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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不说破》 作者:胡适

第32章 论禅札记(5)

  当时我在日本《续藏经》里已仔细检查过,但除了宗密之外,没有关于神会的重要原料。所以我决心到伦敦、巴黎去寻访神会,我在法国巴黎Bibliothéque Nationale(国立图书馆)的第二天,就发见了一卷神会。

  此次我因先生的提示,细检最澄、圆行、圆仁、圆珍诸大师的请来目录,始知神会的几部大著作(包括《坛经》)都早已在9世纪时传到日本了。所以我可以说,我在三十三年前假设两大宝藏——日本与敦煌——里可以寻得神会和尚的原料,这个假设的两个部分现在都证实了。

  《曹溪大师别传》早已出来了。《宝林传》在日本原有传本,题作《灵澈》,但近年只出现了一卷(第六卷)。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晚唐请来日本的神会各件可以重见天日的梦想。我希望贵国的学人不要叫我完全失望。

  我那篇读书笔记,是出医院的第三天写的,近来太忙,没有修改的机会,就照原稿抄了寄给先生了。其中有一些议论(假设)是贵国的佛教史家不大赞同的。例如我曾说所谓《永嘉大师玄觉证道歌》原来与玄觉无关。日本入唐诸大师请去的还只称真觉的《佛性歌》,或称“曹溪大师证道歌,真觉述”。我曾指出玄觉不是慧能的弟子。宇井伯寿先生在《禅宗史研究》(第二)曾为此事对我大加批评(页275-281)。所以,我请先生不要太注意我读《大正藏》的入唐求法诸大师的目录时的随笔记出的一些小意思。我要先生注意我郑重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

  我在三十年前,本允诺高濑先生把《神会遗集》赶写了送给他收入《大正藏》。但他并没有收此集,可能是因为时限已过了。

  但我至今还感觉日本的佛教史家,尤其是禅宗史家,未免太守旧,他们(如铃木大拙,如宇井伯寿)至今不肯承认神会的重要,至今不能了解“所谓南宗”完全是神会一个人单刀匹马打出来的。

  我细读晚唐入唐的日本诸大师将来的目录,更觉得神会的历史重要性。试看此诸录中,除了神会的诸原件(包括《坛经》)之外,几乎没有别一位禅学大师的文件!(《南阳忠和尚言教》与《百丈山和尚要诀》皆见于圆珍录,是两个重要的例外。)这不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实吗?

  试看神会的文件,北至五台山、敦煌、北庭,南至温州、永嘉,都有传本,并且传本很多,并且在9世纪都将来日本了,并且都是不信仰“南宗”禅学的日本大师请来的。这不是值得我们在今日深思细考的历史事实吗?

  三十年前,高濑先生等都不重视我要访寻的神会,所以“大索”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自从神会“复活”以来,神会日出不穷,我与先生都寻出了许多敦煌本子了。今日是从日本各大寺里“大索”神会的时期了罢。

  我的读书笔记里,曾指出白居易的《传法堂碑》的唐拓本(?)或写本,曾由圆珍带到日本。此碑已毁,我与我的友人单不广曾用各种本子的《白氏文集》细校此碑,终不能完全是正此碑的文字。倘此碑的唐拓本能在日本出现,则道一(马祖)一系的思想可以得一个最正确的记录了。这又是我的一个梦想了。

  入矢先生:

  今天收到先生11月11日的长信,又收到次日的短信,十分感谢。那个“大索”的大问题,已蒙先生“常常挂在心头”,又“把这事告诉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请他们帮助”,又蒙中国佛教史专家壕本善隆和福井康顺两位博士从旁教导,时出主意——这都够使我十分高兴了。

  我也想到,唐时到日本的资料的储藏中心必是在奈良、京都一带。我也知道,这一带的古寺的经藏是不公开的。正因为这些古寺的经藏是不公开的,我深信一千多年前入唐求法的几位大师请来的许多中国佛教史料很可能还保存在贵国,很可能将来出现的史料还超过我们现在的梦想!千万请诸公□□现在谈一个小问题。王龙溪引大慧语,见于《大慧语录》卷二十六《答富枢密》。可参考同书卷二十一“示吕机宜”。后一件中说:

  □□只就这里看个话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看时不用博量,不用注解……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向宗师说起领略,不用掉在无事甲里。

