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生活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国近代化之父”的桂冠，有的则斥之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卖国贼”。
无论是褒，还是贬，人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臣，是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人物。他在晚清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半时间，“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太平军官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é)，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淮军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
在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时，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的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首领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了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评价此事说，李鸿章一生爱用小智小术，由此可见一斑。
淮军平捻记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督。第二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因剿捻有功，同治六年被授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又赐给他紫禁城骑马，可算得上荣耀异常。同治九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首领。同治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就这样，李鸿章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骨一步一步地爬到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上层位置。官场上的“不倒翁”：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见风使舵，媚上有术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现在的人都怕谈热中二字，我不这样认为。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就很热中。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我现在就得不到君主的重视，怎么能不热中呢！”这可以算作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了：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皇帝、其实是实际当权者的信任。李鸿章曾说：“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语道出了封建官场的奥妙。因为在当时，官员办事好不好实际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和上司的信任。所以，李鸿章“拼命做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尽办法取媚于实际的当权者。甲午战前，对于是战是和，清廷有两种意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其实，李鸿章也知晓日本的野心。但他却一味主和，力主避战。这其中固然有其要保存实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并不打算打仗，所以他要与慈禧站在一起。为了增强自卫能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做出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对于深得慈禧信赖的醇亲王奕(xuān)等人，李鸿章也是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冒犯。李鸿章平时不怎么作诗，但为了讨好奕，每次到奕家赴宴时，都要诗性大发，歌功颂德一番。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奕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搀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只会看当权者的 眼色行事，从来不问是非曲直。
李鸿章取悦当权者的手段，除了见风使舵外，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
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还有一次，李鸿章去俄国访问，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当局组织不当，出现拥挤踩死人的惨案。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大言不惭地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
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高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优用乡人，结网自固李鸿章特别看重乡谊。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的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不录取安徽人就该有柏葰那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