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与其说本篇是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兴衰史，还不如说是儒学“境遇记”。也就是说，本篇记述的重点是，从孔子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怎么样看待儒学、儒学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各传记中的议论放在结尾处的较多，此篇则在一开始就来了一段深沉的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从后文可以看出，“广厉学官”实际上标志着儒学成为官学、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乃至倡导、儒学成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这是匡古未有的事情。如果把此篇视为儒学兴衰记，此时应该是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而司马迁恰恰在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废书而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自然要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废书而叹”？
为什么？难道司马迁在感叹：儒学直到此时才“兴盛”，走过了太长的路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并非如此。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再联系《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兴盛”颇不以为然：
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作为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公孙弘不过是个“曲学以阿世”的典型——在记述完辕固生直抒已见而得罪窦太后、不得不去斗兽、差点儿丢掉老命之后，文中突然写到：“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对公孙弘这番告诫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作为古文大家的司马迁此等笔墨恐怕也不是随意写就，而是微言大意吧。
再参之以《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平准书》，公孙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敢直言进谏，常常迎合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穷奢极欲，他就声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汉武帝独断专行，他就“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自已的建议不被武帝采纳，他也从不“庭辩”之。甚至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商量好要向武帝提意见，可是，一到汉武帝面前他就“倍其约以顺上旨”。当汲黯当场抨击他背信弃义时，他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可汉武帝居然认为他说得对，“益厚遇之”。可见，他对于汉武帝的逢迎是深受汉武帝赏识的，此人高居相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当淮南、衡山造反时，连公孙弘自已都为自已无功被封深为不安，上书乞免，汉武帝都没有答应，称赞了他的“谨行”，使他“竟以丞相终”。而所谓“谨行”，不过就是他善于逢迎上意罢了，总是逢迎上意的公孙弘难道还能够坚守儒学的种种原则、主张吗？司马迁对公孙弘还有这样的断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在此篇《儒林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别说这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所当为，就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行径恐怕也会被人骂一声卑劣吧。
再看看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此篇对其他儒者的记述：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里，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记述的这些儒者并没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作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儒学而“起其家”、“至大官”、“显贵”。再联系此篇前面所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我们是不是已经约略明白，司马迁的“废书而叹”是感慨儒学虽然开始为统治者所礼遇，却已被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学呢？此篇还追述了先秦时代、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者们的种种遭遇，我们再联系《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对儒学“天下莫能容”的议论，是否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对儒学的所谓“兴盛”颇不以为然，倒更为称赞儒学未“兴盛”之时的真精神呢？
正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1759]，至于广厉学官之路[1760]，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761]。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1762]，幽厉微而礼乐坏[1763]，诸侯恣行[1764]，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1765]，于是论次《诗》《书》[1766]，修起礼乐[1767]。适齐闻《韶》[1768]，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1769]，《雅》《颂》各得其所[1770]。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1771]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772]而已矣”。西狩获麟[1773]，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1774]，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1775]，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1776]，小者友教士大夫[1777]，或隐而不见[1778]。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1779]，澹台子羽居楚[1780]，子夏居西河[1781]，子贡终于齐[1782]。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1783]，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784]，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1785]好学。后陵迟[1786]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1787]，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1788]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1789]，焚《诗》《书》，坑术士[1790]，六艺[1791]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1792]，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1793]，旬月以王楚[1794]，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1795]，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1796]，何也？以秦焚其业[1797]，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1798]，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1799]！吾党之小子狂简[1800]，斐然成章[1801]，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1802]，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1803]，讲习大射乡饮之礼[1804]。叔孙通作汉礼仪[1805]，因为太常[1806]，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1807]，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808]。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1809]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810]，故诸博士具官[1811]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1812]即位，赵绾、王臧[1813]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1814]。