  ……此处作“不用掉在无事甲里”与《答富枢密书》的“不得扬在无事甲里”是同一个意思。这里“无事甲”只是无用的盔甲。甲是甲胄的甲。似甚明白?“无事甲”似是当时的一句俗语,故宗杲屡次用他。上举二例之外,还可举二例:

  答吕舍人(卷二十八,页931)

  “干屎橛”如何觉得?没巴鼻,无滋味,肚里闷时,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举起处承当,又不得扬在无事甲里。……答张舍人状元(卷三十,页941)……正当恁么时,但只以所疑底话头提撕。……只管提撕举觉……又不得将心等悟……又不得坐在无事甲里,又不得向击石火、闪电光处会。

  综上所述,可知“无事甲”的“甲”字与我们讨论的“家”字无关。(当时可能有一种俗语,骂人如龟鳖那样把头缩在甲壳里,一切不管,故有“无事甲”之名词。)至于“慧家体”“定家用”“光家体”“灯家用”,以及《华严五教章》的“法界家实德”“法性家实德”,此六例的“家”字,我至今还觉得都可用“的”字代替,都可以看作“的”字最早出现的形式。此说似较先生的说法为更简易罢?请先生再斟酌斟酌。

  先生提到明末的文人有推重神会和尚者,我想请先生看看钱牧斋《杜诗笺》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中: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两句的长笺。牧斋读书多,故他曾读宗密的记录,指出“贞元十二年楷定禅门宗旨,敕立荷泽为七祖”的记载,又引刘禹锡《送宗密上人归草堂》诗云:“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他在此条笺注里,依据《宋高僧传》的《慧能传》及王维《能大师碑》等,明定神会,直入东都,面抗北祖,致普寂之门盈而复虚的大功。他也承认《宋僧传》说的“会自叙六祖宗脉,房琯作《六叶图序》,”他说:“而后震旦六祖之传始定。”这是他在三百年前的结论,竟和我在三百年后依据宗密及敦煌出土的新材料所得的结果差不多完全相同!钱氏说:

  公(杜甫)与右丞(王维)房相(房琯)皆归心于曹溪,不许北宗门人跻秀而祧能者也。故其诗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故他此条笺注很大胆的指出“七祖”是荷泽神会,而不是如李华诸人所说的普寂。

  这一条长笺是牧斋最得意的一条,故他作朱长孺《杜诗辑注》序,即举“天西采玉”及“七祖禅”两条为注杜诗最难之例。他自作《草堂诗笺》序,又举此二例。(皆见《有学集》卷十五)牧斋的见解远非袁宗道弟兄所能及,但后来注杜诗的人,如仇兆鳌,完全不能懂“七祖禅”的“钱笺”的创见了。

  “钱笺”于“双峰寺”一句下,曾引《宝林传》一条,此条应是《宝林传》第十卷中的文字,可见牧斋尚及见《宝林传》十卷(祖庭事苑卷一,曹溪注:《宝林传》,唐仪凤中居人曹叔良施地六祖大师居之,地有双峰大溪,因曹侯之姓曰曹溪,天下参祖道者,枝分派别,皆其流裔)全本。金藏刻《宝林传》时,已缺卷二及卷十。绛云一火之后,我们只能盼望先生们努力“大索”一千多年前“请来”贵国的几部《宝林传》十卷全本的成功了。

  匆匆敬问起居

  胡适敬上

  义理难者便不是。(《朱子语类》八,15)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说出来底,便好。说(得)出来崎岖的,便不好。(《语类》九,10)写朱晦翁语两条,寄赠入矢义高先生胡适我所以不赞成先生的“家”字说,只是因为尊说有是“说出来崎岖”,不如“的”字说较为“平易”,较为自然。

  之四

  入矢先生:

  几个月没有得着先生的信了,我盼望先生一切平安健好。三月中,我因小病,在医院小住十多日,现已完全能工作了。在入医院之前,我校写了伦敦的S.6551,写作《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我在引言里,特别向先生致谢意,并引了先生去年4月8日的来信的一段,及我答先生的4月22日信的一段。此文后幅我附录了《荷泽和尚五更转》的各种敦煌本子,共有九本(北京、伦敦、巴黎三处)。其中最有趣的是先生去年5月6日信里指出的S.6103,原题《荷泽和尚五更转》的,我把S.2679与S.6103拼合照相,断定这两纸是同一个人写的一纸,笔迹完全相同,内容正相衔接。于是我们不但确定了《南宗定邪正五更转》是神会作的,并且确定了《荷泽和尚五更转》原来是两首。

