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木兰，你曾问我，为什么会嫁给你父亲？你还问我，既然当时并不情愿，为什么没有拒绝？为什么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从没听我抱怨？

　　对这些问题，我总是笑而不答。不是我有意不答，是我不知从何答起。要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是藏在长长的岁月里的，你不走到那一天，答案不会显现出来。

　　如今我老了，彻底老了。内心比面容还要苍老，一双年迈的脚已经走过了许多的答案。这些答案有些在我的预料之中，有些让我意外。但无论怎样，它们一一让我明白，我这一生不是苍白的一生，它所经历的幸福那么多，多得就像它所承受的苦难。作为一个女人，能拥有如此多的幸福和苦难，是多么幸运的事。

　　我为什么会嫁给你们的父亲？

　　为什么不情愿，却没有拒绝？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后一个答案。我愿意就此作一次回答。

　　我说过，我的这一生，自己只安排过自己一次，惟一的一次，那就是参军。我不顾一切地从家里跑出来，离开了孤身一人的母亲，参加了解放军。在此之后，我是说在到了部队之后，我就再没安排过自己了。我把自己交给了组织，彻底地交。组织上又把我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也是彻底地交。

　　直到今天。

　　今天你们父亲他突然离开了我，自己先走了。结婚时他说好要陪我一辈子的，可是现在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先走了。是，你说他是脑溢血，你说脑溢血都是这样突然。可我还是不能接受，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信守诺言。

　　他说陪我一辈子的，但他只陪了48年。

　　48年前，我们共同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20岁。在昌都。

　　1950年底，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昌都。尽管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尽管倒下了那么多牦牛，可我们终于还是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了前线部队的手中，并且终于和大部队一起，走到了昌都。

　　昌都是西藏的大门。尽管这只是进藏路程的三分之一，并且不是最艰难的三分之一，我们仍十分喜悦。特别是我们因为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而受到表扬时，心里的那份儿自豪和开心更是无以形容的。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完成任务啊！

　　在我们到达昌都之前，我军已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在北京坐下来，与中央政府举行和谈了。

　　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我们进藏大军在昌都驻扎下来。一呆就是大半年。

　　部队作了短暂的休整后，就投入到了康臧公路的修建中。我们女兵运输队因为完成了从甘孜到昌都的运输任务，就解散了。女兵们有的分到医院，有的分到文工队，有的分到宣传科。我和苏队长、吴菲和赵月宁分到了一起，我们有7个人分到了师文工队。

　　我的命运就是从那时起，有了新的转折。那时的我比起刚从川西出发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管理员和刘毓蓉的死，成为我心中一团挥不去的阴影。

　　好在年轻，生命中依然有阳光和快乐。

　　我在师文工队宣传组当收音员，每天夜里守着一部老式收音机，收录国内外重大新闻，然后整理刊登在我们师办的《战地报》上。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每当我收听到国内外新闻时，就感觉和内地离得很近了。

　　除了夜里收录新闻，白天我也和其他同志一起上山割马草，打柴禾，为下一步的行动作准备。那时候年轻，夜里睡得再晚，白天也照样有劲儿工作。上级对这一任务为我们作了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在一周之内储备300斤马草，500斤柴禾。现在想来，即使是在川西平原，这个任务完成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是在西藏？但那时候，好像什么困难也不算困难，接到任务只知道努力去完成，从来不会叫苦，更不会讨价还价。

　　每天一大早我们就上山去打柴。等打好柴下山的时候，总是饿得前胸贴到后背，怎么也背不动那捆柴火，只好拖着走。有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抓一把雪，吃一把炒青稞。但青稞吃多了解不出大便，也很难过。

　　即使如此，我也觉得日子好过多了，毕竟不用天天爬雪山过冰河了，也不用天天搭帐篷赶牦牛了。

　　那天我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在艰苦的日子里，人是很难想到自己的。

　　早上起来，我们仍是喝的四眼儿糊糊。所谓四眼儿糊糊，是我们给代食粉糊糊取得绰号。到昌都后，部队仍面临粮荒，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就是4两代食粉。一顿只有1两多一点儿，每次熬出来的糊糊都清亮如水，往锅里一看，上面两只眼，锅里两只眼。于是大家就把它叫做四眼儿糊糊。有的男兵说得更风趣，他们管那叫“对象”。

　　喝完糊糊苏队长说，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刷标语。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刷标语是我们最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喜欢？这个等会儿再说。

　　刚要出门，师里的通讯员跑来通知苏队长，说王政委今天要来开会，叫她等着。苏队长一听脸就红了。自从我们到达昌都后，她还一直没见到王政委呢。或者说，自从我们离开甘孜后，她就没见过王政委。她嘴上从来不说，但我们知道她心里很惦记。

