男女两队失去桂冠，清楚表明中国队实力的下降。
不过，这只是第一次强大的冲击波，所以国人尚以为“出乎意料”，言外之意即偶然失守。
不久之后，中国队在深圳举行的第8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又与韩国队相遇。中国男女两队刚刚“马失前蹄”，这一回拼命反扑，打得好艰苦，才算双双获得团体冠军。这一较量表明，韩国队前些天战胜中国队并非“意外”，两队实力旗鼓相当。
1986年10月1日，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在深圳对记者发表谈话，已经意识到中国乒乓球队危机的露头。
有记者问，“男队虽然赢了，但十分艰苦，请谈谈对此的看法。”
许绍发回答说：“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欧洲瑞典队了，亚洲的韩国、朝鲜队的进步非常快，已经对我们形成了极大威胁，我们毫无优势可言。”
记者问：“中国男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许绍发脱口而出：“乒乓球要改革！长期以来，中国队在技术上没有创新、路子越来越窄。而对欧亚的挑战，我们要解决乒乓球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
又有记者问：“中国队在今后的比赛中谁是主要对手？”
许绍发说：“明年的世乒赛，1988年的奥运会，对我们来说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们男队的主要对手仍是瑞典队、韩国队以及朝鲜队，女队的对手在亚洲，即韩国队和朝鲜队。”
这位总教练是有眼光的。他已经看出中国队“毫无优势可言”，看出中国男队的主要对手是瑞典队。
这也表明，三年后中国男队在多特蒙德的惨败，早在三年前就已被这位总教练言中。
其实，不仅是这位总教练，中国乒乓球队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几年前意识到“国球”在滑坡，在大滑坡。
于是，就在1986年，有人发出惊呼：“狼来了！”
奖金取代了“精神”
“狼来了！”
这“狼”，据说是指瑞典队，是指韩国队……总而言之，“狼”是外国队。
“狼来了”，意味着“狼”将“叨”走中国队手中的一只只奖杯。
中国队的威胁，难道仅仅来自外国队？
其实，自从中国队崛起于乒坛，便一直成为“众矢之的”。这丝毫不足为怪：谁胜利了，就要研究谁的打法，以求从胜利者手中夺得奖杯，历来如此。
倘若要惊呼“狼来了”，那么早在二十几年前，就该这么喊了。哪个胜利者，不是处于群“狼”包围之中？哪一个胜利者，不是力战群“狼”而取得胜利？
一部体育发展史，就是卫冕与夺冠的争斗史。
这几年，在中国乒乓球队已经不大讲辩证法了。不过，在这里倒应该讲讲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这样说过：
“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主要不在于“狼来了”，倒是在于“内因”。
这“内因”，错综复杂。其中内幕，迄今尚不能痛痛快快来个竹筒倒豆子。
所幸中国乒乓球内正直、爽快之士，透露了若干外人莫知的消息，才算使本文有了一定的透明度、公开度……
中国乒乓球队开初是“精神”当家，“思想”作主心骨。在那“精神万能”的岁月，物质鼓励被视为“异端”——“修正主义”。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所得到的只有鲜花和掌声，没有一分钱奖金。
据老队员们回忆：1963年，在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主持下，由国家体委副主任兼训练局局长李梦华负责，起草文件，要给优秀的运动员以一定的物质鼓励。因为运动员们都很年轻，在当时工资很低。经过一次次讨论，终于制订出奖励的标准。
在当时，“奖金”之类字眼是很忌讳的，报纸上天天在批判赫鲁晓夫，说他在苏联搞什么“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于是李梦华不得不“巧立名目”，说是给优秀运动员以“技术补贴”。
这“技术补贴”分为三等：
一等——世界冠军，每月“补贴”25元；
二等——世界性比赛中进入前三名，每月“补贴”15元。
三等——在全国比赛中进入前三名，每月“补贴”10元。
这“补贴”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一年为期。
这么一来，获世界冠军，也只是得到300元“补贴”，进入世界前三名，得120元，如此而已。
即使是这样微薄的“补贴”，只发了三、四个月，便遇到麻烦。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用金钱来“腐蚀”运动员。
于是，由运动员出面，写了一个报告，主动要求取消“技术补贴”。
