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文献之征，阙焉未备。余有志搜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奠逆于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爱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征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
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于今，犹可考乎？”
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
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余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余家，得失安在？”
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著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于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征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于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 译文】
乾隆四十六年冬，我从肥乡知县移任事务繁重的大名县。大名自从合并魏县移治府城，号称京徽南部冲要，而县志还没有汇合成书，文献的征集，缺乏而不具备。我有志搜罗，到任之初，暂时没有闲暇。到四十九年，才和本地绅士探讨评论和商榷，采取两县旧志，相互参证考订，把此后所见闻的增加进去，汇辑成一编，成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共十六篇，而列在卷首的叙例、目录，附在卷末的杂采、缀记不算在里面。五十年春正月，书成。恰好我调任河间府同知，不久因为过失免官，寄居旧治。继任的休宁吴君从隆平移任此县。吴君过去曾经以守法有治绩的名誉震动京俄，而德高才大，擅长文辞，所学都有根源。他和我交好，心意投合，因此把县志稿委托吴君改定，交给刻工雕板。于是叙述作县志的由来，而让吴君评价。
我说：过去在肥乡县官舍，同年友人会稽章君学诚和我议论编修方志的事。章君所说的，和现在的修志者不同。我征求他的主张，章君说：“郡县的志书，就是封邦建侯时代各国史官的遗留；而近代修方志的各家，错误地仿效唐、宋州郡的图经而失去这种性质。《 周礼》 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史书，注说像晋国的《 乘》 、楚国的《 梼杌》 、鲁国的《 春秋》 。这样，一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记录，才可以被一个朝代的史书所选取。孔夫子作《 春秋》 ，必定征集各国史书，就是这道理啊。至于图经的用途，就是地理专门。按：《 周礼• 天官》 司会所掌管的书契版图，注说版指户籍，图指土地形状、田地面积大小。这就是后世图经所仿效的。因此方志和图经，它们的体制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能分辨它们的类别，大概已经很久了。”我说：“图经在现在还可以考察吗？”章君说：“古时的图经，现在不能见到。偶尔有经保存图散失的情况，如《 吴郡图经》 、《 高丽图经》 之类。又有从群书所引用粗略见到的，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到它们的全貌。现在的图经，就有州县地图，和六条法纪的书册，是那零散记录；至于元、明的《 一统志》 ，是那总汇。零散记录的篇章，保存在官府文书里，本来没有文理，是学者不屑提起的；总汇的书，就本来是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等名目，就由于地理而分类聚合，求得提供文学词章的采用，而不符合编书的本意。因此形胜门必定用骄俪句，人物门节取要略，古迹门流连景物，祠庙门也记载游览，这就是地理书的分类纂集，而不是一个地区文献的征集，这很明显。”
我说：“那么统志的体例不对吗？阎若球认为统志这类书不应当记载人物，他的话果真值得效法吗？”章君说：“统志从元、明创始，那体制依据唐、宋，内容和文辞的增减，都有所承受，不能认为是错的。《 元和郡县志》 ，篇首各把图放在前面，图后把四面八方的分界附上，山川、道路以外，没有杂缀，这是图经的本质。《 太平寰宇记》 ，就加人了人物、艺文，这是人们所说的继续以前的事而进一步发展。嘉熙《 方舆胜览》 ，过多地叙述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就追随潮流而华丽了。统志的体例，补充《 太平寰宇记》 的遗留意思，删除名胜方面的烦琐文辞，协调前人的作法，有所依据，阎氏因此就非议，过分了。但是那体例自有主次，不可守住那分类纂集的名目，用来使一个地区的文献具备齐全，是很明显的。”我说：“古时的方志，主旨和体例怎么样？”章君说：“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和后世割据的雄豪大抵每国各自实行制度，它们的体例本来不会相等。郡县制的时代，汉代人作的《 汝南先贤》 、《 襄阳曹旧》 、《 关东风俗》 等传记，本来已经片面而不完备，况且流传下来的也不是那原书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宋代方志十几种，虽然不可能没有错误，而当时图经分类纂集名目不多，那么史学家的学术传统还保存，不像现在只是把分类纂集名目取来编成全志，很像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我说：“宋代方志十几种，得失在什么地方？”章君说：“范氏的《 吴郡志》 ，罗氏的《 新安志》 ，是其中特别好的。罗氏《 志》 杂乱而不精练，范氏《 志》 简短而不详细，是它们的毛病。罗氏《 志》 心意在著述，范氏《 志》 写法有剪裁，是它们的长处。后人得到著述意旨的很少了。知道剪裁的，那文辞枯瘦而不充实，那叙事郁积而不流畅，他们的见解，不出文人习气的范围，而不能和史学家宏大裁断相通．像康氏《 武功志》 ，韩氏《 朝邑志》 ，是其中显著的。什么是文人习气？大概仿效韩退之《 画记》 而叙述山川、物产，不知道《 史记》 八书、《 汉书》 十志的体裁不可以废除；仿效柳子厚《 先友记》 而记人物，不知道《 史记》 七十列传的体例不可以忘记。但是这还是文人追求名声的弊病。由这一等再往下，再不用提及了。”