　　苏队长脸红红的说，雪梅那你就负责一下吧。

　　我说没问题，你放心吧。我们冲她作了鬼脸，拿上东西就跑了。

　　那天天气很好，天空湛蓝湛蓝的，如水洗一般。我觉得自己的一颗心鲜活地裸露在阳光下。吴菲，赵月宁，还有年轻的小毛，也都非常开心。自从进入藏区后，大部分日子天空都是这样湛蓝无比，但那天我还是特别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抬起头来望着天，忍不住唱了一句：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刚唱两句，就有个过路的男兵喊了一嗓子，唱得好！再唱一个！这一喊，我反而不好意思唱了。我不唱，那几个男兵反而唱起来，他们冲着我们几个女兵唱道：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希望上级一人发一个……

　　这歌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见了，但我还是觉得又气又恼。我决定用自己的歌声把他们压下去，我就大声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一起头，吴菲和赵月宁她们全都跟着我唱起来。我们唱得理直气壮，那几个男兵见状，不好意思再唱了，笑了一阵跑掉。

　　我们根据上级的布置去张贴宣传标语，我们轻车熟路，干得很快。但不知是早上的代食粉糊糊太清，还是天气太冷，总之刚10点来钟我就饿了。

　　肚子叽叽咕咕在响，我不好意思吭声。结果小毛先说了。小毛是我们文工队年龄最小的之一，跟小赵差不多大，像个孩子。他大声说，我肚子好饿啊，谁有钱买个饼吃？他说这话时看着我们几个女同志，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女同志身上有钱，那是上级发给我们的卫生费，每月3个银元。他曾为这个向苏队长提意见，他说为什么女同志有卫生费我们男同志没有？难道我们男同志就不需要讲卫生了吗？苏队长当时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就只好拿卫生费买饼请他吃。昌都城里没什么可买的，只有饼，一个银元5个。平时我们宁可用些乱七八糟的替代物来解决每月的妇女问题，也要把钱省下来填肚子。

　　可是那天，我是说我生日那天，我们身上已经不名一文了，所以小毛说了以后我们都没吭声。小毛索性冲着我说，雪梅姐，买个饼吃吧。小毛管我们女兵都叫姐。我不好意思地摇头，然后安慰小毛说，别急，今天调浆糊我剩了一把面粉，咱们晚上熬糊糊喝。

　　我刚才说我们喜欢刷标语，这就是原因。我们刷标语时，能从后勤部门领到一小盆面粉，我们总是尽可能地把浆糊调得稀稀的，从中省下一些面粉来熬糊糊吃。小毛嘟囔说，我现在就饿了，咱们现在就回去熬吧。要不你们就让我先喝几口浆糊。

　　正在我们饥饿得有些难堪时，小赵忽然一惊一咋地叫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

　　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跑过去看。在墙壁的一个角落下，我们看到一行用黑碳写的字：白雪梅我爱你。

　　我的脸霎时通红，不顾一切地拿手去擦。可哪里擦得掉？在我们那时看来，这样的字眼不是美好，而是丢人，是不光彩，是被人捉弄。

　　吴菲见我急成那样，就在上面刷了一层浆糊，然后泼上些土，笑，说不知是哪个冒失鬼干的。赵月宁说，瞧瞧那臭字儿，我们雪梅怎么看得上？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一下搅乱了我的心思，肚子也不叫了。我想这是谁干的，多丢人哪！

　　当然，对这样的事，我们并不意外。那时候在进藏大军中，不要说战士，就是营以上领导，也百分之九十是光棍，所以我们这些少数女兵就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虽然唱“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这种歌是开玩笑，但传出的信息却是明白无误的。可是我们女兵大多是女学生，对婚姻大事仍抱着浪漫的想法，因此对这样的事一律采取回避的态度。

　　其实到昌都后，上级就提出了“支援边疆，长期建藏”的口号。开始我并没有理解这个口号对我有什么实质意义，我只是想，好啊，长期就长期吧。反正在哪儿都是闹革命。

　　最初进藏时，我以为（不光是我，恐怕所有的人都这么以为）等解放了西藏，我们就会回内地去。但现在上级提出不光要进军西藏，还要建设西藏，保卫西藏，就是说，我们得留下来，留在西藏。我们也很快接受了。对我们来说，凡是党的号召革命的需要，我们都会痛快的接受，不用转什么弯。

　　但自从提出这个号召后，组织上就开始着手为一些老干部的成家作打算了。而当时能和他们成家的，仅有我们女兵。于是我们女兵中有不少人被找去谈话。除了像赵月宁这样年龄特别小的，几乎每个女同志都没有拉下。我们终于明白，长期建藏之于我们，就意味着在西藏成家，或者更直接地说，嫁给一个西藏军人。

　　这让我心里害怕。我不是怕在西藏安家，而是害怕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安家。那时我对辛医生已经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从甘孜到昌都，辛医生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虽然我很注意和他之间的距离。但这种物理上的距离却没能影响我在心里对他越来越亲近。我不能确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我总觉得，在我和他之间，应该有点儿什么。

　　可我同时又很现实的知道，要和辛医生谈恋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女同志太少，组织上已作出明确规定，在进藏公路修通之前，凡是未满30岁的，团以下的，参加革命不到10年的男同志一律不能在部队找对象。也就是说，要优先解决年龄较大的、资历较长的老同志婚姻问题。

