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遂案：此篇可作两汉经学源流读。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麤粗之说，「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麤麤」，非。卢文弨钟山札记二曰：「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麤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哀十四年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注曰：「人道浃，王道备，拨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异辞，因父以亲祖，以亲曾祖，以曾祖亲高祖，骨肉相亲，极于此，故云人道浃也。云『王道备』者，正以拨乱于隐公，功成于获麟，懔懔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备』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至公篇亦有此说。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军篇：「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经堂本校改。）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与孟坚说异。周礼夏官序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六师，即六军也。谷梁襄十一年传曰：「古者天子六师。」诗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师。」又棫朴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师。」皆谓六军为六师。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文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诗」字衍。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旧本段。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文选养生论注，养生经：「人生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义同。吕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下寿不过六十。」庄子盗跖篇、意林引王孙子并云：「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淮南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晋书周访传，陈训谓陶侃上寿，周得下寿。后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盖寿有三品，古说如是。而各品实数则不齐也。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公羊隐元年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徐疏：「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则为三世。」据此，何休分三世，乃缘情制服，非据「中寿八十」也。徐疏又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是郑、颜又与何氏异义，而并与此据中寿之说不同。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公羊传。隐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汉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制定道。」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类聚九十引孔演图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须颂篇云：「春秋为汉制法。」佚文篇云：「孔子为汉制文。」以上诸文，皆以春秋为赤制也。盖出纬书及今文家说。「中数」未闻。盼遂案：扬子法言孝至篇：「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说者谓子云豫知汉祚应享四百五十二岁，故云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说二百四十二年，为赤制之中数。意其时纬候之学，必盛此种传说。又后汉书公孙述传：「述梦人语之曰：『八ㄙ子系，十二为期。』」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论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数之说，必本于符命谶记之事矣。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注见前。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孙曰：「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下文云：「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设）隐公享国五十年，先孙曰，「说」当作「设」，形声相近而误。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旧本段。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注谢短篇。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刘歆说同，见汉书五行志。注详感虚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孙曰：此文多讹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当作「归藏氏」。「周人曰周易」，当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汉上易传引姚信云：「连山氏得河图，（烈、连一声之转。）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并与此说同。当据以校正。晖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路史发挥一并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纪亦言：「殷人因黄帝曰归藏。」与姚信说异。此文既谓夏人因烈山为连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则殷人因归藏曰归藏，当同姚信说也。余注谢短篇。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疏云：「经卦皆八者，连山、归藏、周易皆以八卦干、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本。据周易以八卦为本，是八卦重之，则得六十四。」据此，则「卦」下脱「皆八其别」四字。若作「经卦皆六十四」，则差之远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汉书艺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义曰：「周公作爻辞。」按诸儒以易为三圣重业，即伏羲、文王、孔子。（汉书艺文志、前谢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着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汉人称士礼曰礼，即今仪礼。注谢短篇。六典不与今礼相应，六典，注谢短篇。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为〕何家礼也？孙曰：「为礼何家礼也」，当作「礼为何家礼也」。「礼为」二字误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故此云：「礼为何家礼也？」若作「为礼何家礼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见论语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后汉书儒林传云：「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肃宗亲临称制，又诏高才生受古今尚书，虽不立学官，皆擢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章帝纪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是于仲任时，古文学已盛。此云「不兴」者，盖据不立学官言也。荀悦汉纪论中兴后经学曰：「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学官。」旧本段。