尽管那“修正主义”的“技术补贴”，只实行了三、四个月便“寿终正寝”，从此却一直成为“乒乓红旗”的“批判”目标。在那“精神万能”的时代，是容不得在“红旗”上“抹黑”。
在“文革”中，搞“技术补贴”便成了李梦华的一大“罪状”，斗得他七荤八素。一记响亮的耳光刮过之后，李梦华的耳朵差点给打聋了！体育界的造反派的耳光，那分量格外的重。
如今，那“短命”的“技术补贴”，早已被人们淡忘。人们再不忌讳议论奖金，而是觉得奖金不过瘾，跟个体户的收入没法比，跟外国运动员相比奖金也太少。据告，现在拿到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奖金为人民币6000元；拿到奥运会金牌，奖金为人民币两万元。
运动员获奖，教练也获奖。教练教这个夺得冠军的运动员两年以上，得100%，即与运动员奖金相同。如果教练时间不到半年，则只拿30%奖金。
这样的奖金，虽然比起“先富起来”的某些个体户，比起走穴的歌星，并不算多。不过，比起中国运动员的工资来说，还是非常可观的。何况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全国性的乒乓赛，一年到头乒乓乒乓地举行着，这个赛可以拿这个奖，那个赛可以拿那个奖。
奖金取代了“精神”，奖金这个东西，也有它自身的辩证法：用之得当，可以成为“鼓励剂”、“促进剂”；刺激过度，则成了腐蚀剂、涣散剂。它毕竟是一种调动人们积极性的辅助手段，“精神”不可“万能”，但作为一支体育劲旅，却必须有为国争光的精神、集体主义的精神。
孔方兄搅得人心乱。
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是从精神滑坡开始的……
令人吃惊的“乒乓出国潮”
出国潮，在中国汹涌澎湃。
比起去日本、澳大利亚打工的人们，比起考“托福”、“GRE”去美国挣博士帽的人们，乒乓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们的出国挣钱要容易得多。
乒乓球已是中国的“国球”。中国成为世界乒坛的霸主，已经有30余载。
乒乓技术是中国体育界的“高技术”。中国的拳击教练以至中国的足球教练，外国人不会花重金聘请。可是中国的乒乓精英，外国人奉为神明！不用说中国乒乓球队的老教练、世界冠军早已被外国队垂涎三尺，即便是省、市级的教练、尖子，也是国际市场上的“高档货”。
中国乒乓球队驰骋世界。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到过几十个国家的人，比比皆是。在一次次国际比赛中，每个人都结交了众多的外国同行，每结识一个外国同行，便是多了一条出国之路。
出国的诱惑，更胜过奖金的刺激：在德国的乒乓球俱乐部，中国运动员陪练一小时，报酬便是250美元！换言之，陪练6小时，所得报酬便相当于得到世界冠军后在国内所得的奖金！
在国外担任教练，一年所得报酬，也胜过在国内工作几十年的工资！
特别是对于教练，对于那些超龄的世界冠军们，出国诱惑确实是太大了！
又要“回忆对比”：
当年容国团访问苏联，看中一只留声机。那时，每人出国，组织上只发给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外汇。几个人凑起来，才使容国团终于买回那只留声机！
访问罗马尼亚时，给教练的外汇稍多一点。一位教练用自己拿到的外汇，买了三只手表送给三位运动员，剩下的余款只够买一只塑料桶！另一位教练买的是铝锅子和几斤黄油！
这种“回忆对比”，如今当作笑话在哈哈声中飞逝……
往昔，出国比赛，除了可怜兮兮的一点外汇零用钱之外，别无其他“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饱饱眼福，游览异国风光。中国乒乓球队那时是“清水衙门”。
进入80年代以来，有人开始趁出国比赛，赚点“外快”了。最初的“外快”来自乒乓球板上的海绵胶皮。在国内不过一元多人民币一块的胶皮，带到国外，卖给外国乒乓球队，便可以得到四美元。于是，有人跟生产乒乓球板的工厂的关系，忽然“密切”起来。
于是，在乒乓球队的出国行囊里，塞满海绵胶皮——仿佛那些乒乓球板不堪一击，需要随身带着那么多胶皮不断“补充”！好在海绵胶皮跟乒乓球的“业务”有关，所以海关也未曾深究。
海绵胶皮可以带来“外快”，渐渐地越带越多。令人震惊是的，某省乒乓球队在1986年出访意大利，全队13个人，带13只大皮箱、13只纸箱、13只旅行袋。经中国海关检查，竟带了五、六百只海绵胶皮。此外，还带了四千双筷子、十几斤香菇！这支乒乓球队，简直成了“跑单帮队”！
当中国的“101毛发再生精”在国际上走俏，消息飞快传进中国乒乓球队。于是，出国的行囊中出现了“101毛发再生精”——尽管中国乒乓球队中，运动员全是年轻人，无一秃顶；连教练之中也很少用得着“101毛发再生精”的。
“外快”终究有限。何况，世界冠军、乒坛名将干这类转手倒卖的事，毕竟不光彩。于是，出国当教练，便是最体面而又最稳当、收入最可观的生财之道。
