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梦想篇——没有好奇心，就没有想像力(3)

　　杨振宁在高中时只读过化学而没有读过物理，所以他报考联大时考的是化学系。可1938年11月底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又转到了物理学系。联大1938年入校的新生里，16岁的杨振宁，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此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房或土墙铁皮房，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会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面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七坑八洼。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会被吹掉下来。杨振宁和同学们听课坐的是“火腿椅”——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形似火腿却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但他们苦中作乐，幽默地称吃的掺带谷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饭是“八宝饭”，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脚踏实地”，前后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绝后”。

　　西南联大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学分制”为主体的“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三者结合的制度。大学本科四年，必须学满130—140个学分，经考试合格才能毕业。在联大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到1942年7月毕业时，联大物理学系最终完成学业者只有9人。

　　杨振宁考入联大后，全家七口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39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其后至1941年底，联大师生和其他昆明人一样，在“疲劳轰炸”下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一天要跑两次。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昆明，杨家在小东角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被炸得徒有四壁，全家少得可怜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家人此时都躲进了防空洞，才免除了灾祸。可这次轰炸，对杨家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压得歪歪斜斜但仍可使用的书，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其后，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且一住3年。惠家大院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租给联大的教授居住，后院惠家自己的人住。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住在惠家大院一进大门左边顺门而建的房屋里。此屋为两层小楼，吴有训家住楼下，杨武之、赵忠尧两家住楼上，赵家楼下是厨房。杨、赵两家的住室间有一窄窄的过道，过道的地板上开有一个洞口，自此通过楼梯可到楼下。

　　在龙院村，杨振宁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作为杨家长子，他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

　　国破家亡，联大师生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少人都到外面兼差。杨振宁也兼过差。1945年春，杨振宁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赚了好几百美金贴补家用，以尽长子之责。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在联大，由于保存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因而杨振宁能够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陈岱孙等名家的课堂讲述。

　　杨振宁在读时的联大物理学系，由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朱物华、吴大猷、赵忠尧、郑华炽、霍秉权、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叶企孙、许浈阳、任之恭、孟昭英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执教。其中，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杨振宁跟随这些大师们，很快步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武之是一位将近世代数和数论、将西方现代数学方法引入中国的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一位为中国数字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杨武之是一位教学极为认真的教授，也是一位教子极为严格的父亲。他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将不少数学知识传授给了儿女们。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杨振宁后来说：“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杨武之对杨振宁的影响，一直长久地发生着和存在着。

　　1945年8月，杨振宁乘飞机到印度，再由印度搭运兵船赴美留学。事隔半个多世纪，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还对1945年8月28日离开昆明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在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是年底，吴健雄等科学家通过严格试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此登上了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实现了自己当年的梦想。

　　杨振宁在海外虽然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大学者、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他一直怀念着父母亲，怀念着祖国。1971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杨振宁终于实现了回国探亲的愿望，在上海看望了父母亲，在北京会见了亲朋好友。之后，他又多次回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被推举为全美华人协会主席。

　　阅读点睛：杨振宁少年时期就萌发了要获得“诺贝尔奖”的念头，从此，无论身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他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梦想促就成功，苦学造就辉煌。只要我们能像杨振宁一样勤奋，成就也不会远。

　　茅以升的桥梁志向

　　佚名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896年1月9日出生。中国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

　　茅以升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他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

　　在离茅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秦淮河。每年一到端午节，人们都要在河里赛龙舟。

　　那年端午节前，11岁的茅以升和几个同学约好，第二天一起去看赛龙舟。

　　没想到，这天晚上，他的肚子疼了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不管他怎么央求，妈妈也不许他出去。没办法，他只好在家休息，眼巴巴地盼着小伙伴快点回来，讲一讲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可是，一直到傍晚，才有一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

　　“不好了，秦淮河上出事了！”

　　“怎么啦？是不是龙船翻了？”茅以升急忙问。

　　“不是。今天去看龙船的人太多，大家都挤在文德桥上，想看个清楚，结果把桥压塌了！”

　　“文德桥怎么会塌呢？掉下去多少人？”

　　“桥不结实呗！掉下去的人可多了。咱们班好几个同学都淹死了。当时岸上、河里，哭喊叫闹混成一片，可惨了！”同学说着，流下了眼泪。

　　送走同学，茅以升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他的眼前，总是来回闪现着同学们掉到河里的悲惨情景；他的耳边，总是回响着同学们呼救的声音。过了好半天，他用颤抖的声音，激动地对父亲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造桥，为大家造最结实的桥。”

　　这就是茅以升的梦想。他从小就为自己规划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从那儿以后，茅以升就同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心好像全都被桥占据了。不论他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桥，就得从上到下看个够；看书时，他只要发现有关桥的段落，就赶紧抄在本子上，就连无意中发现的桥的图画、照片，他也要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亲友们见到他对桥这样着迷，都觉得很奇怪。可父亲却自豪地告诉大家：“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有理想的孩子啊！”

