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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白话文全译本》 作者:司马光

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无年(辛丑、前140)

    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 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 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 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 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 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授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就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又稍稍以恩礼相待。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 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极为恼怒,好几次几乎给气死;武帝对陈皇后更为恼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的父亲郑季,本来是平阳县的县吏, 去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和卫媪私通而生了卫青,让他昌充姓卫。卫青长大了,在平阳侯家中当骑奴。大长公主刘嫖抓住卫青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和勇士把他给抢了回来。武帝得知此事,就召见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给他侍中的官衔,几天之内给卫青高达上千金的赏赐。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6]夏季,四月,夜间出现了一颗光亮如同太阳的异星。

    [7]初置茂陵邑。

    [7]开始设立茂陵邑。

    [8]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 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8]当时,朝廷大臣的议论中多对晁错提出削藩之策被杀而表示冤枉,一心摧残和抑制诸侯王,经常弹劾揭露诸侯王的过失和罪恶,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用笞刑罚威逼诸侯王的臣子屈服,迫使他们证明诸侯王有过失和罪恶;诸侯王没有一个不为此而悲愁怨恨。

    三年(癸卯、前138)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1]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 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1]冬季,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刘胜回答:“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与皇上之间没有血缘亲情,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而悲伤!”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一向武帝奏报。于是,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侍亲属的恩惠。

    [2]河水溢于平原。

    [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大饥,人相食。

    [3]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4]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5]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 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6]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7]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8]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驱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

    这一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 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武帝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经常在夜时出宫,自称平阳侯;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百姓都大声怒骂。县和杜县的县令想要收捕这批人,这批人拿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时到达柏谷,去旅店投宿,向旅店的主人要酒,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 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召集了一些青年后生准备收拾他们;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不能图谋收拾他们。”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等他喝醉了之后就把他捆绑起来。召集来的青年后生都走了,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千金,任命她的丈夫做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处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上以道远劳苦,双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杜之民。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鹜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武帝因为道路遥远身体劳苦,又给百姓带来祸患, 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修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连声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像大海一般富饶的陆上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之林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 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 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武帝就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曾,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武帝又喜欢亲自出击杀熊和野猪,策马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有的东西类型相同而才能不同,所以力量大数得着乌获,行动敏捷要说庆忌,勇猛无敌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我的愚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杀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人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便是有乌获、逄蒙的超群技艺,也来不及使用,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的车辆,怎么能不危险万分呢!即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害,然而这种环境本来就不是陛下应该接近的啊。更何况陛下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奔驰,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控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变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荒草,驰过丘陵废墟,前面有即将捕获猎物的诱惑,而心中没有预防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形成危害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看轻皇帝的万乘尊位,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则乐于行进在潜伏着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和娱乐,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大概聪明的人能预见到尚未萌芽的问题,有智慧的人能提前避开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灾祸,灾祸本来大多隐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微之处,而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上。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四年(甲辰、前137)

    [1]夏,有风赤如血。

    四年(甲辰,公元前137年)

    [1]夏季,刮起了一场如同血红色的风。

    [2]六月,旱。

    [2]六月,出现旱灾。

    [3]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3]秋季,九月,东北天空出现了异星。

    [4]是岁,南越王佗死,其孙文王胡立。

    [4]这一年,南越王赵佗死,他的孙子文王赵胡继承了王号。

    五年(乙巳,前136)

    [1]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乙巳,公元前136年)

    [1]春季,朝廷宣布停止使用三铢钱,发行半两钱。

    [2]置五经博士。

    [2]朝廷设立五经博士。

    [3]夏,五月,大蝗。

    [3]夏季,五月,发生严重的蝗灾。

    [4]秋,八月,广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无后,国除。

    [4]秋季,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都死去,没有后代,他们的封国被废除。

    六年(丙午、前135)

    [1]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

    [1]春季,二月,乙未(初三),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

    [2]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2]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一日),高祖陵寝中的偏殿发生火灾;武帝因此穿戴了五天白色冠服,以示请罪。

