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斯兰说：“这有什么难的嘛，听他们平时说话就知道呗。”她转向白人初，“他们说什么啦？”
“热烈支持！”白人初塞了一口菜，“他们说今天开了大会，大家都很激动，说他们科室绝大部分人都支持我，要投我的票。你们猜冯医生那小鬼说什么啦，嘿，”他直摆头，“他说白主任哪，我们有罪呀，我们读了二十年书，学的不是杀人术呀。我们不想杀人，可是现在杀人成风，我们的手也痒痒，身不由己呀。再说，不杀显不出自己的身价，年轻的医生没有出头之日啊。他说白主任哪，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
孙斯兰知道冯医生说的是外科的“点名手术”，她和白人初私下里经常说起这件事。“点名手术”这股改革风最早从同仁医院刮起，报纸电视一再宣传，三五年功夫在省市医院遍地开花。所谓“点名手术”，就是由病人另外交钱请自己信任的医生开刀。这钱交给了医院，病人还不放心，又私下里给医生塞红包。医生明也收，暗也拿，在医院那边拿小头，病人这边拿大头，时间一久，医生之间出现攀比争夺病人，点名少的医生不惜使出暗示、强迫病人点名的招数，弄得病人左右为难。最苦的是那些年轻医生，没人点，收入悬殊事小，没有操刀的机会事大，庖丁不解千牛，哪得游刃有余？偶然得一被点机会，也要上一要，拿它一拿，不收红包不开价码，日后谁人瞧得中你这廉价医生？还有，“点名手术”形成实质上的重手术轻护理，将与手术同等重要的术后护理，主刀者和配合者之间矛盾迭出。
“都实行六年了，点名手术杀了多少人？有罪的不单是医生，还有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发明和推广杀人术的人。斯兰，我要是选上了院长，最先干两件事，第一，撤换基建处长和财务处长，第二，废止点名手术。”
丈夫需要冷却。孙斯兰打岔说；“遗体捐献倡议书，我们心内科差不多有一半人签了名。”
哪知白人初不被引导，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要说施政方案，多年就装在我心里，只差行成文字。我相信同仁医院的多数医务人员是会支持我的，要是没这个自信，我何苦出这个风头。”
“就是。”白杏说，“我也这么认为，这里到底是医院，我爸没干，凭什么说他干不好？我觉得妈的态度有点消极，一直是。不过我理解，妈是为了爸的身体。您是专家嘛，多看着爸就是了。我就支持我爸当院长。我就相信我爸一定能当上院长。我爸这样的人不能当院长，谁能当院长！”
白人初备受鼓舞：“除非组织部卫生厅工作组串通一气在选票上作弊。”
孙斯兰放下碗筷皱眉道：“父女唱双簧啊？你这丫头，瞎掺和什么！”
白人初想到孙斯兰刚才的话，便将思路转移过来，说：“你刚才说签字的事，真的人数过半？”
“对。你让我帮着把倡议书收上来，下午开完会我就去心内病房收，说在高主任手上，早就签完交给她了。原来是她自己一直拖着不想签。”
“不签就不签嘛，又不是任务。”
“别人不这么想呀，她还想升正主任，在这种事上落个落后的话柄，岂不因小失大。”
一年前，孙斯兰卸去了心内科主任的职务，担任科室党支部书记，由原来的副主任杨兆麟接替了她。院里马上填上一个副主任，这人就是高英。事实上是，由孙斯兰主动卸任空出的位置被高英迅速替补，主荐人是李大元。严忠仿孔淑贞虽然表示异议，还是没能顶住，最后还是作了妥协。高英自被白人初“驱逐”出儿科后，一直耿耿于怀，与孙斯兰摩擦不断。孙斯兰退下来，她又升成副主任，更是经常出言不逊。
“我找到她时，她哼哈半天，七找八找找不出。最后在一个抽屉里找出来了，她看来看去不给我。我说高英你还看什么呀，她才好不情愿地递给我，等我转身快出门了，她又喊等等，要了回去，又磨蹭了半天，才拿笔在最末尾写了两个蚂蚁大小的她的大名。”
白杏吃地一笑：“爸，您也太折磨人家了，让她把自己捐出去多痛苦啊。”
白人初忍俊不禁：“谁折磨她呀，她是自己折磨自己！”
孙斯兰继续说：“签完字，她把倡议书递给我时横着眼睛看我，说，院长夫人都签了字，我还敢不签吗？我懒得理她，就往外走，走到门外，就听她说，哼，还没当院长呢，就开始想歪点子……”
“去她的！”白杏忿然。
“当时我那个气呀，真想回去和她理论理论。”
白人初说：“不用不用，不会有结果的。”
“她现在是最反对你当院长了。还有些过去挨我批评的人，也公开说不会投你的票。今天快下班时在大办公室，听到有些小护士说要投你的票，高英虎着脸说，我是儿科出来的，我了解，他要当了院长，饿死累死你们这些小妖精！”
白人初哈哈大笑。笑够了，他说：“情之中，理之外。”
白杏问：“妈，这高主任是谁呀？”
孙斯兰说：“冷面杀手，高英，就是原来儿科的高医生。”
白杏长长地哦了一声：“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从来不笑的大高个子……冷面杀手，对对，冷面杀手，真绝呀，谁给她封的啊？”她一边响亮地笑一边问。
孙斯兰看了一眼白杏，声音钝钝的：“还能有谁，赵卫。”
白杏的笑戛然止住，回避了母亲的眼睛，一本正经起来。
孙斯兰从女儿幼稚的伪装中剥离出欣赏与满足，得意与爱意。掩藏得了吗，爱着的女孩，伪装是爱的衣裳。
今天晚上，白家不断接到电话，几乎全是对白人初竞选的赞赏和支持，听得白人初心里一阵阵热乎。其中一个电话有些意外，是千里之外的××市医院院长朱庆时打的。不过朱院长说他现在人在省城，参加三个月的省党校党政干部轮训班，今天刚到，就听说了他的竞选新闻，专门打电话表示祝贺。
白人初唯独没有向孙斯兰转达这个打电话的人。只要听一遍“朱庆时”三个字，她的心力就会衰弱一分，她的骨髓里就会有冰水流淌。