说论者，岛田翰曰：「论」即「论语」省略，古书往往有此例。或云「论」下当有「语」字，此误脱。未知孰是。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岛田翰曰：「但」下当有「知」字。此盖误。礼记王制郑注曰：「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按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说文夫部：「周制八寸为尺。」尺部：「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礼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数十也。日无不照，尺所度无所不极，故以十寸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岁之中无所不成，故以十二寸为尺。周据地而生，地者阴也，以妇人为法，妇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郑玄曰：「论语，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学纪闻七曰：「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犹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罗豫章二程语录曰：『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论语载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纪孔子」者，论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云云，艺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诸弟子亦述师闻也。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四书考异总考九论语原始曰：「王氏云，论语本数十百篇，殊觉骇听。然溯未辑论时言之，亦未可谓其夸诞。王此言，当时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岛田翰曰：「以但」当作「但以」，此盖误倒。晖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据乙。精简二尺四寸，传记一尺。详谢短篇。量知篇云：「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尚书序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大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汉世通谓论语为传。以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孝经等博士，当时亦称传记博士。其所以谓传，邢氏论语疏与书正义说同，孔、邢二氏之说，必无以易。」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谓出孔壁而安国献之也。此云武帝发取，其说独异。注佚文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孙世扬论语考曰：「鲁」字疑衍，下「齐、鲁」同。「九」当作「七」，合齐、古乃为三十篇。章太炎曰：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孙曰：「齐、鲁二，河间九篇」，当作「齐、鲁、河间九篇」。「二」字涉上下诸「二」字而衍。合齐论语、鲁论语、河间论语为九篇，加古论语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于仲任此说，与汉儒所言并异。翟灏四书考异论之曰：「河间论语，不惟汉志不载，诸儒皆绝口不言。据云古文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当时齐论已多于古二篇，则河间论语当有七篇。汉志论语十二家，有燕传说三卷。燕传犹言燕论语，疑即河间论语。河间故赵地，偪近于燕，或河间献王得自燕境，因一称燕传欤？」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齐论已见前志，不得别有齐、鲁合河间为九篇，出于汉志之外，又合古论为三十篇。古论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读？既帝女能读，而宣帝博士转难晓，此皆无稽之说，不足与深辨也。」黄以周儆季文钞曰：「汉初称论语，本不专指今所传之二十篇。凡孔门师弟子讨论之语，皆谓之论语。汉志论语十二家，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皆属焉。其在汉初所称论语，尚不止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时河间献王好古学，所得论语有数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专读孔壁诸篇，于是二十一篇勒成一书。仲任斯说，最为核实。考古文论语与鲁论语目本同，所异者，古文分尧曰篇「子张」以下别为一篇，故鲁论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齐论又别有问王、知道，为二十三篇。河间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为三十篇。论衡于古文二十一篇之下，当云『齐、河间九篇』。『鲁』字衍文也。」窃谓诸家所考，似难凭信。「鲁」字亦非衍文。疑汉代所传论语，各本互异，班志本于七略，与王充所论异，不可强同。汉志称鲁扶卿传鲁论，王充谓孔安国授鲁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可知齐、鲁、河间论语中所无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无者，或齐、鲁、河间有之。以四种论语较之，折累而言，即以齐、鲁、河间论语所有而为古论所无者，得九篇而已。若谓齐论比古论多二篇，河间论语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数，必不合矣。盖班氏所注，与王氏所见之书，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孙世扬曰：「女」字疑误。昭帝读之，而曰「未云有明」。见本纪。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艺文志曰：「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论语皇疏序曰：「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并谓弟子论纂孔子之语。故曰「论语」。章太炎曰：「论语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为说。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名，见礼坊记及今家语弟子解。今家语不可信，坊记可信也。盖自孔氏门人相论纂毕，随题之为论语矣。汉文帝朝已置论语博士，王充云：『孔安国以授扶卿，始曰论语。』非也。」孙世扬曰：「据论衡此文，则扶卿之学，传自孔安国。而艺文志以为扶卿传鲁论，是鲁论本出于古文也。艺文志传齐论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后于孔安国。其胶东庸生，则孔之再传弟子也。（见儒林传。）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论语之书；古文出，而孔安国以教扶卿，始曰论语，似前此亦不得有论语之名。考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论语之名，不自安国始名。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诸多称引，是论语之书，不自古文始传。盖『论语』之名，初甚广泛，凡记孔门言行者，如三朝记及仲尼闲居、孔子燕居之类，以及家语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篇，悉以为称，故王充言论语有数十百篇也。秦火以后，传诵不绝，而未有专师授受，故贾、董辈虽肄业及之，而史不明言其传授。王充言汉兴亡失者，亦谓其散乱不治而已。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论语，（见艺文志及说文序。）还之孔氏安国，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制，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此王充所谓始曰论语，别于前此之泛称论语者矣。」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元本重「篇」字，今据补。「赞」字疑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织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谢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旧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见孟子离娄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此盖出春秋纬也。公羊传卷一徐疏，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说」字今以意增。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春秋说题辞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受命之际。」