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1815]，于齐则辕固生[1816]，于燕则韩太傅[1817]。言《尚书》自济南伏生[1818]。言《礼》自鲁高堂生[1819]。言《易》自菑川田生[1820]。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1821]，于赵自董仲舒[1822]。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1823]，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1824]，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825]。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1826]，乃请曰：“丞相御史言[1827]：制曰[1828]‘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1829]。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1830]。今礼废乐崩，朕甚愍[1831]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1832]劝学，讲议洽闻[1833]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1834]，崇[1835]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1836]’。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1837]：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1838]，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1839]； 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1840]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1841]，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1842]，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1843]。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1844]。太常择民年十八已[1845]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1846]，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1847]，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1848]偕[1849]，诣[1850]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1851]以上，补文学掌故[1852]缺；其高弟[1853]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1854]。即有秀才[1855]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1856]，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1857]，训辞[1858]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1859]，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1860]，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1861]。请选择其秩比[1862]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1863]；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1864]：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1865]，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1866]，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1867]。请著功令。佗[1868]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869]。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1870]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1871]。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1872]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1873]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1874]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1875]以教，无传[1876] (疑)，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1877]，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1878]，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1879]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1880]。及代[1881]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1882]，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1883]，弟子二人乘轺传从[1884]。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1885]，舍鲁邸[1886]，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1887]，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1888]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1889]，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1890]，邹人阙门庆忌[1891]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1892]虽不备[1893]，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1894]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1895]。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1896]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1897]，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1898]，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1899]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1900]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1901]？”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1902]，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1903]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1904]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1905]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906]，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1907]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1908]，欧阳生教千乘兒宽[1909]。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1910]，及时时间行佣赁[1911]，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1912]，补廷尉史[1913]。是时张汤方乡[1914]学，以为奏谳掾[1915]，以古法议决疑大狱[1916]，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1917]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1918]，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1919]，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1920]，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1921]《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1922]，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1923]。