    [3]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3]五月,丁亥(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驾崩。

    [4]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侯田为丞相。骄侈:治宅甲诸第, 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4]六月,癸巳(初三),丞相许昌被免职,武安侯田任丞相。田骄横奢侈:修建的住宅比所有官员的住宅都豪华,占有的田园最肥沃;从各郡各县购买的物品,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大量接受各地的贿赂;他家的金玉、美女、狗马、歌妓舞女、古董器物,多得数不过来。田每次进宫奏报政务,坐在那儿对着武帝一说就是大半天,所说的都被武帝所采纳;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百姓直接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侵夺了皇帝的权力。武帝不满地说:“您任命的官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官吏。”田曾经请求把考工官府的土地拨给他,以便扩建住宅,武帝愤怒地说:“您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以后,他的气焰才稍收敛了一些。

    [5]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5]秋季,八月,东方天空出现了异星,长尾横扫天空。

    [6]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 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

    [6]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武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派人向武帝上书告急。因此,武帝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调集大批军队去援救南越,派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出发,派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合力进攻闽越。

    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专心地从事自己的产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进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扰。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各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遇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帮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国势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却有几百里千里。国家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全境安宁,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见过兵器甲仗,百姓得以夫妻相互厮守,父子相互保养,这都是陛下恩德。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贡品和酎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自相攻击,陛下却派兵援救,这是反过来为了野蛮人而使中原遭受疲劳困苦啊!况且越人遇笨鄙薄,违背盟约,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朝廷的法度,并不是一天一日如此,而是由来已久。如果越人一不奉行皇帝诏令,就发兵进攻他们,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了。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 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最近,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百姓要靠出卖爵位、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仰赖陛下的恩德救济百姓,百姓才得以不饿死在流亡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生活没有恢复正常。现在调兵远征数千里之外,应征的人,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人居住地区,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河两岸是繁密的树林和丛生的乱竹,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撞在石头上;树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夏季炎热之时,上吐下泄以及霍乱等瘟疫接连不断,不必等到交战,死伤的人必定就很多了。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臣子、我的先父派遣将军间忌率军进攻他们,南海王率领他的军队归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是暑热多雨季节,前来平叛的楼船水军将士长期居住在水面上,还要划桨行船,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交战就死于疾病;年迈的父母流泪,幼小的孤儿哭号,变卖所有家财产业,到千里之外,去接亲人的尸体,肉已不存,只好包裹骸骨返乡。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持续几年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英明如同日月高照,恩惠施加到禽兽和草木,如果有一个人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就为此而心中惨悲伤。现在境内没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犬吠的惊吓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身暴露原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上午很晚才敢打开城门,这样每天早上还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刘安私下替陛下觉得此事应该三思而行。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生,疾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中以偿所亡。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 所以能攻扰边境城邑。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限隔中原和边外的自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一定要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要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进入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边境防守戎备如果很谨慎很警惕,畹牧甘常词褂幸话俑*越族,又能对边境城邑构成什么威胁呢!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能在陆地作战,又没有战车、骑兵、弓弩等军事装备。然而却不能进占其居住地,原因就在于越人据守险要的地势,而中原的将士又不服当地水土。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少于数十万人,要想进占越地,必须有五倍的兵力才够,其中还不包括拉车运输粮饷的后勤部队。南方炎热潮湿,临近夏季容易流行瘟疫,出征的将士暴露在外,生活在水乡,蝮蛇繁衍为害,疾病频繁发作,兵器还没有见血,就会有十分之二三的将士死于疾病,这样,即便是把越国人全部俘虏了,也不足以补偿汉军所受的损失。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败,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我听到了这样的传言:闽越王的弟弟甲杀了闽越王,甲也因此被杀, 越国部众没有首领统辖。陛下如果想招越人归顺,把他们迁往中原安置,可以派重臣前去慰问,施加仁德,给予奖赏,以便招他们前来归顺,这些越人一定会扶老携幼来归顺圣明有德的天子。假若陛下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这些越人,就*延续越人已断绝的世系,保存越人已灭亡的国家,封立越人的王侯,用这种方法畜养越人,这些越人一定会送来人质朝廷的藩属臣子,世世代代缴纳贡品和赋税。陛下仅用一寸见方的印章,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能镇抚境外地区,不出一兵一卒,不损坏一支长戟,而产生威德并行的效果。现在用兵进占越地,越人一定震惊恐惧,以为将军们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必定会像野鸡野兔那样逃跑,进入山林险阻地区。汉军如果撤走,越人就重新结集;汉军如果留守越地,长年累月,就会使将士们疲倦困苦,缺乏粮食,百姓因军事行动而受困苦,就一定会出现盗贼。我听老人们说:秦朝统治时期,曾派郡都尉屠睢率兵进攻越人,又派一位名叫禄的监郡御史指挥开凿河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丛林之中,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军队驻守无人居住的空地,旷日持久,士兵困苦疲倦,越人出山袭击,秦军大败,这才调集罪犯和贱民充军用来防御越人。在那个时候,境内外动荡不安,百姓都无法正常生活,结伴逃亡,聚集成了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大规模变乱开始出现。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一方出现了危险局面,四面都会惊动。我担心变乱的产生,奸邪的出现,都从进攻越人而开始。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我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的战争, 这是说没有人敢于较量,假若越人怀着侥幸心理迎战领兵将领的先锋部队,哪怕是只有一个砍柴驾车之类的卑贱士兵乘着不备逃走了,即便是汉军得到了越王的头颅,我还是要私下为大汉朝廷而感到羞耻。陛下把四海之内广大区域做为疆域,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都是陛下的男女奴仆。陛下降下德政恩惠,用来养育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就会使陛下的恩惠德泽普盖于万世,把它传给子孙后代,推行到永无终止的将来,国家的安宁,就如同泰山而又增加了四面维系的绳索一样稳定;野蛮人的土地,还不够天子用来做一天的游乐使用,怎么值得为它而兴师动众呢!《诗经》说:‘大王仁德满天下,徐方部族自归顺。’这是说王道光明正大,远方的部族都很仰慕。我刘安私下认为,恐怕将官们的率军伐越,。