（类聚五五、御览六０九。）伪孔书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疏引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以上诸文，并与仲任所引前说同。后一说，亦见须颂篇，彼文云：「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释文序录。）义与后说同。汉人解「尚书」之义，有出此二说之外者。书序疏引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上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书璇玑钤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郑氏本璇玑钤，为今文，而与仲任不同者，皮锡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说，而与郑不同者，仲任习欧阳尚书，所引盖欧阳说；郑君殆用夏侯说，故不同欤？」又按：「释名释典艺曰：「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与上列三说并异。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元本「谓」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义长。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县官谓天子。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公羊、谷梁皆以日月为例。公羊隐元传：「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何注：「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传：「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又云：「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谒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传：「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着桓行恶，故深为内惧，其将见杀无日。」谷梁隐元年传：「不日，其盟渝也。」杨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为例，自余皆否。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传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又八年传：「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谓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陆春秋纂例，谓公、谷以日月为例，皆穿凿妄说。失（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先孙曰：「失」当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当为「冬」之误字，古「冬」与「及」字形极近。「冬」与「言」又互倒。文本为「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夏」上脱「冬」字。释名释典艺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孟子离娄篇赵注：「春秋以二始举四时。」杜预左传序：「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谷梁传杨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于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义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说外，尚有二通：贾逵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左传杜序疏。）服虔、何休义同。（据公羊疏。）释名释典艺云：「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亦与贾、服不异。又一说曰：「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传疏。）此二说，皆妄为华叶之言。春秋之名，当以错举四时之说为正。贺道养、孔颖达、杨士勋、徐彦言之详矣。旧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诗唐风郑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是郑以尧为诸侯于唐，即汉晋阳；为天子居平阳。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谱疏。）则谧说又异，以尧为唐侯时，居中山唐县。汉志中山国唐县注，应劭曰：「故唐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余注吉验篇。舜从虞地得达，左哀元年传：「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尧典：『嫔于虞。』虞在河东大阳县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谧语。）今为山西解州平陆县，舜因以为有天下之号。周兴，封仲雍之后为虞国，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禅，封商均于虞，却在梁国虞县，今为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余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记夏本纪正义：「夏者，帝禹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注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按：师古说是也。水经注云：「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诗唐风谱疏引皇甫谧曰：「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则是禹初封阳翟，后即天子位于平阳，或安邑，或晋阳。阳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为号。通鉴外纪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阳，亦云晋阳，及韩。」据汉志，韩即阳翟，乃始封地，与即位后所都混言不别，盖袭皇甫谧说而不一考汉志与水经注也。又通鉴前编曰：「禹践天子位于韩，」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韩国也。」谓韩即安邑，其说殊谬。汤因殷而兴、商颂玄鸟郑笺：「汤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又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于汤言居亳，于盘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别名。」书序郑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师。皇甫谧谓汤都在谷熟，臣瓒谓在济阴薄县，与郑玄、班固说不同。颜师古汉志注、孔颖达玄鸟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并辩其误。史记项羽纪云：「洹水南殷虚。」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索隐：「释例云『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长乐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师汉志属河南郡；朝歌、汤阴、林虑属河内郡。图经曰：「安阳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虚也。」是偃师殷都，与安阳殷都，二说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阳县出土龟甲文字，足证后说非妄。盖殷都数迁，偃师亦其一，不可执此以规班、郑之非。俞正燮癸已类稿、魏源书古微据史记六国表序「汤起于亳」，以为汤因起之亳后以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陕西商州，非河南偃师，偃师为其得天下后所迁之地。又按：诗谱疏曰：「成汤之初，以商为号，及盘庚迁于殷以后，或呼为殷，故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注云：『商家改号曰殷。』」此云「汤因殷而兴」，则非盘庚后始改称殷也。孔疏沿郑玄之误。毛奇龄经问曰：「盘庚无易国号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盘庚云：「绍先王之大业。」正谓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汤所都，皆先王大业耳。况盘庚以前，早有殷名；盘庚以后，仍称商号，皆前后互称。」