《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924]，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1925]。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1926]。 襄，其天姿[1927]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1928]。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1929]。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1930]，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1931]元年征，官至中大夫[1932]。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1933]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1934]。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1935]，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1936]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1937]，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938]，其精如此。进退容止[1939]，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1940]，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1941]，主父偃疾[1942]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943]。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1944]，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1945]，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946]。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1947]。”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1948]，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1949]，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1950]。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1951]，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1952]：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1953]。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954]，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1955]，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956]，至于命大夫[1957]；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一、文化拓展：
（1）《史记》在班固父子看来有这样的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也就是说，不以儒学为正统。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史记》颇有偏见。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确实比较崇尚黄老之学。《乐毅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黄老之学的传承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此处所说的盖公便是曹参的老师，“萧规曹随”正是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除此之外，《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中齐太公、管仲等人“因其俗，简其礼”、“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治国之术亦为司马迁所肯定，而这样的治国之术正是“黄老之学”（参看《齐太公世家》之“文化史拓展”）；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汲郑列传》）也甚为司马迁所称道；吕后、文帝的“休息”、“无为”在司马迁看来亦是善政；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还明确提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以此来质疑酷吏政治，这同样也是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循吏”之“循”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中的“循” [1958] 。
而对于儒林人物，司马迁确实也有不少微词乃至讥讽：在《史记》中，并没有为大儒董仲舒专立一传，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及董仲舒以治《春秋》名家；叔孙通制礼，不过是使专制君主感叹一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因儒学而由白衣至三公，任学官时曾向武帝上疏倡导儒学并为武帝所采纳，使得当时儒学大行，可是，这么一个儒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的反面角色。司马迁对儒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世著名学者方苞对此有着相当精辟的分析：“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又书<儒林传>后》）
可是，话又说过来，司马迁对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其实评价很高：并无侯国、封地的孔子被列入“世家”，而且，孔子摄鲁相事在“迭见法”中多次出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司马迁作史时的重要参照——“考信于六艺”[1959]，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多次提到自已写作《史记》正是效法《春秋》。
以上所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理性精神的学者，他心中并没有先验地悬搁任何权威，不仅仅秦皇汉武等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人士不是权威，就是在当时已被定为官学的儒学也不是权威。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值得钦敬，但也没必要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者其实也有着“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太史公自序》）、“用文乱法”（《老子韩非列传》）、“不知时变”（《叔孙通列传》）、“文多质少”（《万石张叔列传》）、“怀诈饰智”（《汲郑列传》）等缺陷弊病。而且，从《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最为称赞的是先秦儒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在《儒林列传》所记述的汉儒那里则失落了，汉儒们得到显赫地位是因为“曲学阿世”、“阿人主取容”、“希世用事”，儒学在成为官学的同时也沦落为利禄之学。可以看出，司马迁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儒学、指谪儒林，而是对异化、扭曲、堕落了的儒学与儒林人物予以理性化的解剖与批判，重新以“道”与“德”而不是“势”与“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司马迁不仅“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且还是对圣人学说之真精神的承继与弘扬。
（2）《叔孙通列传》可与本篇中“叔孙通作汉礼仪”相发明；《秦始皇本纪》载博士淳于越议政之言，这可说是李斯倡议焚书坑儒的直接导火索，学习《儒林列传》，可以参看此事。本篇所谓“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的具体情形，可从《田敬仲完世家》中了解到。
（3）本篇中所说的“明堂”即“明政教化之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孟子·梁惠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礼记》云：“天子居明堂”；《淮南子》中也提到明堂，根据高诱对它的“解”，明堂上圆下方，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叫做“太庙”，它上面观测吉凶、记录天气情况的地方叫做“灵台”，外面圆圆的地方叫做“宫”。西周初期就建有明堂，后来不断修建，到汉代明堂内已经设有白、青、黄、赤、黑五帝庙，凡是天子朝会、祭祀、庆赏、选拔士人、养老、教学等重大典礼，均在此举行。作为一个建筑物，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史记》中，《孝武本记》多次提到明堂，其他如《天官书》、《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中也都谈到过明堂。