诚然，乒乓球已是中国的“国球”，中国队帮助外国队提高乒乓技艺，增进友谊，原本是情理之中。每年，中国乒乓球队收到外国队众多的邀请信、聘任书。有计划地公派一批作风正派、思想觉悟高、技艺优秀的教练出国，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工作。
然而，毕竟“改革、开放”已经定为中国的国策。国门既开，乒乓界的出国潮也是顺应时代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何况再加上外国队早已觊觎中国的乒乓球艺和乒乓人才，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的中国乒乓人才越来越多。
大量乒乓人才外流，使外国队熟知中国的乒乓技术奥秘。
据瑞典队透露，他们在联邦德国俱乐部里练球，请中国的乒乓名将陪练，为的是熟悉中国人的打法……
面对如此严峻的“出国潮”，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气又恼，把这作为“狼来了”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也得讲点辩证法：外国队在中国教练们的培养下，技术提高了，中国队应当来个“水涨船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拿出技术新招，才能克敌制胜。只有这样，方可使乒乓技术向前发展。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乒乓球界的出国潮，倒是在促进和提高世界乒乓球技术方面，立下了历史性的功勋。
最为“尖端”的事例，是中国运动员丁毅到奥地利，加入奥地利国籍，杀个“回马枪”，把中国名将陈龙灿打了下去。在此之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出国，还只是当教练，在“幕”后策划而已，从未“赤膊上阵”。
“丁毅事件”在中国乒乓球队引起不小的震动，议论纷纷。开会时，一位教练斥骂丁毅，说他“没良心”，“中国人打中国人”，“背信弃义”。
然而，当场有人反问：“丁毅在国内本是三流水平。中国乒乓球队的一流主力，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怎么连丁毅都打不过？”
“出国潮”背后的黑幕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苏联体操明星拉蒂尼娜，技艺超群，如花似玉。不料，却招来一位单相思者，远途前来向她求爱。她早已有心上人，正准备结婚，见到这位求爱狂人，揶揄道：“你给我一百万卢布，我就嫁给你！”
求爱者竟信以为真。殊不知此人颇有背景，费尽钻营的本领，把审批运动员出国大权的职务弄到手。才几年功夫，果真赚足一百万卢布，掷在那位体操明星面前，使体操明星莫名惊讶！
姑且不去考证这个故事的来历，不过，掌握审批运动员出国的大权，确实很容易把权化为钱。当然，在中国体育界，要显得含蓄一些，并不是直接把“卢布”塞了过来……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国乒乓精英们纷纷外流，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其中也有借助于“官路”——公派。
派谁呢？
照理，应该排排队。根据工作的需要、工作的能力、工作的表现，对于派往国外的教练要有一个通盘的安排。
奇怪的是，有的人成了“驻外常委”，刚从这个国家执教回来，又给派到那个国家当教练。这些“驻外常委”，常常是跟领导有着密切私交的。有一位60年代的陪练员，专门模仿日本选手打法，经常陪一位主力队员练球。后来，这位主力队员当上领导，那位陪练员便一次又一次被派往国外当教练了。
一些与领导意见不合的教练，即便是劳苦功高而又经验丰富，却连一次出国任教的机会也挨不上。
有人悄然向一位一连几次出国执教的教练请教内中的奥秘，此人一语道破“送重礼”！
送礼——出国——再送礼——再出国……使人记起那个发生在莫斯科的故事。反腐败的警钟该在中国体育界敲响了。
揭开以权谋私的黑幕之后，那种种权力与重礼的交易，将会来个大曝光。
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已经有人写信向上反映了……
除了公派之外，以种种途径自己联系出国执教的，也往往需要头头脑脑的同意。为了办理出国手续，在幕后又是一笔笔悄悄的交易……
据悉，面对大批运动员出国工作，中国乒乓球协会规定，男的必须年满28岁，女的年满25岁，而且必须经中国乒乓球协会批准，方能出国工作或定居。
又据悉，在第40届世乒赛结束后，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多特蒙德城趁国际乒联举行大会时，通知各国乒乓球协会：
“今后中国将严禁运动员私自联系出国打球或担任教练员。任何国家或地区必须得到中国乒协批准后，方能向有关人员发出邀请。而以往大都是运动员私自联系后出国的。”
外国是否理会中国乒乓球协会的通知，不得而知。因为外国乒乓球协会并不从属于中国乒乓球协会的管辖，他们要“挖墙脚”恐怕仍照挖不误！