冯氏解舂集亦谓「殷侯」，自夏帝泄以来皆然也。路史后记十二注引作「汤因商而兴」。改「殷」为「商」者，盖以汤因契所封商地而兴，因为代号，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阶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风美阳县中水乡，周太王所邑。」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纪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商颂郑谱疏曰：「周即处邰，处豳，国号变易，太王来居周地，其国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当以周为号，不得远取邰也。」盼遂案：吴承仕曰：「伐疑当为代。」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当有「汤」字。周武则功德无不至。白虎通号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号，（「号」上旧衍「礼」字。）以自别于前，所以表着己之功业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着己之功业。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着见中和之为也。（句有误。）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史记秦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水经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汉兴于汉中，蜀志先主传：「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史记六国表序云：「汉自蜀汉。」公羊传序疏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阮校当作「其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故曰犹秦、汉。「犹」字衍。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汉书本传：「成帝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王鸣盛十七史商确：「新野是南阳郡属县，而都乡则新野之乡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称，特后汉人沿称已久，仲任语焉不察尔。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皮锡瑞曰：「此引当时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为之说。其说虽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为五家则同。郑君书赞曰：（尧典疏。）『三科之条，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说，谓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说，谓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旧本段。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说尚书」下，疑脱「者」字。上文「说论语者」、「说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试哉」，尧典文。有「尧曰」二字，史记五帝纪同。今文经有「帝曰」二字也。伪孔本因之。正义曰：「马、郑、王本说此经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郑、马、王本，为壁中真本，本无『帝曰』二字。枚颐伪本用今文尚书增之。故三家说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皮锡瑞曰：「古文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其义殊不可通。」按：此引书说，今文说也。「用为天子」，与郑注「试以为臣之事」义异。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史记曰：「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用今文说。古文说以为四岳说，谓四岳请尧以女妻舜。观者，观尔（示）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此引当时今文书说。段玉裁曰：「观尔」乃「观示」之误。「」形近「示」，又误为「尔」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尧典「入」作「纳」。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纳』。」皮锡瑞曰：「夏侯本作『纳』，欧阳本作『入』。」烈风雷雨不迷。」尧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凤过庭录书说上曰：「『麓』当作『录』。此书古文说也。」并非。燕然山铭：『纳于大麓。』案铭上云：「寅亮圣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为大录三公之位。训「麓」为「录」，与此文同。不必改作「录」。余详下。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臧氏经义杂记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说。以下王仲任义。」皮锡瑞曰：「据伏生、史公之义，则今文说以『大簏』为『山麓』，伏生不以『麓』为『录』。训『麓』为『录』，由汉博士傅会，改其师说。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训『录』之说。而以『烈风雷雨』为『众多并吉』之喻，又傅士异说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说为古文，『大录』之说为今文，盖徒见今文说之误者，解为『大录』，（指夏侯说。）不知今文说之不误者，正解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说也。陈乔枞说，以『山麓』为欧阳说，『大录』为大、小夏侯说，证以史公与王仲任皆用欧阳尚书，周堪、孔霸俱事夏侯胜，授元帝经，则元帝报于定国，乃用夏侯尚书。分别甚确。」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圣」字衍。「成事」二字为句，总冒下文，本书常语。注书虚篇。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哉」，旧误作「我」，今据钱、黄、王、崇文本正。试之于职，经义杂记曰：「郑注云：『试以为臣之事。』王肃云：『试之以官。』皆与仲任『试之于职』说合。」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淮南泰族训：「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选齐竟陵文宣王形状云：「置之虚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观其圣，先孙曰：此用书舜典「纳于大麓」义。「人庶之野，」，当作「入大鹿之野」。「入」讹为「人」，「鹿」讹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号奏、受禅表，并作「大鹿」。前吉验篇云：「尧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凤说同。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吉验篇曰：「尧闻征用，试之于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乱龙篇曰：「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感类篇曰：「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并与此同。仲任用今文欧阳说。前所引书说「大麓」为「三公位」，乃夏侯说，仲任不从也。臧琳经义杂记曰：「书大传云：『尧纳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纪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说所本。马、郑注尚书亦从其义。」皮锡瑞曰：「王仲任引其时博士书说，以为试者，用之为天子；观者，观之于天下。圣人相信，不待试之观之。而仲任非之，以为试者，试之于职，观者，观其夫妇之法也。二说皆今文义，而仲任之说为长。后汉书章帝纪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后汉纪杨赐上疏曰：『昔尧用舜，犹尚先试考绩，以成厥功。』皆以为尧试舜以职。杨赐习欧阳尚书者，故与仲任说同，无四岳试舜之说。」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诚」疑为「灭」字形误。上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句意与同。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之」犹「其」也。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着可见，故颇独论。