（4）要了解文化史上博士制度的发展，此篇也有重要意义。博士之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博士这一官职，职能主要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秦朝相沿，始皇时设博士七十余人，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博士仅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第二，其他学术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被立为学官，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第三，改变博士需要兼通诸经和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为博士，专守其学。后来董仲舒上书称：“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到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应丞相公孙弘之奏请，设立太学。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博士弟子来源有三：一由太常选补（即奉常，掌管宗庙礼仪，景帝时改名太常）；二是郡国察贡，三是以“父任”入学。
二、文学链接：
1、 相关文学典故：
仲舒不窥园
且逍遥，还酩酊，仲舒漫不窥园井。
（刘言史《刘萤怨》）
三年曾不窥园树，辛苦萤窗暮。
（葛胜仲《虞美人·酬卫卿弟兄赠》）
伏生
白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梁颢状元及第后谢启》）
申公
友鲁申公，师浮丘伯，尚可教书村学堂。
（刘克庄《沁园春·六和》）
2、 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扬雄《渊骞篇》 韩愈《处州孔子庙碑》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苏洵《任相》 苏轼《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绝》秦观《石庆论》 归有光 《送计博士序》 方苞《又书<儒林传>后》
三、集评：
子思之后，子高、子顺、子鱼皆守家法，学者祖之。叔孙通本学于子鱼，子鱼始仕始皇。陈馀儒者，与子鱼善。陈胜首事，馀荐子鱼。馀轻韩信以取败亡，鲋死陈下，儒学几绝。独通遗种仅存，卒赖以有力。司马迁、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来，乃为《儒林传》自武帝始。楚汉间辩士说客多妄言，迁、固一切信之，反以陆贾为优于叔孙通。余固深叹汉、隋、唐末之祸，他书尽亡，无以质正，而惟迁、固之信，使学者不复识孔氏本末，然则何止秦火为害也。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七
太史传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说经者之旨，独疏六艺门户，此其不知学之故。古人云，汉儒传经而经亡，于此亦可概见也。
————茅坤 《史记钞》卷八五
《儒林列传序》千百年文学废兴，悉备于此，至其叙述《六经》，推崇孔孟，亦复不遗余力。读此而犹谓太史公专尚黄老，岂非眊耶！
————储欣《史记选》卷六
太史公不知道，颇述六经源流，必以孔子为归，可谓识其大者。汉武申明儒术，乃相公孙弘，而仲舒止于国博，何其悖也。使正谊明道之学，获见于时，儒林之美，将必斐然有闻于世。乃功令虽广，仅补苴章句而已，斯文曾不得与三代之盛也，岂非一时君相之咎哉！秦火过后，得以昌明六艺，则广厉学官之功，不可没耳。
————王治皡《史记榷参·儒林》
传儒林自是并叙《六经》诸儒，然史公却令有微意，则以贬公孙而尊董子，薄公孙之希世取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见疾也。盖史公之《史记》之外，本于《春秋》之义闻于董子，而董子之遇抑于公孙，故传中用意如此，而其称论董子学行，亦隐然见其奄有诸儒之长，语无泛设也。只有幅唱叹齐鲁之士，是推本圣人遗化，举其多者论之。然董子非齐鲁人，兴起较难而写来却是汉代第一儒宗。则一面唱叹齐鲁，一面更已隐为董子衬起一层身分矣。凡比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来未经拈出，只是习而不察耳。
————汤谐《史记半解·儒林列传》
汉承奉禁学，圣道中绝，故因群儒殷勤传述之绪，以大启六经而广谕之，本先王《诗》、《书》、《礼》、《乐》造士之旨，使之兴道，讽谕言语以尽其材，而历世磨钝，论官治吏之典具焉。且其职之也兼行艺，故人无悖行，其用之也通儒吏，故官无废事，此正所称诏书，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者也。史公叹兴复六艺之难，嘉予广历学官之意，乃褒之不暇，而又何讥焉？
————张九镡《笙雅堂文集》卷三《书史记儒林传后》
汉文仁让，太史公《儒林传·序》称其本好刑名之言，人或疑之。然其行事类多诎情任法，此真刑名之意也。故知刑名者莫知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公。
————杨于果《史汉笺论》卷五
余读《史记·儒林传》曰，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古之养民也，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马以宠荣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姻任丘，进之以智仁圣义中和，范之以礼而和之以乐，使之心知道之实有可乐而非以为荣宠也。其所以荣宠之者，亦为取其所有余，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为之报也。故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无相冒之行。汉兴几百年，历文景之治而后学校立，寝寝乎故一时之盛也，然气所举者治六经之说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选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为秀才异等，释奠舍、采诵弦、书礼之教，盖无闻焉。而自布衣为天子三公者，乃公孙弘等，而申公、韩生、董仲书皆以抗直黜去，则是风天下之为学者，治章句以为荣宠之资，而争为阿谀之术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颜而为儒林而不知愧也。当周之衰，攻战从横之术行，然孔门弟子游夏之属，各有徒数十人，后百余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尽烧天下之书，杀戮诸儒，然陈涉起而孔甲从，伏生之徒犹守其遗经以至汉，岂非先圣人遗风流俗犹有存者，而无为而为仁者，人之良心未尽泯哉！汉之举贤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教唐宋为盛，其使天下骛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而学校之失也。公孙弘之曲学阿世，诸儒诋之。学校兴而幸进之徒得所资而起，而汉遂无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间，文辞可观，伤儒林之徒，有文辞自此始也。故学校不坏于周之废，而坏之汉之兴，则公孙弘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杨绍文《云在文稿·史记儒林传论》
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使公卿皆如汲黯，则主既不肆为非，使公卿皆如郑庄，则士复不失其所。然二人好黄老，非儒者也，故复传儒林焉。汉至武帝，始黜百家，重儒术，而是时方外攘四夷，内行神仙土木。治《诗》之申培、辕固，以正直归罢，治《春秋》之董仲舒，以廉直不容于朝，出为诸侯相，而兒宽承意从容，乃得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世用事，乃得封侯为丞相，是亦叶公好龙矣。自迁创为《儒林传》，而汉后从祀孔庭者，多为《儒林传》中人。迁学术宏深，得力于《春秋》之教，而不获与仲舒并从祀者，盖后人读《史记》，先以是非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等语，横于胸中，未深求其用意也。
————尚镕《史记辨正》卷十
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厉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
————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自秦燔弃《诗》、《书》，汉兴七十余年，犹未下搜书之令，武帝始兹兹，天下靡然向风，务于文学，虽所得为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而彬彬文雅，要自兹开之，乃史公读广厉学官之功令奚为叹也。方灵皋谓自孔孟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殄灭摈弃未绝者，至此皆废弃无余也，是何言也欤！是何言也欤！
————杨琪光《读史记臆说》卷五
四、思考与讨论：
1、你怎么样看待对《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指责？
2、在此篇中，司马迁主要记述了哪几种类型的儒林人物？对这些儒林人物分别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3、董仲舒是当时大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就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司马迁对此并未提及，在此篇中也只是记述了“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言灾异”、“明于《春秋》”以及遭人陷害等事迹。这种写法透露出司马迁怎样的思想感情倾向？