    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这时,汉军已经出发,尚未越过阳山岭, 闽越王郢发兵据守险要进行抵御。他的弟弟馀善就和相、宗族贵族商量说:“国王因为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没有向天子请示,所以天子派军队来征伐问罪。汉军人多而且实力强大,即使一时侥幸战胜他们,后面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的国家被灭亡才能罢休。现在我们杀了国王而向天子请罪,如果天子同意我们的要求则撤回汉军,自然会保全我们闽越全境;如果天子拒绝我们,我们就拼死与汉军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到海上。”大家都说:“好!”当即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派使臣带着他的头颅送给了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汉军到来的目的,就是要杀闽越王。现在你们送来了闽越王的头,又向朝廷请罪;不经过战争闽越王就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王恢就随机应变,停止进兵,把此事告知大农令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并派使者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报告天子。武帝下诏撤回两位将军统率的军队,诏书还说:“闽越王郢等人是罪魁,唯独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武帝就派中郎将封立丑做越繇王,主持对闽越祖先的祭祀。馀善杀了郢之后,在闽越国内很有威望,国中民众大多拥护他,他就自行称王,繇王丑无力制止他。武帝得知,认为为了馀善不值得再次出动大军,就说:“馀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能带头杀了郢,使朝廷大军免受劳苦。”于是,武帝就封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存。