论衡校释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麤粗之说，「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麤麤」，非。卢文弨钟山札记二曰：「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麤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哀十四年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注曰：「人道浃，王道备，拨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异辞，因父以亲祖，以亲曾祖，以曾祖亲高祖，骨肉相亲，极于此，故云人道浃也。云『王道备』者，正以拨乱于隐公，功成于获麟，懔懔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备』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至公篇亦有此说。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军篇：「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经堂本校改。）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与孟坚说异。周礼夏官序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六师，即六军也。谷梁襄十一年传曰：「古者天子六师。」诗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师。」又棫朴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师。」皆谓六军为六师。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文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诗」字衍。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旧本段。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文选养生论注，养生经：「人生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义同。吕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下寿不过六十。」庄子盗跖篇、意林引王孙子并云：「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淮南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晋书周访传，陈训谓陶侃上寿，周得下寿。后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盖寿有三品，古说如是。而各品实数则不齐也。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公羊隐元年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徐疏：「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则为三世。」据此，何休分三世，乃缘情制服，非据「中寿八十」也。徐疏又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是郑、颜又与何氏异义，而并与此据中寿之说不同。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公羊传。隐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汉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制定道。」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类聚九十引孔演图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须颂篇云：「春秋为汉制法。」佚文篇云：「孔子为汉制文。」以上诸文，皆以春秋为赤制也。盖出纬书及今文家说。「中数」未闻。盼遂案：扬子法言孝至篇：「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说者谓子云豫知汉祚应享四百五十二岁，故云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说二百四十二年，为赤制之中数。意其时纬候之学，必盛此种传说。又后汉书公孙述传：「述梦人语之曰：『八ㄙ子系，十二为期。』」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论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数之说，必本于符命谶记之事矣。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注见前。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孙曰：「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下文云：「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设）隐公享国五十年，先孙曰，「说」当作「设」，形声相近而误。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旧本段。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注谢短篇。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刘歆说同，见汉书五行志。注详感虚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孙曰：此文多讹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当作「归藏氏」。「周人曰周易」，当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汉上易传引姚信云：「连山氏得河图，（烈、连一声之转。）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并与此说同。当据以校正。晖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路史发挥一并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纪亦言：「殷人因黄帝曰归藏。」与姚信说异。此文既谓夏人因烈山为连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则殷人因归藏曰归藏，当同姚信说也。余注谢短篇。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疏云：「经卦皆八者，连山、归藏、周易皆以八卦干、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本。据周易以八卦为本，是八卦重之，则得六十四。」据此，则「卦」下脱「皆八其别」四字。若作「经卦皆六十四」，则差之远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汉书艺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义曰：「周公作爻辞。」按诸儒以易为三圣重业，即伏羲、文王、孔子。（汉书艺文志、前谢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着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汉人称士礼曰礼，即今仪礼。注谢短篇。六典不与今礼相应，六典，注谢短篇。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为〕何家礼也？孙曰：「为礼何家礼也」，当作「礼为何家礼也」。「礼为」二字误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故此云：「礼为何家礼也？」若作「为礼何家礼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见论语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后汉书儒林传云：「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肃宗亲临称制，又诏高才生受古今尚书，虽不立学官，皆擢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章帝纪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是于仲任时，古文学已盛。此云「不兴」者，盖据不立学官言也。荀悦汉纪论中兴后经学曰：「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学官。」旧本段。