诗词格律与古代文化常识施公案罗斯福传世界500强面试实录貂蝉艳史演义残唐演义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越绝书后宋慈云走国全传正说清朝十二臣绿牡丹民间偏方大全尔雅古代鬼故事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剑侠奇中奇全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九云记贵妃艳史演义与其说本篇是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兴衰史，还不如说是儒学“境遇记”。也就是说，本篇记述的重点是，从孔子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怎么样看待儒学、儒学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各传记中的议论放在结尾处的较多，此篇则在一开始就来了一段深沉的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从后文可以看出，“广厉学官”实际上标志着儒学成为官学、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乃至倡导、儒学成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这是匡古未有的事情。如果把此篇视为儒学兴衰记，此时应该是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而司马迁恰恰在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废书而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自然要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废书而叹”？
为什么？难道司马迁在感叹：儒学直到此时才“兴盛”，走过了太长的路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并非如此。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再联系《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兴盛”颇不以为然：
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作为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公孙弘不过是个“曲学以阿世”的典型——在记述完辕固生直抒已见而得罪窦太后、不得不去斗兽、差点儿丢掉老命之后，文中突然写到：“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对公孙弘这番告诫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作为古文大家的司马迁此等笔墨恐怕也不是随意写就，而是微言大意吧。
再参之以《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平准书》，公孙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敢直言进谏，常常迎合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穷奢极欲，他就声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汉武帝独断专行，他就“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自已的建议不被武帝采纳，他也从不“庭辩”之。甚至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商量好要向武帝提意见，可是，一到汉武帝面前他就“倍其约以顺上旨”。当汲黯当场抨击他背信弃义时，他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可汉武帝居然认为他说得对，“益厚遇之”。可见，他对于汉武帝的逢迎是深受汉武帝赏识的，此人高居相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当淮南、衡山造反时，连公孙弘自已都为自已无功被封深为不安，上书乞免，汉武帝都没有答应，称赞了他的“谨行”，使他“竟以丞相终”。而所谓“谨行”，不过就是他善于逢迎上意罢了，总是逢迎上意的公孙弘难道还能够坚守儒学的种种原则、主张吗？司马迁对公孙弘还有这样的断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在此篇《儒林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别说这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所当为，就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行径恐怕也会被人骂一声卑劣吧。
再看看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此篇对其他儒者的记述：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里，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记述的这些儒者并没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作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儒学而“起其家”、“至大官”、“显贵”。再联系此篇前面所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我们是不是已经约略明白，司马迁的“废书而叹”是感慨儒学虽然开始为统治者所礼遇，却已被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学呢？此篇还追述了先秦时代、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者们的种种遭遇，我们再联系《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对儒学“天下莫能容”的议论，是否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对儒学的所谓“兴盛”颇不以为然，倒更为称赞儒学未“兴盛”之时的真精神呢？
正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1759]，至于广厉学官之路[1760]，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761]。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1762]，幽厉微而礼乐坏[1763]，诸侯恣行[1764]，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1765]，于是论次《诗》《书》[1766]，修起礼乐[1767]。适齐闻《韶》[1768]，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1769]，《雅》《颂》各得其所[1770]。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1771]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772]而已矣”。西狩获麟[1773]，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1774]，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1775]，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1776]，小者友教士大夫[1777]，或隐而不见[1778]。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1779]，澹台子羽居楚[1780]，子夏居西河[1781]，子贡终于齐[1782]。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1783]，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784]，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1785]好学。后陵迟[1786]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1787]，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1788]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1789]，焚《诗》《书》，坑术士[1790]，六艺[1791]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1792]，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1793]，旬月以王楚[1794]，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1795]，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1796]，何也？以秦焚其业[1797]，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1798]，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1799]！吾党之小子狂简[1800]，斐然成章[1801]，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1802]，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1803]，讲习大射乡饮之礼[1804]。叔孙通作汉礼仪[1805]，因为太常[1806]，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1807]，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808]。