我说：“如您所说，编修方志怎样做才行？”章君说：“志，就是记载。那事情那文辞之外，必定有意义在那里，是史学家著作的精微意旨。一个地方的掌故，为什么采用一个人的著作？但是不依托著作，就不能凭它传扬后世而流行久远。公文簿册，不是不详细明白，只是难以长久。所以看重专门家。专门家的意旨，对于显示神妙的变化，在于各个人，不可以用语言表达。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就是规矩法度，必须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应当怎样呢？回答是：知道方志不是地理专书，那么山川、乡里、街市、名胜，都应当汇人地理书，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去宾主关系的道理。知道方志被国史选取，那么人物部分，应当比国史的传详细，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部分应当详细记载书目，而不可分类选诗文。知道方志受史书撮要删定，那么小吏的文书、文人的华丽言辞，都没有用处，而体制应当按照作史方法口这就是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那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家谱有验证的，县志就采取；县志有验证的，国史就采取。现在编修一代的史书，大概有从家谱采取的，没听说有从县志采取的，就因为荒诞没有根据，官员、老先生责难它。但是那原因实际从误仿图经分类纂集的名目开始．这却不可不辨别清楚。”
啊！ 章君的言论，我不能完全说清。但是对于县志的事，确实不敢掉以轻心。二幅图包容地理，不敢流连名胜，夸张景物。七篇志区分纲目，不敢因为附着失去条理，以致散乱。二篇表分清经纬，不敢因为像花名册、点卯簿，以致杂乱。五篇传详细开列事实，不敢节略或文饰，失去真实性。本地绅士不忽视我的作法，诚恳地探讨评论，写成这部县志，期望一方的掌故不致像章君所说的迷误在地理的一面。如果寻求这志而想让它附在著作专门家后，那么我敬谢不敏了。
文史通义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征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
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于今，犹可考乎？”
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
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余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余家，得失安在？”
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剪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著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于志事，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征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于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 译文】
乾隆四十六年冬，我从肥乡知县移任事务繁重的大名县。大名自从合并魏县移治府城，号称京徽南部冲要，而县志还没有汇合成书，文献的征集，缺乏而不具备。我有志搜罗，到任之初，暂时没有闲暇。到四十九年，才和本地绅士探讨评论和商榷，采取两县旧志，相互参证考订，把此后所见闻的增加进去，汇辑成一编，成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共十六篇，而列在卷首的叙例、目录，附在卷末的杂采、缀记不算在里面。五十年春正月，书成。恰好我调任河间府同知，不久因为过失免官，寄居旧治。继任的休宁吴君从隆平移任此县。吴君过去曾经以守法有治绩的名誉震动京俄，而德高才大，擅长文辞，所学都有根源。他和我交好，心意投合，因此把县志稿委托吴君改定，交给刻工雕板。于是叙述作县志的由来，而让吴君评价。