说论者，岛田翰曰：「论」即「论语」省略，古书往往有此例。或云「论」下当有「语」字，此误脱。未知孰是。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岛田翰曰：「但」下当有「知」字。此盖误。礼记王制郑注曰：「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按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说文夫部：「周制八寸为尺。」尺部：「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礼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数十也。日无不照，尺所度无所不极，故以十寸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岁之中无所不成，故以十二寸为尺。周据地而生，地者阴也，以妇人为法，妇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郑玄曰：「论语，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学纪闻七曰：「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犹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罗豫章二程语录曰：『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论语载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纪孔子」者，论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云云，艺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诸弟子亦述师闻也。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四书考异总考九论语原始曰：「王氏云，论语本数十百篇，殊觉骇听。然溯未辑论时言之，亦未可谓其夸诞。王此言，当时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岛田翰曰：「以但」当作「但以」，此盖误倒。晖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据乙。精简二尺四寸，传记一尺。详谢短篇。量知篇云：「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尚书序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大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汉世通谓论语为传。以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孝经等博士，当时亦称传记博士。其所以谓传，邢氏论语疏与书正义说同，孔、邢二氏之说，必无以易。」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谓出孔壁而安国献之也。此云武帝发取，其说独异。注佚文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孙世扬论语考曰：「鲁」字疑衍，下「齐、鲁」同。「九」当作「七」，合齐、古乃为三十篇。章太炎曰：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孙曰：「齐、鲁二，河间九篇」，当作「齐、鲁、河间九篇」。「二」字涉上下诸「二」字而衍。合齐论语、鲁论语、河间论语为九篇，加古论语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于仲任此说，与汉儒所言并异。翟灏四书考异论之曰：「河间论语，不惟汉志不载，诸儒皆绝口不言。据云古文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当时齐论已多于古二篇，则河间论语当有七篇。汉志论语十二家，有燕传说三卷。燕传犹言燕论语，疑即河间论语。河间故赵地，偪近于燕，或河间献王得自燕境，因一称燕传欤？」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齐论已见前志，不得别有齐、鲁合河间为九篇，出于汉志之外，又合古论为三十篇。古论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读？既帝女能读，而宣帝博士转难晓，此皆无稽之说，不足与深辨也。」黄以周儆季文钞曰：「汉初称论语，本不专指今所传之二十篇。凡孔门师弟子讨论之语，皆谓之论语。汉志论语十二家，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皆属焉。其在汉初所称论语，尚不止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时河间献王好古学，所得论语有数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专读孔壁诸篇，于是二十一篇勒成一书。仲任斯说，最为核实。考古文论语与鲁论语目本同，所异者，古文分尧曰篇「子张」以下别为一篇，故鲁论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齐论又别有问王、知道，为二十三篇。河间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为三十篇。论衡于古文二十一篇之下，当云『齐、河间九篇』。『鲁』字衍文也。」窃谓诸家所考，似难凭信。「鲁」字亦非衍文。疑汉代所传论语，各本互异，班志本于七略，与王充所论异，不可强同。汉志称鲁扶卿传鲁论，王充谓孔安国授鲁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可知齐、鲁、河间论语中所无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无者，或齐、鲁、河间有之。以四种论语较之，折累而言，即以齐、鲁、河间论语所有而为古论所无者，得九篇而已。若谓齐论比古论多二篇，河间论语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数，必不合矣。盖班氏所注，与王氏所见之书，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孙世扬曰：「女」字疑误。昭帝读之，而曰「未云有明」。见本纪。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艺文志曰：「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论语皇疏序曰：「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并谓弟子论纂孔子之语。故曰「论语」。章太炎曰：「论语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为说。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名，见礼坊记及今家语弟子解。今家语不可信，坊记可信也。盖自孔氏门人相论纂毕，随题之为论语矣。汉文帝朝已置论语博士，王充云：『孔安国以授扶卿，始曰论语。』非也。」孙世扬曰：「据论衡此文，则扶卿之学，传自孔安国。而艺文志以为扶卿传鲁论，是鲁论本出于古文也。艺文志传齐论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后于孔安国。其胶东庸生，则孔之再传弟子也。（见儒林传。）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论语之书；古文出，而孔安国以教扶卿，始曰论语，似前此亦不得有论语之名。考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论语之名，不自安国始名。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诸多称引，是论语之书，不自古文始传。盖『论语』之名，初甚广泛，凡记孔门言行者，如三朝记及仲尼闲居、孔子燕居之类，以及家语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篇，悉以为称，故王充言论语有数十百篇也。秦火以后，传诵不绝，而未有专师授受，故贾、董辈虽肄业及之，而史不明言其传授。王充言汉兴亡失者，亦谓其散乱不治而已。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论语，（见艺文志及说文序。）还之孔氏安国，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制，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此王充所谓始曰论语，别于前此之泛称论语者矣。」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元本重「篇」字，今据补。「赞」字疑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织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谢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旧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见孟子离娄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此盖出春秋纬也。公羊传卷一徐疏，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说」字今以意增。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春秋说题辞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受命之际。」（类聚五五、御览六０九。）