  今寄上照片一张,乞留作纪念。请先生看看S.6103与S.2679的笔迹相同到什么程度!(看1行“涅槃”与23行“涅槃”。看1行“一更初”与14行“一更初”。2行与15行的“空虚”。3行与16行的“二更催”。1行、14行、15行的“真如”,8行与21行的“四更阑”。……)这篇文字已交与《史语所集刊》31本发表,将来定寄抽印本乞正。

  (印成约在明年了。)大谷大学的朋友们去年为铃木大拙先生九十岁大寿征文,今年我写了一文,题为《呼吁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资料》,即是我在今年1月15(日)夜信上向先生说的意思——促进“大索”的意思。

  此文有一点关于《宝林传》,我想贵友柳田先生也许感觉兴趣。我指出赵城本《宝林传》八卷第41品有房琯撰的《三祖璨大师碑文》,文中有云:

  ……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大师为三祖焉。

  又铭辞有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貌殊心一兮,相续一心。

  这几句话都可以证明此碑文是真的,确是神会请房琯作的。因为此碑文与铭文都根据神会最早提出的“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的法统说。此说久已经过修改,久已被“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取而代之了,直到我的《神会和尚遗集》及《新校定的神会遗著两种》出世,人们才知道神会最早主张的“西国八代”说,有两个敦煌文件为证(巴黎的P.3485及P.2045)。《宝林传》里的法统说已完全是“二十八代”说;故第41品的题目是“第三十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宝林传》的编造者完全不懂得房琯碑文里的法统是神会最早捏造的“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的法统!故我们可以推知此碑文确是房琯受神会之请而作的,决非《宝林传》的编造者所能伪作。

  此碑及铭皆可作神会的“西国八代”说的旁证,甚可宝贵。此意请转告柳田先生,又可以助证“大索”之真不可缓了。

  我的英文原稿,如先生要看看,当打一抄本寄上。原文已寄大谷大学的山口益先生了。

  前承先生允为代觅《续藏经》一部,并承托朋友打听,承托京都的汇文堂书店主人帮忙,我十分感谢。但不知现时已有好消息否?上次我在1月15(日)夜信上说:《续藏经》我愿意出日金50万圆左右的价钱。如汇文堂能寻得此书,我愿意出日金60万圆。此事千万请先生促成。我7月初又须出国一次,故甚盼先生能给我一个回信。

  我住在台北郊外的南港,故甚盼望有一部《续藏经》在身边。书价稍高亦可勉力,要在得此书也。

  匆匆敬祝起居百福

  胡适敬上

  之五

  入矢先生:

  谢谢先生4月26日的信,谢谢先生赠我的照片。

  《续藏经》事,蒙先生留意,我特别感谢。

  我为大谷大学写的英文论稿,正在复制几份副本,日内即可寄二份请教。

  肯尼迪教授也是我的朋友,见面时请先生致意问好,问他何时来台北。

  柳田先生的文字尚未寄来,我也很想拜读。至于“西国二十八祖”传说的演变,我曾发表过文章——如《神会传》的第三章之类,大概我的看法是“神会的西国八代说是造作最早的法统伪史”。“二十四代说,二十五代说,二十八代说,二十九代说,以至五十一代说,都是根据于同一错误:即是误认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为同一个人。”二十八代说的师子比丘以下各代有两种大不同的名单,忽滑谷快天早已指出了。我从前颇疑《景德传灯录》的二十八祖是契嵩追改的。但近年我细读《宝林传》,我才相信《传灯录》的二十八祖说完全是《宝林传》《圣胄集》等等伪书里早已形成,早已决定的了。

  所以,我很想看看贵友柳田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如何看法。

  (以上是5月初写的。信没有写完,我的右手中指伤了筋,十多天不能写字,所以搁下了。乞恕。但在此时期,英文拙稿已有抄本了,今寄上一份,乞指正。胡适5月26日)先生说了,断定《荷泽和尚五更转》是神会作的,此事还待“仔细的斟酌”。先生又说:“我不知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章’形式。”

  先生怀疑之点,我从前也曾怀疑过。我在1925年写《词的起源》,曾有结论,大致说:

  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白居易作《忆江南》的长短句,刘禹锡依此曲拍,作《春去也》词,题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填词的先例。(参见胡适的《词选》附录的《词的起源》;此文又见于《胡适文存》第三集,上海版及台北版。)我现在完全承认敦煌出来的《荷泽和尚五更转》两首是神会作的,我的理由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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