我说：过去在肥乡县官舍，同年友人会稽章君学诚和我议论编修方志的事。章君所说的，和现在的修志者不同。我征求他的主张，章君说：“郡县的志书，就是封邦建侯时代各国史官的遗留；而近代修方志的各家，错误地仿效唐、宋州郡的图经而失去这种性质。《 周礼》 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史书，注说像晋国的《 乘》 、楚国的《 梼杌》 、鲁国的《 春秋》 。这样，一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记录，才可以被一个朝代的史书所选取。孔夫子作《 春秋》 ，必定征集各国史书，就是这道理啊。至于图经的用途，就是地理专门。按：《 周礼• 天官》 司会所掌管的书契版图，注说版指户籍，图指土地形状、田地面积大小。这就是后世图经所仿效的。因此方志和图经，它们的体制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能分辨它们的类别，大概已经很久了。”我说：“图经在现在还可以考察吗？”章君说：“古时的图经，现在不能见到。偶尔有经保存图散失的情况，如《 吴郡图经》 、《 高丽图经》 之类。又有从群书所引用粗略见到的，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到它们的全貌。现在的图经，就有州县地图，和六条法纪的书册，是那零散记录；至于元、明的《 一统志》 ，是那总汇。零散记录的篇章，保存在官府文书里，本来没有文理，是学者不屑提起的；总汇的书，就本来是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等名目，就由于地理而分类聚合，求得提供文学词章的采用，而不符合编书的本意。因此形胜门必定用骄俪句，人物门节取要略，古迹门流连景物，祠庙门也记载游览，这就是地理书的分类纂集，而不是一个地区文献的征集，这很明显。”
我说：“那么统志的体例不对吗？阎若球认为统志这类书不应当记载人物，他的话果真值得效法吗？”章君说：“统志从元、明创始，那体制依据唐、宋，内容和文辞的增减，都有所承受，不能认为是错的。《 元和郡县志》 ，篇首各把图放在前面，图后把四面八方的分界附上，山川、道路以外，没有杂缀，这是图经的本质。《 太平寰宇记》 ，就加人了人物、艺文，这是人们所说的继续以前的事而进一步发展。嘉熙《 方舆胜览》 ，过多地叙述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就追随潮流而华丽了。统志的体例，补充《 太平寰宇记》 的遗留意思，删除名胜方面的烦琐文辞，协调前人的作法，有所依据，阎氏因此就非议，过分了。但是那体例自有主次，不可守住那分类纂集的名目，用来使一个地区的文献具备齐全，是很明显的。”我说：“古时的方志，主旨和体例怎么样？”章君说：“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和后世割据的雄豪大抵每国各自实行制度，它们的体例本来不会相等。郡县制的时代，汉代人作的《 汝南先贤》 、《 襄阳曹旧》 、《 关东风俗》 等传记，本来已经片面而不完备，况且流传下来的也不是那原书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宋代方志十几种，虽然不可能没有错误，而当时图经分类纂集名目不多，那么史学家的学术传统还保存，不像现在只是把分类纂集名目取来编成全志，很像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我说：“宋代方志十几种，得失在什么地方？”章君说：“范氏的《 吴郡志》 ，罗氏的《 新安志》 ，是其中特别好的。罗氏《 志》 杂乱而不精练，范氏《 志》 简短而不详细，是它们的毛病。罗氏《 志》 心意在著述，范氏《 志》 写法有剪裁，是它们的长处。后人得到著述意旨的很少了。知道剪裁的，那文辞枯瘦而不充实，那叙事郁积而不流畅，他们的见解，不出文人习气的范围，而不能和史学家宏大裁断相通．像康氏《 武功志》 ，韩氏《 朝邑志》 ，是其中显著的。什么是文人习气？大概仿效韩退之《 画记》 而叙述山川、物产，不知道《 史记》 八书、《 汉书》 十志的体裁不可以废除；仿效柳子厚《 先友记》 而记人物，不知道《 史记》 七十列传的体例不可以忘记。但是这还是文人追求名声的弊病。由这一等再往下，再不用提及了。”
我说：“如您所说，编修方志怎样做才行？”章君说：“志，就是记载。那事情那文辞之外，必定有意义在那里，是史学家著作的精微意旨。一个地方的掌故，为什么采用一个人的著作？但是不依托著作，就不能凭它传扬后世而流行久远。公文簿册，不是不详细明白，只是难以长久。所以看重专门家。专门家的意旨，对于显示神妙的变化，在于各个人，不可以用语言表达。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就是规矩法度，必须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明了全史的贯通裁断应当怎样呢？回答是：知道方志不是地理专书，那么山川、乡里、街市、名胜，都应当汇人地理书，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去宾主关系的道理。知道方志被国史选取，那么人物部分，应当比国史的传详细，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部分应当详细记载书目，而不可分类选诗文。知道方志受史书撮要删定，那么小吏的文书、文人的华丽言辞，都没有用处，而体制应当按照作史方法口这就是那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那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家谱有验证的，县志就采取；县志有验证的，国史就采取。现在编修一代的史书，大概有从家谱采取的，没听说有从县志采取的，就因为荒诞没有根据，官员、老先生责难它。但是那原因实际从误仿图经分类纂集的名目开始．这却不可不辨别清楚。”
啊！ 章君的言论，我不能完全说清。但是对于县志的事，确实不敢掉以轻心。二幅图包容地理，不敢流连名胜，夸张景物。七篇志区分纲目，不敢因为附着失去条理，以致散乱。二篇表分清经纬，不敢因为像花名册、点卯簿，以致杂乱。五篇传详细开列事实，不敢节略或文饰，失去真实性。本地绅士不忽视我的作法，诚恳地探讨评论，写成这部县志，期望一方的掌故不致像章君所说的迷误在地理的一面。如果寻求这志而想让它附在著作专门家后，那么我敬谢不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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