极端是辩证法之敌。向来视辩证法为“光荣传统”的中国乒乓球队，常常受到辩证法的鞭笞！
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吗？
“黔驴技穷”这寓言，是人们熟知的：黔之驴，不过大声鸣叫或以蹄踢之，“技止此耳”，终于被老虎看透“技穷”而吃掉。
从1952年成立的中国乒乓球队，经历了崛起、奋进、全盛、下滑，进入了低谷。中国乒乓球队如同成了“黔驴”。
1988年9月，在汉城举行奥运会期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李富荣已承认“中国队技术落后”。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也承认，“中国传统快攻法已经落后”。
许绍发讲得更具体些：“在我国，1968年到1972年出生的运动员中，技术基本无突破，几乎全部是江嘉良、陈龙灿的模式。横拍的呢，也都是过去老一套的模式。”
乒乓球运动员的生涯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技术上的陈旧是落后的象征，是失败的缘由。
世界乒乓球运动是在除旧布新中前进：
20世纪初的主要技术是推挡；
30年代，欧洲的横拍削球防守型打法，统治了世界乒坛；
50年代，随着日本乒乓运动的崛起，海绵球拍的诞生，使日本的直拍全攻型淘汰了欧洲横拍防守型打法，赢得了八次男单冠军和七次女单冠军；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发展了日本的直拍单打攻打法，创造了“速度快、站位近、变化多”直拍快攻打法……
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最初的战略设计师是傅其芳。他确立了“近台快攻、发球抢攻、前三板”为中国乒乓技术的基本特色，立足于“攻”和“快”。
日本及时注意到中国乒乓技术的新发展，暗中制订了对策。在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上，日本第一次亮出了他们的“技术绝招”——“弧圈形上旋球”，亦即如今简称的“弧圈球”。
在第26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亚军决赛进入第八盘，容国团对日本选手星野。进入第二局，容国团已经以20：17领先。星野如果再失一球，就失去这一局。在这关键时刻，星野拿出“新式武器”，一连拉了五个弧圈球，使容国团连失五分反败为胜！
就连“小老虎”庄则栋，当时也曾对记者说：
“木村用左手打‘弧圈形上旋球’转得厉害，球古里古怪的。我打他也不一定有把握。”
在26届世乒赛结束之后，中国队花大气力研究日本队的“绝招”，培养了一批陪练员，专门模仿日本选手的弧圈球，终于找到制服日本选手的新方法。
你有矛，我有盾；我有新矛，你有新盾。有了城墙就有云梯，有了坦克就有反坦克炮，有了飞机就有高射炮，有了潜艇就有深水炸弹，有了导弹就有反导弹……事物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
进入70年代，欧洲选手经过反思，吸取了日本的弧圈球和中国的近台快攻的优点，结合自身的特点，又创造出两种新的打法：以瑞典本格森为代表的横拍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以匈牙利约尼尔为代表的大力前冲弧圈球。
中国队曾在国际乒坛上领导技术“新潮流”，一年年花样翻新。但是，中国队的基调，仍是近台快攻。
一颗乒乓新星在中国闪现。他出生于中国广西一位乒乓球运动业余爱好者家中，父亲期望儿子将来“每赛必克”，取名谢赛克。谢赛克加力推弧圈球，结合正手打弧圈球，为中国选手直拍快攻战胜欧洲选手创造了新的战术。谢赛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夺取第36届、37届、38届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
此时，江苏冒出了新手蔡振华，他以速度快、路线活的弧圈球，在全国比赛中以3：0击败了当时中国乒坛最佳选手梁戈亮、郭跃华，成为一代新星……
中国队在技术“创新”之中，也曾出现种种令人困惑的迷误：
一度，中国队队员上场老是跺脚，跺得地板通通响。打乒乓干吗老跺脚呢？原来，据说这是“新技术”——借助于跺脚之声迷惑对手，趁机发刁球，以求发球得分！
又一度，中国队队员在发球前，手中的球拍像装了个电动机似的转个不停，如同魔术似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球板一面贴胶，一面贴木板，用哪一面发球，这球的力度全然不同。不断地转动球板，为的是不让对手看清究竟用哪一面发球。
中国队的这些“新技术”，引起外国队极大反感，以为在比赛中不应靠“小动作”取胜。国际乒联一次次修改比赛规则，时而作出限制发球跺脚的决定，进而作出限制转板的决定。显然，作为一个“乒乓大国”，搞那些“小动作”，够脸红的。