她却偏要追问，凭着女人的直感。
这人就是那天半夜和丈夫在街头对话时她提到但不愿说出名字的“医大那个青年学生”，就是那个用锄头把一下就打得丈夫大口吐血的人。他险些让一个家庭三条命顷刻间消亡。
果然，孙斯兰一听“朱庆时”三个字脸色就沉了。
那年朱庆时十九岁，大二学生，正在同仁医院儿科实习。只两个月时间，白人初就发现了他作为医生的才华。一次，一个患儿尿呈浓稠的白色，朱庆时检查以后，认为没有关系，是因冬天气温低而致的尿酸盐结晶现象。患儿家长不放心，又去找一名从国外回来的医生看，这位医生诊断为脓尿，决定做尿常规和尿培养检查。结果出来，证明了这位医生的诊断错误。白人初知道这件事后，对朱庆时当面大加赞赏。
三个月后，这位被他欣赏看重的学生差点毁了他。
毕业后，朱庆时离开省城，分配到××市医院，当了一名儿科医生。“文革”后，医院准备提拔他当儿科主任时，有人提出“文革”中他有劣迹，不仅不能重用。还应调查清楚后作出处理。
于是医院专门派人找到白人初。
那天正好孙斯兰也在家。白人初让她离开客厅去书房，嘱她千万不要乱说话。
来人请白人初证实，当年用棍子打得他吐血昏倒地的人是不是朱庆时。
白人初说，不是。
就这一问一答，让书房里的孙斯兰如同当年丈夫突然闷棍加身。
来人说：“您再想想。”
白人初想想，说：“不是他。”
来人说：“有人证实，他们亲眼看见是他拿一根木棍从背后打了您。”
白人初说：“他们看错了，肯定是看错了。”
来人说：“是不是您记错了，那天他就在台上。”
白人初说；“我怎么会记错。那天他确实在台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只是喊口号。打我的人我记得他，但我不认识他。朱庆时在儿科实习了两三个月，他打了我，难道我会不认识？”
一墙之隔的孙斯兰悲愤的眼泪从指缝里渗出。她被当年那个惨烈场面的回想震撼得颤栗。
来人说：“当时台上人多，很混乱，您又被打得晕头转向，白教授您再想想，是不是当时眼睛看花了？”
白人初说：“当时我只有三十多岁，眼睛怎么会花。我再说一遍，打我的人绝对不是他，他只是跟着人一起喊口号，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我喜欢的实习学生，他怎么会打喜欢他的老师呢。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证明他是打我的凶手呢？我们应该对人负责！”
来人不再追问了，请他在调查记录上签字，并写一份证明材料。
白人初在证明材料上这样写道：朱庆时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批斗我的大会上没有打我，打我的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说普通话的人。朱庆时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医生，我认为是应该重用的。
两个外调的人刚出门，孙斯兰就冲出书房叫了一声“人初你”，随之哭出声来。
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么失态，这么歇斯底里。
孙斯兰哽噎着弱声说：“人初啊，没想到你善恶不分这么没有原则。你骗组织，骗自己，保护坏人，你和那个暖蛇的愚蠢农夫有什么两样。你不恨我恨，你原谅他，我到死也不会原谅！”
白人初坐在沙发上，乏力地支着前额，半懵半醒地听妻子哭诉。中间他抬头来说：“斯兰，我这样也没有错啊。”
孙斯兰说：“你还说你没错！一个人要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才算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
白人初说：“斯兰，我是应该恨他，可是，他那时还是个十九岁的大孩子，还在学校念书。”
“可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就知道怎样恨他的老师怎样像打狗一样打他的老师，打得你整整三个月不能起床，那天回到家，你吐血吐了半脸盆……”
“斯兰，他和我一样，都是牺牲品。”
“可他并没有牺牲，至今逍遥法外，还要升主任！”
“斯兰，别这么说，”他殷殷劝解，“他们也有牺牲，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心里的苦也许比我们还大。我们吃了苦受了罪，现在还可以平反翻案，还可以公开诉一诉，还可以得到补偿，可是青年学生们的苦向谁诉去？他们那么年轻就和我们一起经受苦难。既然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苦难重新加给他们呢，难道我们苦得还不够吗，还不知道那种苦是什么滋味吗？”
孙斯兰渐渐平静下来，只是无声地抽搐。
“恨是很容易的。要是人只会恨，要是那场政治中的人都去搞怨怨相报，人和人的仇恨何时是个了结……前不久，我在《临床儿科杂志》和《中华医学》上连续看到他写的两篇论文，当时我就想，这朱庆时真不赖呀。”
孙斯兰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会意地笑了，说：“是的，斯兰，我是不忍心毁掉一个优秀的医生，而且是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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