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1809]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810]，故诸博士具官[1811]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1812]即位，赵绾、王臧[1813]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1814]。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1815]，于齐则辕固生[1816]，于燕则韩太傅[1817]。言《尚书》自济南伏生[1818]。言《礼》自鲁高堂生[1819]。言《易》自菑川田生[1820]。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1821]，于赵自董仲舒[1822]。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1823]，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1824]，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825]。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1826]，乃请曰：“丞相御史言[1827]：制曰[1828]‘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1829]。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1830]。今礼废乐崩，朕甚愍[1831]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1832]劝学，讲议洽闻[1833]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1834]，崇[1835]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1836]’。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1837]：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1838]，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1839]； 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1840]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1841]，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1842]，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1843]。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1844]。太常择民年十八已[1845]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1846]，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1847]，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1848]偕[1849]，诣[1850]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1851]以上，补文学掌故[1852]缺；其高弟[1853]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1854]。即有秀才[1855]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1856]，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1857]，训辞[1858]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1859]，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1860]，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1861]。请选择其秩比[1862]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1863]；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1864]：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1865]，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1866]，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1867]。请著功令。佗[1868]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869]。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1870]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1871]。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1872]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1873]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1874]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1875]以教，无传[1876] (疑)，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1877]，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1878]，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1879]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1880]。及代[1881]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1882]，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1883]，弟子二人乘轺传从[1884]。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1885]，舍鲁邸[1886]，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1887]，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1888]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1889]，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1890]，邹人阙门庆忌[1891]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1892]虽不备[1893]，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1894]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1895]。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1896]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1897]，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1898]，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1899]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1900]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1901]？”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1902]，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1903]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1904]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1905]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906]，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1907]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1908]，欧阳生教千乘兒宽[1909]。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1910]，及时时间行佣赁[1911]，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1912]，补廷尉史[1913]。是时张汤方乡[1914]学，以为奏谳掾[1915]，以古法议决疑大狱[1916]，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1917]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1918]，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1919]，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1920]，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1921]《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1922]，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1923]。