中国队对于“怪板”的研究，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怪板”就是在球拍上贴的那块海绵胶皮上做“怪”文章。
最初的乒乓球板是光板。20世纪初，有人在光板上贴了带颗粒的胶皮，使球拍增加了弹性。后来，人们又制成了海绵拍。1952年，日本运动员佐藤博治第一次使用带海绵的板子，参加第19届世乒赛，获得男单冠军。从此，海绵拍引起注意。
这样，出现了各种海绵球拍。这些海绵球拍分四类：正贴（颗粒向外）海绵胶拍，反贴（颗粒向里）海绵胶拍，正手反贴、反手正贴海绵胶拍，胶皮拍。
中国队发动球拍厂、橡胶研究所在暗中研制“怪拍”，花样繁多。
据知情友人说，胶有生胶、熟胶，有长胶粒、短胶粒、中长胶粒……
所谓胶粒，那胶粒长度比普通乒乓球拍胶粒长度要长一倍！
中国队运动员学会了“变魔术”：上场时，使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正反面贴着不同性能的橡胶皮的“怪拍”！靠着“怪拍”的怪性能，发球时发出怪球，出奇制胜得分。
中国队从第26届世乒赛起，就已经开始玩弄这种“魔术”，人称“魔拍”！
国际乒联终于对“怪板”作出了有关规定。
中国队的种种“小动作”，就连队内的有识之士也看不惯，明确指出：“赢球要靠扎实的基本功，不能靠‘小动作’。‘小动作’会把运动员引向歧途！”可是，仍有些领导，吁请全国的球拍厂、器材厂搞“创造发明”！这种“怪板”，与其说是“创新”，毋宁说是倒退！
中国男队在第40届世乒赛上大败之后，正在沈阳讲学的庄则栋说了几句话，倒有点“旁观者清”的意味：
“60年代我们与日本队抗衡时，徐寅生、张燮林和我三个人是三种打法，日本选手没有一个人能同时战胜我们三个人。现在瑞典的佩尔森在单打中连胜我们四名队员，原因是我们打法单一，能赢我们一个就能赢一串。”
眼下，中国乒坛的“决策层”正在争论要不要放弃我国直拍快攻的传统技术。看来，庄则栋的话，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国是“乒乓大国”，还是以提倡“百花齐放”，实行多种技术的组合为好。
“让球”加剧了内部矛盾
与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有着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让球。
让球，在中国乒乓球队本是绝对保密的。
这一“机密”的泄露，是在1987年的第39届世乒赛上。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尽管世界冠军多达几十位，而何智丽却是内中一位特殊的冠军。她的勇气是双倍的，不仅勇敢地击败了劲敌梁英子，而且勇敢地向所谓“让球”传统发起了挑战。
正是因为何智丽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让球，惹出一场大风波——人称“何智丽事件”，中国乒乓球队的“秘密法宝”——“让球”这才为世人所知。
让球，曾被封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传统”。
其实，让球从根本上违反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竞争。在上场之前，以组织、领导的名义，命令式地叫某运动员让给另一个运动员，这哪里还谈得上“公平竞争”？！
在让球“导演”下所进行的比赛，是虚假的比赛，是对神圣的体育竞争的亵渎，是对成千上万观众的欺骗。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史”，是一部一向不愿披露的“秘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心中也知道让球违背体育公德，害怕舆论的谴责，所以千方百计“保密”、遮掩，甚至在发生“何智丽事件”之后还一度否认中国乒乓球队有过让球。
让球这一“光荣传统”，其实是“精神万能”时代产儿，产生于60年代初。一旦把让球说成“服从组织”、“集体主义”，一旦把不愿让球说成个人“争名争利”，在那种年代谁敢不从？
纵观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秘史”，让球大体可分四种类型：
第一，“内部相让”——在第26、27、28届世乒赛，进入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的，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按照领导决定，李富荣让于庄则栋。为什么要李富荣让球呢？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庄则栋三次蝉联男单世界冠军——“三连冠”。据云，这样有利于“扩大影响”，给祖国带来更大的荣誉。