伪孔书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疏引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以上诸文，并与仲任所引前说同。后一说，亦见须颂篇，彼文云：「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释文序录。）义与后说同。汉人解「尚书」之义，有出此二说之外者。书序疏引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上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书璇玑钤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郑氏本璇玑钤，为今文，而与仲任不同者，皮锡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说，而与郑不同者，仲任习欧阳尚书，所引盖欧阳说；郑君殆用夏侯说，故不同欤？」又按：「释名释典艺曰：「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与上列三说并异。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元本「谓」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义长。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县官谓天子。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公羊、谷梁皆以日月为例。公羊隐元传：「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何注：「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传：「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又云：「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谒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传：「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着桓行恶，故深为内惧，其将见杀无日。」谷梁隐元年传：「不日，其盟渝也。」杨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为例，自余皆否。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传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又八年传：「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谓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陆春秋纂例，谓公、谷以日月为例，皆穿凿妄说。失（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先孙曰：「失」当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当为「冬」之误字，古「冬」与「及」字形极近。「冬」与「言」又互倒。文本为「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夏」上脱「冬」字。释名释典艺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孟子离娄篇赵注：「春秋以二始举四时。」杜预左传序：「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谷梁传杨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于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义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说外，尚有二通：贾逵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左传杜序疏。）服虔、何休义同。（据公羊疏。）释名释典艺云：「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亦与贾、服不异。又一说曰：「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传疏。）此二说，皆妄为华叶之言。春秋之名，当以错举四时之说为正。贺道养、孔颖达、杨士勋、徐彦言之详矣。旧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诗唐风郑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是郑以尧为诸侯于唐，即汉晋阳；为天子居平阳。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谱疏。）则谧说又异，以尧为唐侯时，居中山唐县。汉志中山国唐县注，应劭曰：「故唐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余注吉验篇。舜从虞地得达，左哀元年传：「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尧典：『嫔于虞。』虞在河东大阳县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谧语。）今为山西解州平陆县，舜因以为有天下之号。周兴，封仲雍之后为虞国，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禅，封商均于虞，却在梁国虞县，今为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余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记夏本纪正义：「夏者，帝禹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注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按：师古说是也。水经注云：「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诗唐风谱疏引皇甫谧曰：「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则是禹初封阳翟，后即天子位于平阳，或安邑，或晋阳。阳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为号。通鉴外纪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阳，亦云晋阳，及韩。」据汉志，韩即阳翟，乃始封地，与即位后所都混言不别，盖袭皇甫谧说而不一考汉志与水经注也。又通鉴前编曰：「禹践天子位于韩，」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韩国也。」谓韩即安邑，其说殊谬。汤因殷而兴、商颂玄鸟郑笺：「汤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又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于汤言居亳，于盘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别名。」书序郑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师。皇甫谧谓汤都在谷熟，臣瓒谓在济阴薄县，与郑玄、班固说不同。颜师古汉志注、孔颖达玄鸟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并辩其误。史记项羽纪云：「洹水南殷虚。」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索隐：「释例云『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长乐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师汉志属河南郡；朝歌、汤阴、林虑属河内郡。图经曰：「安阳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虚也。」是偃师殷都，与安阳殷都，二说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阳县出土龟甲文字，足证后说非妄。盖殷都数迁，偃师亦其一，不可执此以规班、郑之非。俞正燮癸已类稿、魏源书古微据史记六国表序「汤起于亳」，以为汤因起之亳后以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陕西商州，非河南偃师，偃师为其得天下后所迁之地。又按：诗谱疏曰：「成汤之初，以商为号，及盘庚迁于殷以后，或呼为殷，故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注云：『商家改号曰殷。』」此云「汤因殷而兴」，则非盘庚后始改称殷也。孔疏沿郑玄之误。毛奇龄经问曰：「盘庚无易国号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盘庚云：「绍先王之大业。」正谓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汤所都，皆先王大业耳。况盘庚以前，早有殷名；盘庚以后，仍称商号，皆前后互称。」冯氏解舂集亦谓「殷侯」，自夏帝泄以来皆然也。路史后记十二注引作「汤因商而兴」。