《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924]，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1925]。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1926]。 襄，其天姿[1927]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1928]。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1929]。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1930]，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1931]元年征，官至中大夫[1932]。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1933]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1934]。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1935]，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1936]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1937]，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938]，其精如此。进退容止[1939]，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1940]，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1941]，主父偃疾[1942]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943]。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1944]，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1945]，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946]。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1947]。”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1948]，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1949]，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1950]。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1951]，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1952]：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1953]。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954]，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1955]，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956]，至于命大夫[1957]；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一、文化拓展：
（1）《史记》在班固父子看来有这样的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也就是说，不以儒学为正统。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史记》颇有偏见。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确实比较崇尚黄老之学。《乐毅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黄老之学的传承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此处所说的盖公便是曹参的老师，“萧规曹随”正是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除此之外，《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中齐太公、管仲等人“因其俗，简其礼”、“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治国之术亦为司马迁所肯定，而这样的治国之术正是“黄老之学”（参看《齐太公世家》之“文化史拓展”）；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汲郑列传》）也甚为司马迁所称道；吕后、文帝的“休息”、“无为”在司马迁看来亦是善政；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还明确提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以此来质疑酷吏政治，这同样也是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循吏”之“循”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中的“循” [1958] 。
而对于儒林人物，司马迁确实也有不少微词乃至讥讽：在《史记》中，并没有为大儒董仲舒专立一传，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及董仲舒以治《春秋》名家；叔孙通制礼，不过是使专制君主感叹一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因儒学而由白衣至三公，任学官时曾向武帝上疏倡导儒学并为武帝所采纳，使得当时儒学大行，可是，这么一个儒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的反面角色。司马迁对儒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世著名学者方苞对此有着相当精辟的分析：“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又书<儒林传>后》）
可是，话又说过来，司马迁对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其实评价很高：并无侯国、封地的孔子被列入“世家”，而且，孔子摄鲁相事在“迭见法”中多次出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司马迁作史时的重要参照——“考信于六艺”[1959]，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多次提到自已写作《史记》正是效法《春秋》。
以上所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理性精神的学者，他心中并没有先验地悬搁任何权威，不仅仅秦皇汉武等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人士不是权威，就是在当时已被定为官学的儒学也不是权威。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值得钦敬，但也没必要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者其实也有着“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太史公自序》）、“用文乱法”（《老子韩非列传》）、“不知时变”（《叔孙通列传》）、“文多质少”（《万石张叔列传》）、“怀诈饰智”（《汲郑列传》）等缺陷弊病。而且，从《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最为称赞的是先秦儒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在《儒林列传》所记述的汉儒那里则失落了，汉儒们得到显赫地位是因为“曲学阿世”、“阿人主取容”、“希世用事”，儒学在成为官学的同时也沦落为利禄之学。可以看出，司马迁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儒学、指谪儒林，而是对异化、扭曲、堕落了的儒学与儒林人物予以理性化的解剖与批判，重新以“道”与“德”而不是“势”与“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司马迁不仅“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且还是对圣人学说之真精神的承继与弘扬。
（2）《叔孙通列传》可与本篇中“叔孙通作汉礼仪”相发明；《秦始皇本纪》载博士淳于越议政之言，这可说是李斯倡议焚书坑儒的直接导火索，学习《儒林列传》，可以参看此事。本篇所谓“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的具体情形，可从《田敬仲完世家》中了解到。
（3）本篇中所说的“明堂”即“明政教化之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孟子·梁惠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礼记》云：“天子居明堂”；《淮南子》中也提到明堂，根据高诱对它的“解”，明堂上圆下方，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叫做“太庙”，它上面观测吉凶、记录天气情况的地方叫做“灵台”，外面圆圆的地方叫做“宫”。西周初期就建有明堂，后来不断修建，到汉代明堂内已经设有白、青、黄、赤、黑五帝庙，凡是天子朝会、祭祀、庆赏、选拔士人、养老、教学等重大典礼，均在此举行。作为一个建筑物，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史记》中，《孝武本记》多次提到明堂，其他如《天官书》、《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中也都谈到过明堂。