　　我知道我不能和他谈恋爱，可我想等他。等到他可以的时候。

　　而且我答应过等他。

　　辛医生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他叫我，我抬头一眼看见他，脸就红了。那是一种克制不住的羞涩所泛起的潮红。

　　我站起来说，你怎么来啦？你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这一连串的问带出了我的心思。

　　他微笑地看着我，像看着孩子那样说，你看看你的脸。

　　我不知道我的脸怎么了，我没镜子。我趴在河面上照了照，还是没看清。他就从腰间扯下毛巾给我擦了一下，是下巴。大概是早上烧饭的时候我趴在地下吹火，下巴蹭上灰了。

　　他替我擦了下巴，把毛巾塞回到腰间──他总是那么利利索索精精干干的，好像从来没有翻过雪山趟过冰河──然后对我说，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我心里一下子难过起来。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他要调走了。当时像他那样一个从正规医学院出来的医生，是军队里的财富，是哪儿都想要的。我们运输队一完成使命，他也就完成了使命，因此组织上已决定调他到一个远离师部的野战团去。尽管我知道他要走，要离开我们，可听他亲口这么一说，心里依然很难过，我不想他走。我想天天能看见他。

　　但我没有表现出来。那时的我们，是不习惯表现个人感情的。真的，不需要克制我就能做到。我拧着手上的衣服平静的说，我知道了。你马上就走吗？

　　他说是，现在就走。所以来和你告别。

　　我没有说话，又去拧衣服。我想他是专门来和我告别的，说明他心里有我。这让我得到一些安慰。可我还是说不出话。许多心情是无法化作语言的。

　　他说，你的身体我不太放心，从昌都到拉萨还有一段非常艰苦的路，你能行吗？

　　我点点头。我说还能苦到哪儿去？我肯定能行。

　　他又说，你如果觉得不对劲儿，就注意休息，不要硬撑。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好强，小小年纪，就喜欢硬撑。

　　我笑了。我喜欢他这么说我。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

　　他说那我走了。但说完后他并没有走，还是站在那儿。

　　我突然说，你不是想听我唱歌吗？我给你唱个歌吧？话一出口我的脸就红了，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可那时候，我只想让他和我多呆一会儿。他说过好多次，想听我唱歌，我一直不好意思给他唱。

　　他高兴地说好啊，但马上又为难地说，不行，没时间了，他们在等我。我遗憾地点点头。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说出了那句话。

　　我说，好吧，再见了。我在拉萨等你。

　　他的眼睛一亮，说，真的，你在拉萨等我？

　　我从他那期盼的眼神里，明白了自己说出去那句话的分量。我看着他，慎重地点了点头。我为什么不等他呢？我愿意等他呀。

　　我把衣服丢进盆里，甩了甩手上的水，想和他握手告别。他却一下把手背到身后，孩子气地微微一笑，说，现在不握，等咱们到了拉萨，胜利会师的时候再握。

　　我有些意外。

　　要知道，在那一刻，我是多么想握住他的手……

　　他走了，背着背包，消失在山谷里。我突然想，像他这样一个青年，有着那样的家庭出身，有着那样的才华和抱负，还有着许多别人脑子里没有的念头和想法，他走进西藏，不光是凭着简单的热情和理想，他还怀着更大的抱负和更坚定的信念，他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年轻人……

　　我在那一刻突然有了一种牵挂，对一个刚刚离去的人的深深牵挂。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的回忆这一情形，无数次地确定，自己是否向他许下了诺言？回答是肯定的。

　　可我却没能遵守诺言。

　　我们刷完标语回到驻地，王政委已经走了，苏队长一边洗衣服一边哼着歌儿，脸上现出了难得的红晕。我们就围上去问，怎么样，王政委好吗？苏队长笑眯眯地说，还那样儿。我们说还那样儿是什么样啊？她说就是完好无损呗！

　　看她那么高兴，我正想再说句什么，她却忽然转头说，唉，雪梅，欧团长也来了。

　　我奇怪地看她一眼，说，谁是欧团长？

　　她说你忘了，在甘孜的时候，他和我们老王一起来拉姆家看我们？

　　我隐约想起，是有这么个人。我说他来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苏队长意味深长地说，欧团长问起你呢。他对你印象挺深的。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通讯员跑来叫我，说组织科长要找我谈话。

　　吴菲马上冲我作了个怪相。组织科长找女同志谈话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明白。我脑子里想着刚才在墙上看到的那句话，想着苏队长说的事，想着辛医生，心里一时烦乱起来。

　　我磨磨蹭蹭地去了。

　　组织科长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一上来就说，白雪梅同志，你20岁了吧？

　　我说，还没有。

　　他说，已经满了吧？我记得你就是这个月满20岁嘛。

　　他这一说我才想起，今天恰是我的生日。看来组织上比我还记得清楚。

　　组织科长和蔼地说，考虑过个人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