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厂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 译文】
上古君王创立制度，保存在六经里，了解它的条理，天下就像展现在手掌里吧？《 尚书》 叙述政事，典、漠、贡、范等，可以把它们当作重要常法了；而《 周礼》 中关于礼器、礼仪制度的记载，没有收进《 尚书》 。夏代礼制、殷代礼制，孔夫子能谈论，而现在那典籍已经不存在。大概政治教化经典的重大，单独成为专书；而人世官的才能和自然界物的效用的细密，另外存有书籍。它们的内容各有所适当，因此以周公、孔子整理，不能把它们合成一体。司马迁效法《 春秋》 ，写成十二篇本纪，那年表、列传，依次成篇，足够具备事的本末；而对于典章制度，用来规定人际关系、维系世间秩序的器具，另外作八篇书来探讨研究。班固扩充成十篇志，后世的史书沿袭他们，各有增减，于是成为史学家固定的模式了。从前韩宣子看见《 易》 的卦象、《 春秋》 ，认为周代礼制在鲁国保存。左氏研治《 春秋》 ，多次说到礼经。书志的根源，大概出自官府礼制。《 史记》 的《 天官书》 没有改称“天文”，《 平准书》 没有改称“食货”，还在《 汉书》 里保存着些许名义，是可以想见的。郑樵却说：“志的根源，出自《 尔雅》 。”不是那实质啊。不过，司马迁、班固的书志，采用官府礼制的纲领，探讨研究那大要，使学习的人可以凭它推究验证一个朝代制度的大概，能和纪、传互相证明，足够了。至于事物的名称，礼器、礼仪制度的规定，认为另外有专书，不追求全面完备，如同左氏的历举典故、引证成文，不必具有《 周礼》 那样的细微详尽。司马迁的《 礼书》 末尾说：“俎、豆等礼器的小事，有主管官员在。”其它可以知道了。
自从沈约、范晔以来，探讨研究的意图逐渐衰微，礼器、礼仪制度的规定的增加逐渐扩展。到欧阳修《 新唐书》 的志，用寸－三个名目，成书到五十卷，官府的文书，货币的记载，分门别类，惟恐不详细。《 宋史》 、《 金史》 、《 元史》 更加繁杂，堆满书架几案，难观察到要领。这恐怕想要把《 周礼》 的职事，常礼的礼仪，全部写进《 春秋》 ，才称得上是全面。那么，孔夫子删定传述《 礼》 、《 乐》 、《 诗》 、《 书》 ，不必把经分成六部了。司马迁、班固的书志，当他们创始的时候，大致保存了诸子所遗留的。《 管子》 、《 吕览》 、《 淮南鸿烈》 诸家，所记述的天文、地圆、官图、乐制的篇章，采取制度的规定，运用内心裁断，写成一家之言，是他们所仿效的。司马迁、班固哪里不知道礼仪等级制度、标志名位的器物不容忽略，大概认为各有已成的书，不允许在一家之言中详细记载追求完备罢了。如果想要详细记载追求完备，那么文字必然繁多杂乱，体例必然庞杂，而事情也许反倒隐晦而不明显了。那经生的应策试资料，类书家的汇集要点，本来不是著作，只是想要事物兼备，便于查检，这就浅陋不值得责备了。史学家整理众多言论，将要写成不朽的书，而只是偏爱有关礼器、礼仪制度的种种规定，收集它们忙不过来，这是不知道《 春秋》 和官府礼制的意思可以互相探求，而体例却不可以混合
文史通义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 译文】
上古君王创立制度，保存在六经里，了解它的条理，天下就像展现在手掌里吧？《 尚书》 叙述政事，典、漠、贡、范等，可以把它们当作重要常法了；而《 周礼》 中关于礼器、礼仪制度的记载，没有收进《 尚书》 。夏代礼制、殷代礼制，孔夫子能谈论，而现在那典籍已经不存在。大概政治教化经典的重大，单独成为专书；而人世官的才能和自然界物的效用的细密，另外存有书籍。它们的内容各有所适当，因此以周公、孔子整理，不能把它们合成一体。司马迁效法《 春秋》 ，写成十二篇本纪，那年表、列传，依次成篇，足够具备事的本末；而对于典章制度，用来规定人际关系、维系世间秩序的器具，另外作八篇书来探讨研究。班固扩充成十篇志，后世的史书沿袭他们，各有增减，于是成为史学家固定的模式了。从前韩宣子看见《 易》 的卦象、《 春秋》 ，认为周代礼制在鲁国保存。左氏研治《 春秋》 ，多次说到礼经。书志的根源，大概出自官府礼制。《 史记》 的《 天官书》 没有改称“天文”，《 平准书》 没有改称“食货”，还在《 汉书》 里保存着些许名义，是可以想见的。郑樵却说：“志的根源，出自《 尔雅》 。”不是那实质啊。不过，司马迁、班固的书志，采用官府礼制的纲领，探讨研究那大要，使学习的人可以凭它推究验证一个朝代制度的大概，能和纪、传互相证明，足够了。至于事物的名称，礼器、礼仪制度的规定，认为另外有专书，不追求全面完备，如同左氏的历举典故、引证成文，不必具有《 周礼》 那样的细微详尽。司马迁的《 礼书》 末尾说：“俎、豆等礼器的小事，有主管官员在。”其它可以知道了。
自从沈约、范晔以来，探讨研究的意图逐渐衰微，礼器、礼仪制度的规定的增加逐渐扩展。到欧阳修《 新唐书》 的志，用寸－三个名目，成书到五十卷，官府的文书，货币的记载，分门别类，惟恐不详细。《 宋史》 、《 金史》 、《 元史》 更加繁杂，堆满书架几案，难观察到要领。这恐怕想要把《 周礼》 的职事，常礼的礼仪，全部写进《 春秋》 ，才称得上是全面。那么，孔夫子删定传述《 礼》 、《 乐》 、《 诗》 、《 书》 ，不必把经分成六部了。司马迁、班固的书志，当他们创始的时候，大致保存了诸子所遗留的。《 管子》 、《 吕览》 、《 淮南鸿烈》 诸家，所记述的天文、地圆、官图、乐制的篇章，采取制度的规定，运用内心裁断，写成一家之言，是他们所仿效的。司马迁、班固哪里不知道礼仪等级制度、标志名位的器物不容忽略，大概认为各有已成的书，不允许在一家之言中详细记载追求完备罢了。如果想要详细记载追求完备，那么文字必然繁多杂乱，体例必然庞杂，而事情也许反倒隐晦而不明显了。那经生的应策试资料，类书家的汇集要点，本来不是著作，只是想要事物兼备，便于查检，这就浅陋不值得责备了。史学家整理众多言论，将要写成不朽的书，而只是偏爱有关礼器、礼仪制度的种种规定，收集它们忙不过来，这是不知道《 春秋》 和官府礼制的意思可以互相探求，而体例却不可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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