    上使庄助谕意南越。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还,过淮南,上又使助谕淮南王安以讨越事,嘉答其意,安谢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谏其王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说明朝廷的意旨。 南越王赵胡磕头说:“天子竟为了我而兴兵讨伐闽越,我纵然身死也无法报答朝廷的大恩大德!”他就派遣太子婴齐入京充当皇帝的警卫,还对庄助说:“我的封国刚刚受到进犯,请使臣先行一步,我赵胡正日夜收拾行装,很快就入京朝见天子。”庄助返京途中,路过淮南国,武帝又让庄助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用意,赞许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刘安表示自己没有皇帝那样的远见,表示谢罪。庄助离开南越之后,南越国的大臣们都劝止他们的国王说:“汉朝发兵远征,杀闽越王郢,也是以此震惊南越国。况且,先王当初说:‘侍奉天子只求不失大礼就成了。’总之,不能因为喜欢汉朝使臣的甜言蜜语,就进京去朝见天子,您真的去了,就不能返回来了,这是亡国的情势啊!”因此,赵胡就自称有病,终于没有来朝见武帝。

    [7]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7]这一年,任命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8]东海太守阳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 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8]东海太守阳县人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因他为人威严而被大家敬畏。东越部族相互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他没有达到东越,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自相攻击,本来他们的习俗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内郡失火,火势蔓延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因为房屋毗连而蔓延燃烧起来,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见河南郡的贫民遭受洪水干旱灾害磨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谨借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发放河南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他在东海郡时,整肃官吏,治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郡丞和各曹掾史,然后放手任用,他只关注大事,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身体多病,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汲黯。武帝听到了,召汲黯入朝,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他处理政务,主张清静无为,从大的方向引导,不拘泥法令条文。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缺少礼数,当面使人难勘,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武帝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藏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呢!”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脸色很难看地宣布结束朝会,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假将要接近三个月的限期了,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休病假的时间,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有人认为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有所谓的社稷之臣,说到汲黯,就很接近了!”

    [9]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大行王恢,燕人也,习胡事, 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自上古不属为人。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9]匈奴前来请求和亲结好,武帝让群臣讨论。大行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情况,他提议说:“汉与匈奴和亲,大概不过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不如不同意和亲的要求,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说:“匈奴经常迁徙;如同鸟飞一样,很难制服他们,自上古以来,都不把他们看做人类,现在如果汉军远征千里之外与匈奴争强斗胜,就会人马疲 惫;敌人以逸待劳,这是很危险的。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参加议论的,大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因此,武帝允许汉匈和亲。

    元光元年(丁未、前134)

    [1]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

    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134年)

    [1]冬季,十一月,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这是采纳了董娭偈娴慕ㄒ槎扇〉男卸*

    [2]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六月,罢。广与程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2]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郡,中尉程不识担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郡。六月,朝廷罢免了他们二人的军事职务。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境郡守的身份指挥军队,当时很有名气。李广指挥行军没有固定编制和行列阵势,选择水甜草肥的地方驻扎下来,人人自便,夜间也不派设巡更士兵敲打着刁斗警卫营盘,军中指挥部的文书简单便宜;但是,也远远地派出监视敌军的侦察哨兵,军营未曾遭到袭击。程不识则整肃军事编制,讲究队列和布阵安营,夜间敲刁斗巡逻,军中官佐处理军队文书一直忙到天明,军队不能随意休息;然而也没有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的军队很简单便宜,但是,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它,就没有办法抵御;而李广的士兵也很自在,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拼力死战。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烦扰,但敌人也不能侵犯我。”但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谋略,汉军士兵也多数愿意跟随李广作战,而苦于跟随程不识。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军队一出动就要有严格的军幻,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这是说统领大军而不用法纪来控驭,没有不凶的。李广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凭李广的奇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他的方法引为楷模来效法。为什么呢?谁要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却很难,更何况与李广同时做将领的人呢!说到普通人的本来性情,都喜好安逸,而不知道接近祸害的危险,那些士兵们既然认为程不识治军严苛烦扰,而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势必将要仇视他们的长官而不服从指挥。这样说来,指挥军队简单便宜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防御敌人突然袭击之一点了!所以说“军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统领军队,也就是严格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仿效程不识用兵,即便是打不了胜仗,还可以保证不失败;如果学习李广的方法,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啊!

    [3]夏,四月,赦天下。

    [3]夏季,四月,武帝宣布大赦天下。

    [4]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4]五月,下诏察举贤良、文学、武帝亲自出题考试。

    [5]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5]秋季,七月,癸未(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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