（4）要了解文化史上博士制度的发展，此篇也有重要意义。博士之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博士这一官职，职能主要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秦朝相沿，始皇时设博士七十余人，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博士仅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第二，其他学术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被立为学官，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第三，改变博士需要兼通诸经和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为博士，专守其学。后来董仲舒上书称：“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到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应丞相公孙弘之奏请，设立太学。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博士弟子来源有三：一由太常选补（即奉常，掌管宗庙礼仪，景帝时改名太常）；二是郡国察贡，三是以“父任”入学。
二、文学链接：
1、 相关文学典故：
仲舒不窥园
且逍遥，还酩酊，仲舒漫不窥园井。
（刘言史《刘萤怨》）
三年曾不窥园树，辛苦萤窗暮。
（葛胜仲《虞美人·酬卫卿弟兄赠》）
伏生
白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梁颢状元及第后谢启》）
申公
友鲁申公，师浮丘伯，尚可教书村学堂。
（刘克庄《沁园春·六和》）
2、 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扬雄《渊骞篇》 韩愈《处州孔子庙碑》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苏洵《任相》 苏轼《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绝》秦观《石庆论》 归有光 《送计博士序》 方苞《又书<儒林传>后》
三、集评：
子思之后，子高、子顺、子鱼皆守家法，学者祖之。叔孙通本学于子鱼，子鱼始仕始皇。陈馀儒者，与子鱼善。陈胜首事，馀荐子鱼。馀轻韩信以取败亡，鲋死陈下，儒学几绝。独通遗种仅存，卒赖以有力。司马迁、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来，乃为《儒林传》自武帝始。楚汉间辩士说客多妄言，迁、固一切信之，反以陆贾为优于叔孙通。余固深叹汉、隋、唐末之祸，他书尽亡，无以质正，而惟迁、固之信，使学者不复识孔氏本末，然则何止秦火为害也。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七
太史传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说经者之旨，独疏六艺门户，此其不知学之故。古人云，汉儒传经而经亡，于此亦可概见也。
————茅坤 《史记钞》卷八五
《儒林列传序》千百年文学废兴，悉备于此，至其叙述《六经》，推崇孔孟，亦复不遗余力。读此而犹谓太史公专尚黄老，岂非眊耶！
————储欣《史记选》卷六
太史公不知道，颇述六经源流，必以孔子为归，可谓识其大者。汉武申明儒术，乃相公孙弘，而仲舒止于国博，何其悖也。使正谊明道之学，获见于时，儒林之美，将必斐然有闻于世。乃功令虽广，仅补苴章句而已，斯文曾不得与三代之盛也，岂非一时君相之咎哉！秦火过后，得以昌明六艺，则广厉学官之功，不可没耳。
————王治皡《史记榷参·儒林》
传儒林自是并叙《六经》诸儒，然史公却令有微意，则以贬公孙而尊董子，薄公孙之希世取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见疾也。盖史公之《史记》之外，本于《春秋》之义闻于董子，而董子之遇抑于公孙，故传中用意如此，而其称论董子学行，亦隐然见其奄有诸儒之长，语无泛设也。只有幅唱叹齐鲁之士，是推本圣人遗化，举其多者论之。然董子非齐鲁人，兴起较难而写来却是汉代第一儒宗。则一面唱叹齐鲁，一面更已隐为董子衬起一层身分矣。凡比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来未经拈出，只是习而不察耳。
————汤谐《史记半解·儒林列传》
汉承奉禁学，圣道中绝，故因群儒殷勤传述之绪，以大启六经而广谕之，本先王《诗》、《书》、《礼》、《乐》造士之旨，使之兴道，讽谕言语以尽其材，而历世磨钝，论官治吏之典具焉。且其职之也兼行艺，故人无悖行，其用之也通儒吏，故官无废事，此正所称诏书，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者也。史公叹兴复六艺之难，嘉予广历学官之意，乃褒之不暇，而又何讥焉？
————张九镡《笙雅堂文集》卷三《书史记儒林传后》
汉文仁让，太史公《儒林传·序》称其本好刑名之言，人或疑之。然其行事类多诎情任法，此真刑名之意也。故知刑名者莫知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公。
————杨于果《史汉笺论》卷五
余读《史记·儒林传》曰，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古之养民也，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马以宠荣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姻任丘，进之以智仁圣义中和，范之以礼而和之以乐，使之心知道之实有可乐而非以为荣宠也。其所以荣宠之者，亦为取其所有余，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为之报也。故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无相冒之行。汉兴几百年，历文景之治而后学校立，寝寝乎故一时之盛也，然气所举者治六经之说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选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为秀才异等，释奠舍、采诵弦、书礼之教，盖无闻焉。而自布衣为天子三公者，乃公孙弘等，而申公、韩生、董仲书皆以抗直黜去，则是风天下之为学者，治章句以为荣宠之资，而争为阿谀之术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颜而为儒林而不知愧也。当周之衰，攻战从横之术行，然孔门弟子游夏之属，各有徒数十人，后百余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尽烧天下之书，杀戮诸儒，然陈涉起而孔甲从，伏生之徒犹守其遗经以至汉，岂非先圣人遗风流俗犹有存者，而无为而为仁者，人之良心未尽泯哉！汉之举贤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教唐宋为盛，其使天下骛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而学校之失也。公孙弘之曲学阿世，诸儒诋之。学校兴而幸进之徒得所资而起，而汉遂无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间，文辞可观，伤儒林之徒，有文辞自此始也。故学校不坏于周之废，而坏之汉之兴，则公孙弘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杨绍文《云在文稿·史记儒林传论》
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使公卿皆如汲黯，则主既不肆为非，使公卿皆如郑庄，则士复不失其所。然二人好黄老，非儒者也，故复传儒林焉。汉至武帝，始黜百家，重儒术，而是时方外攘四夷，内行神仙土木。治《诗》之申培、辕固，以正直归罢，治《春秋》之董仲舒，以廉直不容于朝，出为诸侯相，而兒宽承意从容，乃得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世用事，乃得封侯为丞相，是亦叶公好龙矣。自迁创为《儒林传》，而汉后从祀孔庭者，多为《儒林传》中人。迁学术宏深，得力于《春秋》之教，而不获与仲舒并从祀者，盖后人读《史记》，先以是非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等语，横于胸中，未深求其用意也。
————尚镕《史记辨正》卷十
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厉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
————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自秦燔弃《诗》、《书》，汉兴七十余年，犹未下搜书之令，武帝始兹兹，天下靡然向风，务于文学，虽所得为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而彬彬文雅，要自兹开之，乃史公读广厉学官之功令奚为叹也。方灵皋谓自孔孟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殄灭摈弃未绝者，至此皆废弃无余也，是何言也欤！是何言也欤！
————杨琪光《读史记臆说》卷五
四、思考与讨论：
1、你怎么样看待对《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指责？
2、在此篇中，司马迁主要记述了哪几种类型的儒林人物？对这些儒林人物分别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3、董仲舒是当时大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就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司马迁对此并未提及，在此篇中也只是记述了“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言灾异”、“明于《春秋》”以及遭人陷害等事迹。这种写法透露出司马迁怎样的思想感情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