其实，论实力，庄则栋并不定比李富荣差。倘若真打，庄则栋未必不能胜。可是，事先领导决定要李富荣让球，庄则栋胜了，胜得不踏实——是李富荣让的；李富荣输了，输得不服气——是我让给你的。
第二，“友好相让”——并不等于为了友谊而让球。拿冠军做交易，这算是什么样的友谊？送了一个冠军，就算友谊？那还要不要进行体育比赛？难道在比赛中赢了对方就是不要“友谊”？
第三，“有利于击败外国选手”——这是指进入半决赛时出现这样的局面：
1——A
1——B
冠军——丨
丨——C
丨——D
其中A、C、D为中国选手，B为外国选手。倘若在C与D之中，C比D更能战胜B，则D让球，让C出线。
在以上三种类型的让球中，唯有这一类型还算有点“道理”——尽管让球本身就是违背体育公德的。但是，在判定C、D两者谁胜B更有把握时，人为估计其实是不易的。何智丽便是明显的例子。据云，当时中国队领导的“理由”是管建华出线，有利于打掉B-—梁英子。
然而，实践却证明，何智丽是梁英子的克星。倘若当时何智丽服从领导决定，让管建华出线，反而很可能让梁英子夺去冠军！
第四，“顺我者昌”——如果说前三种让球还可以拿出来说说，那么这第四种让球类是上不了台面的。第四种让球是领导看中谁，喜欢谁就给谁让球！
让球，从60年代“发展”到80年代，已经在不断地演变，从前三种类型演变为第四种类型。
让球演变到这种地步，简直如同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般！中国乒乓球队这面“体育红旗”，当年的“活学活用”标兵，如今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令人吃惊！
“让球”，已经成为中国乒乓球队身上的一颗毒瘤。它的恶性发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领导与教练的关系、领导与运动员的关系、运动员与运动员的关系。
3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十年浩劫，使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紧张化。照理，运动员们年纪轻轻，何况又是从四面八方而来，本来不会彼此产生隔阂。但是，运动员是由教练分管的，教练之间的阴影落到了运动员身上。
何时重振雄风？
在1989年5月，中国国际乒乓球公开锦标赛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市民的冷漠，使中国乒乓球队震惊！
遥想30年前，容国团捧回第一个世界冠军奖杯，中国乒乓球队来沪表演，成了上海人万众欢呼的英雄。如今，再也没有拿出行军床、通宵排队买入场券那种热烈场面。偌大的上海体育馆，可容纳1.8万名观众，可是观众竟比大饼上的芝麻还少！有时，甚至只有一百来人坐在那里，简直“寥若晨星”！
上海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半边天”，号称中国的“乒乓摇篮”。
在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荣获世界冠军，五名主力之中三人来自上海，而女队中四名主力来自上海。在曹燕华退役之后，何智丽退役之后，国家队的上海运动员“绝迹”了。上海这“乒乓摇篮”不摇了！
60年代，上海仅黄浦区各处的乒乓房，就有50张乒乓台，无论是大人、小孩，花二角就可以打一小时。如今，只剩一处十张乒乓台，而且不对外开放。处处可见的不过是个体户出租的台球，处处可闻的是麻将牌声……
上海是全国的缩影。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原本是一座数百万、数千万人参加的硕大无比的金字塔。如今，金字塔恢宏的底座不见了，作为塔尖的中国乒乓球队怎么不跌落？在汉字中，“尖”字那“小”是立在“大”的上面。没有波澜壮阔的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失去了“大”，“尖”子也不尖了！
中国乒乓球队长期以来以60年代运动员徐寅生等为“家长”。他们固然曾为国家立下功勋，但是在领导体制、派系纷争、领导作风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家长制”式的领导，使中国乒乓球队失去凝聚力。有人便说：“进中国乒乓球队之后，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
然而，长期以来的“红旗”地位，使中国乒乓球队“通天”，中国乒乓球队有的领导碰不得，碰不倒。
兵败汉城，曾使国家体委主任易人。多特蒙德之败，却未曾触动中国乒乓球队头头脑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乒乓球队这30年历程，有过辉煌战果，也有着问题成堆。是该认真进行一番反思了！