改「殷」为「商」者，盖以汤因契所封商地而兴，因为代号，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阶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风美阳县中水乡，周太王所邑。」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纪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商颂郑谱疏曰：「周即处邰，处豳，国号变易，太王来居周地，其国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当以周为号，不得远取邰也。」盼遂案：吴承仕曰：「伐疑当为代。」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当有「汤」字。周武则功德无不至。白虎通号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号，（「号」上旧衍「礼」字。）以自别于前，所以表着己之功业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着己之功业。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着见中和之为也。（句有误。）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史记秦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水经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汉兴于汉中，蜀志先主传：「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史记六国表序云：「汉自蜀汉。」公羊传序疏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阮校当作「其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故曰犹秦、汉。「犹」字衍。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汉书本传：「成帝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王鸣盛十七史商确：「新野是南阳郡属县，而都乡则新野之乡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称，特后汉人沿称已久，仲任语焉不察尔。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皮锡瑞曰：「此引当时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为之说。其说虽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为五家则同。郑君书赞曰：（尧典疏。）『三科之条，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说，谓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说，谓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旧本段。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说尚书」下，疑脱「者」字。上文「说论语者」、「说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试哉」，尧典文。有「尧曰」二字，史记五帝纪同。今文经有「帝曰」二字也。伪孔本因之。正义曰：「马、郑、王本说此经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郑、马、王本，为壁中真本，本无『帝曰』二字。枚颐伪本用今文尚书增之。故三家说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皮锡瑞曰：「古文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其义殊不可通。」按：此引书说，今文说也。「用为天子」，与郑注「试以为臣之事」义异。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史记曰：「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用今文说。古文说以为四岳说，谓四岳请尧以女妻舜。观者，观尔（示）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此引当时今文书说。段玉裁曰：「观尔」乃「观示」之误。「」形近「示」，又误为「尔」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尧典「入」作「纳」。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纳』。」皮锡瑞曰：「夏侯本作『纳』，欧阳本作『入』。」烈风雷雨不迷。」尧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凤过庭录书说上曰：「『麓』当作『录』。此书古文说也。」并非。燕然山铭：『纳于大麓。』案铭上云：「寅亮圣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为大录三公之位。训「麓」为「录」，与此文同。不必改作「录」。余详下。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臧氏经义杂记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说。以下王仲任义。」皮锡瑞曰：「据伏生、史公之义，则今文说以『大簏』为『山麓』，伏生不以『麓』为『录』。训『麓』为『录』，由汉博士傅会，改其师说。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训『录』之说。而以『烈风雷雨』为『众多并吉』之喻，又傅士异说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说为古文，『大录』之说为今文，盖徒见今文说之误者，解为『大录』，（指夏侯说。）不知今文说之不误者，正解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说也。陈乔枞说，以『山麓』为欧阳说，『大录』为大、小夏侯说，证以史公与王仲任皆用欧阳尚书，周堪、孔霸俱事夏侯胜，授元帝经，则元帝报于定国，乃用夏侯尚书。分别甚确。」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圣」字衍。「成事」二字为句，总冒下文，本书常语。注书虚篇。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哉」，旧误作「我」，今据钱、黄、王、崇文本正。试之于职，经义杂记曰：「郑注云：『试以为臣之事。』王肃云：『试之以官。』皆与仲任『试之于职』说合。」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淮南泰族训：「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选齐竟陵文宣王形状云：「置之虚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观其圣，先孙曰：此用书舜典「纳于大麓」义。「人庶之野，」，当作「入大鹿之野」。「入」讹为「人」，「鹿」讹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号奏、受禅表，并作「大鹿」。前吉验篇云：「尧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凤说同。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吉验篇曰：「尧闻征用，试之于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乱龙篇曰：「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感类篇曰：「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并与此同。仲任用今文欧阳说。前所引书说「大麓」为「三公位」，乃夏侯说，仲任不从也。臧琳经义杂记曰：「书大传云：『尧纳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纪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说所本。马、郑注尚书亦从其义。」皮锡瑞曰：「王仲任引其时博士书说，以为试者，用之为天子；观者，观之于天下。圣人相信，不待试之观之。而仲任非之，以为试者，试之于职，观者，观其夫妇之法也。二说皆今文义，而仲任之说为长。后汉书章帝纪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后汉纪杨赐上疏曰：『昔尧用舜，犹尚先试考绩，以成厥功。』皆以为尧试舜以职。杨赐习欧阳尚书者，故与仲任说同，无四岳试舜之说。」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诚」疑为「灭」字形误。上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句意与同。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之」犹「其」也。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着可见，故颇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