　　1906年，茅以升小学还没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可是进了学校以后，有件事让他很奇怪：我考的成绩是优等，为什么被分配在乙班呢？

　　过了好久，他才知道，原来是学校为了讨好那些富人，特地把他们的孩子分在甲班。他生气极了，心想：我非要争这口气，在学习上超过他们。

　　从此，他更加用功了，不仅抓紧时间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而已还利用暑假，在祖父指导下刻苦学习古诗古文。

　　有一次，他在小河边看书。一边走，一边看，一下子撞在一棵大树上。可他连头也没抬一下，只是大喊了一声：“你干嘛打我！”就又接着看了下去。过路人看见这情景，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一个暑假的时间，他就能背诵一百多首古诗和十几篇古文了。

　　新年快到了，在学校举办的联欢晚会上，同学们轮着表演节目。当轮到茅以升表演时，他站起来说：“我既不会弹琴，也不会跳舞。我给大家背个圆周率吧！”

　　接着，他就把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百位数字一口气熟练地“倒”了出来。这个节目一下把同学们都惊呆了。过了好半天，大家才想起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祝贺。有人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位数时，他谦虚地说：“有很多基础知识，按人的记忆规律，需要反复十次才能记住。我不过是多反复几次，甚至反复二十次。背诵圆周率，背诵古文古诗，就是一种锻炼。”

　　茅以升靠着勤学苦练，把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看到自己刻苦努力的成果，他心里特别高兴。他想：我终于靠自己的奋斗，超过那些富人家的孩子们了！

　　1911年，茅以升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专门攻读桥梁学。5年后，他在毕业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正巧，这一年清华学堂向全国招收十名留美官费研究生，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年9月，他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

　　报到那天，主管注册的人，看了看他问：“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是中国人！”

　　“哪个学校毕业的？”

　　“唐山路矿学堂。”

　　“什么？唐山路矿学堂？没听说过。你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注册！”

　　“考就考。”茅以升不服气地想。

　　考试结果出来了，他的各门功课都是优秀。校长亲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可以免试注册。”听到这个消息，茅以升欣慰地笑了，因为他为中国留学生争了一口气。

　　茅以升成了一名攻读桥梁专业的研究生。经过刻苦努力，他只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一个叫贾克尔的教授希望他能留校任教，还告诉他这是一条通往教授的道路。可是，茅以升婉言谢绝说：“我们的国家很穷，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学会造桥。一年多来，您帮我学到了桥梁理论，可是实践经验还没有，希望您帮我找个实习的机会。”

　　很快，他就被贾克尔教授介绍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接受造桥技术的全面训练。

　　白天，他在桥梁公司实习；晚上，他到夜校去听课。回到住处，他还要继续学习到深夜。有时候他就连吃饭也改用左手拿勺，好随时用右手记录想好的问题。他的床边，钉满一张张纸条，上面写着很多数据、公式。

　　就这样，他终于在一年内读满了各科学分，比学校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年完成学业。紧接着，他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研究桥梁的“第二应力”，完成博士论文。1919年12月，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

　　茅以升看着手中的博士证书，想到自己在短短的三年中获得了成功，想到终于学到了为祖国建造大桥的本领，他欣慰地笑了。

　　美国人很佩服这位聪明刻苦的中国人，好几个地方请他去当工程师。茅以升没有答应，一些美国人就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呀！”

　　1920年初，这位年轻的桥梁博士回国了。茅以升回国之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分校当教授。几年之后，他又到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并担任院长。他在认真教课的同时，更盼望着有一天能亲手造出桥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

　　机会终于来了。1933年夏天，他接到了来自浙江杭州的邀请信，让他去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他高兴极了，很快赶到了杭州，开始主持大桥的设计。钱塘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江河，上游的山洪和下游的海潮，那势不可当的情景，壮观而又可怕，加上江底流沙层又厚又轻，还有不少深沙坑，难怪有人说，把多大的石头扔下去，也都会被卷到上游去的。在这里建桥，谈何容易！

　　茅以升却决心攻克难关。他一边实地勘查地形，一方面查阅大量资料，设计出十几个方案，最后决定造一座双层联合桥，长1453米，高71米。

　　关键的工程是打桩。为了克服江底流沙层，茅以升决定先把江水抽到高处，再猛地冲下，把泥沙层冲出大洞，把木桩放进去，用汽锤打。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工人们用这种“射水法”，一天就打了三十根木桩。

　　为了让桥墩结实稳固，茅以升和同事们又采用了沉箱法，把长18米宽11米高6米重六百吨的混凝土沉箱，放在本桩上，再用很多锚固定住。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修通了。茅以升的愿望实现了。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证明了中国人是有能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造出先进工程的。这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

　　可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日本侵略军已经向江南打过来，占领了杭州。为了不让钱塘江大桥被日军利用，茅以升忍痛炸毁了大桥。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立即回到杭州，开始组织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工程。新中国成立以后，茅以升作为杰出的工程专家，担任了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0年，铁道部决定，筹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由茅以升担任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