国际乒乓球运动史清楚表明，“国球”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乒乓球是匈牙利“国球”，然后成为日本的“国球”，然后才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能把乒乓球这个“国球”保持多久，要看中国自身努力。
中国乒乓球运动需要振兴——重振当年雄风。中国乒乓队从第25届至第40届世乒赛，总共拿过58个世界冠军。无奈，这一切都已经凝固；凝固了的才成为历史。
中国乒乓球队的未来，究竟如何？
还是讲一点辩证法吧，诚如《老子》五十八章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附：我写“国球”的喜与忧
1989年4月初，我日夜关注着来自德国西部多特蒙德城的消息。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那里紧张地举行。
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震惊的：中国男队全军覆没，输得“光屁股”回来。外电称多特蒙德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铁卢”……我新近赶写的《国球三十年》，便是从这“滑铁卢”之役写起的。
我接触过体育题材，曾赴沈阳采写竞走队，赴京写过中国女篮，也曾在沪采写“国脚”柳海光。不过，我总觉得体育题材的纪实文学内涵太浅，写了几回失去了兴趣。人民体育出版社约我写《李宁传》，并介绍我与这位“体操王子”晤面，后来我竟没有写下去——尽管李宁是奥运会三块金牌的获得者……这一回，我却一反往常，主动定下了采写中国乒乓球队。
我是很偶然注意起中国乒乓球队来的。前些年，我忙于写一部长卷，涉及许多史料，三天两头要埋头于查阅旧报纸。人的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主焦点，但“余光”可以无意地泛视主焦点四周的背景。我便是在浏览旧报纸时，那视觉的“余光”见到许多关于中国乒乓球队的原始史料，使我感到乒乓虽小，内涵很深。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段历史，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整整30年前，也是在那座多特蒙德城，容国团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乒乓世界冠军；毛、刘、周、朱对中国乒乓球队的一次次接见，陈毅元帅为中国乒乓球队作“战前动员”；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大胜，乒乓球从此成为中国的“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成为中国的“体育红旗”；徐寅生对中国乒乓球女队的长篇讲话、毛泽东的批示，成为全国各界的学习文件；
“精神万能”成了乒乓“法宝”，乒乓“小将”们把语录写在手背上，终于“排除万难”，力克劲敌；在“文革”中，令人悲恸不已的“三英”之死（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含冤自杀）；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地球”，成为中美建交的前奏；庄则栋成了中国“体育总管”，宦海翻舟；
徐寅生取庄则栋而代之；中国乒乓球队在80年代进入黄金时代，囊括两届世乒赛的全部冠军；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的“大滑坡”……
1988年，在我采写世人瞩目的“何智丽事件”时，我又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乒乓球队尖锐的内部危机：技术保守、人际关系复杂、腐败之风侵入、思想教育薄弱、“出国潮”惊人——光是世界冠军便有11位出国执教，而所谓“让球”又在队内引起深刻的矛盾和无休无止的争论……
这样，写中国乒乓球队的三十多年历程，就不仅仅是一部冠军史，而是一部反思录。
我并不着眼于哪一场球是怎么打的，哪一届世乒赛中国队拿了几只奖杯——那是体育年鉴之类书籍的任务。球运与国运紧相连，我希冀挖掘中国乒乓球队成败背后发人深省的哲理。
“国球”的喜与忧，浓缩着时代风云。在中国体育界，乒乓球队是最值得一写的，它比女排的“冠军史”要“悠久”得多，而它的成就与影响又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队——从第25届世乒赛到第40届世乒赛，中国队总共拿过58个世界冠军！我不想陷入“冠军文学”的迷圈。
着眼于对“球运”的沉思与剖析，跳出墨绿色的球台，这样，我的笔又伸入“体育文学”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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