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我都很注意李华的《左溪大师碑》所记的各宗传法系统。此碑现存各本均有误字、脱字——《全唐文》本与《唐文粹》本，与《文苑英华》本都不免脱误。故其中“此后相承，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一句，可能有误改之字；“二十九世”可能原是“二十四世”或“二十五世”？此碑文曾经“通人”误校误改，不可信任。如其中叙左溪一系云：“……灌顶传缙云威大师，缙云传东阳（威）大师，左溪是也。”（《文苑英华》本，《全唐文》本有下“威”字，《唐文粹》本无下“威”字。）此句当做“缙云传东阳威大师，东阳传朗大师，左溪是也”。东阳威，时称“小威”，梁肃《智者大师碑》可证。我不信天台宗的碑传里肯容许“二十九世”之说。我颇信左溪死时，李华作碑时，“二十九世”之说尚未起。
又，先生大文里采用《唐中岳沙门法如禅师行状碑》（第22-26页），此碑确甚重要。我要请先生注意两点：①此碑引慧远《禅经序》中“达节善变……”一长句，而以为“即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此是最早一次误认《禅经》作者达摩多罗即是菩提达摩。②此碑已说达摩“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我曾指出，神会《南宗定是非论》曾指斥普寂“修《法宝纪》，又立如禅师为第六代”。巴黎的敦煌写本杜朓《传法宝纪》于弘忍之下，先列法如，后列神秀。此皆可与《法如碑》及神会指斥之言互相印证。我见严挺之作义福的碑，李邕作普寂的碑，都说此二人先去参法如，因为法如死了，才去参神秀，故我曾指出嵩山法如在当时声名之大，地位之高。但我当时未见此碑，今见先生引此碑。始检阅《菩提达摩嵩山史迹大观》，始得读《法如碑》。这是我要感谢先生的一点。将来我修改《楞伽宗考》，一定要给法如一个重要地位。
（13）从开元时代到唐末（713-960年），是许多伪史——禅宗伪史陆续出现的时代。《南宗定是非论》的独孤沛序已说他有一本《师资血脉传》。石井光雄本《神会录》末尾有“六代大德”的略传，可能就是神会的《师资血脉传》。《曹溪大师别传》《六祖坛经》，都是这一宗派造出来的伪史。
日本入唐求法的几位大师的目录实在可以用作考证这些伪史造成及流行年代的最好资料。
最澄目录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已请去了三种伪史：
《西国付法记》《曹溪大师别传》《达摩宗系图》（神会造的□可看《宋僧传·慧能传》）。
圆仁的三录作于836-847年，他已请去了这些伪史：《西国付法藏传》一卷（即最澄录的《西国付法记》）、《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十卷、《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故《宝林传》与《檀经》的造成可能在最澄入唐之后，圆仁入唐之前？惠运的目录（847）也有：《西国佛祖代相承传法记》一卷，《禅宗脉传》一卷，《师资相承法传》一卷。圆珍的五录（大中七年至大中十二年，853-858年）也有这些著录：
《达摩宗系图》《禅宗七祖行状碑铭》（第二录总题如此，第四及第五录有详细子目，共十五本合一册子）：
a．南宗祖师谥号一本；b．达摩尊者行状一本；c．菩提达摩碑文一本（梁武帝）；d．中岳少林寺释惠可本状一本；e．可和尚碑文一本（琳）；f.舒州皖公山释智璨事迹一本；g．璨禅师碑文一本；h.蕲州双峰山释道信踪由一本；i.信禅师碑文一本；j．杜正伦送双峰山信禅师碑文一本；k．蕲州东山释弘忍议（？仪）行一本；l．忍禅师碑文一本；m.荆州玉泉寺大通和尚碑文一本；n.韶州曹溪释慧能实录一本；o．韶州广果寺悟佛知见故能禅师之碑文一本（上十五本合册子）。
以上十五件之中，现存之《宝林传》收有（c）、（e）、（g）三碑，我们可以推知（i）、（j）、（l）、（m）、（o），五碑必也收在《宝林传》卷九、十之中。我们也可以猜测（b）、（d）、（f）、（h）、（k）、（n）六件所谓“行状”“踪由”“实录”，大概也都成了《宝林传》八、九、十卷的叙述部分。
圆珍诸录里也有《曹溪能大师檀经》一卷的记录。故我们可以说：《宝林传》的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释迦如来传，用《四十二章经》作材料。（其前似未有“六佛”？）第二部分为《西国二十八祖传》，用的资料很复杂，幼稚，无稽，但大致是杂用所谓《五明集》《圣胄集》以及最澄、圆仁、惠运诸入唐求法大师所见之《西国付法藏传》等等伪史。
第三部分为《东土传法六代祖师传状》，其取材大概用神会的《师资血脉传》《达摩宗系图》及圆珍所请去的《禅宗七祖行状碑铭》十五件，等等。
这是我想象的“禅宗的系谱”也就是“禅宗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结集。匆匆写出一个大纲要，请先生恳切指教，不胜盼望之至！
此信是分几日写成的，写的太长了，千万请先生原谅。并请塚本、入矢诸先生指教。
胡适敬上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那就是我对中古时期，我认为是中国禅宗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与诠释。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一点来阐明我如何用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尝试和成就。
根据传统的说法，禅宗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次在灵山会上有位信徒向释迦牟尼献了一束花。释迦拈起一朵花，但并未说话，各大弟子皆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有个弟子大迦叶（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释迦乃说：“达迦依（Kashima）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谓“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这个有名的“拈花微笑”的传统故事，据说便是禅宗的开始。这样便代代相传，一共传了二十八代。这第二十八代祖师便是菩提达摩（Bodhidarma）。相传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约在中国南朝齐梁之际到达中国。达摩莅华之后又在中国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谓“衣钵”一代传一代的传到“六祖慧能”。慧能为广东人，是个文盲，原来是位“獦獠”（当时广东境内的一种半开化的少数民族）。慧能虽不识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游方到了北方，终于被“五祖弘忍”所赏识，乃于某日午夜秘传以“衣钵”，乃成为“禅宗六祖”。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说他在墙上写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那一段公案。
自从这位不识字的和尚接得了衣钵，其后禅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门……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传统的说法。简言之，便是自释迦以后，禅宗在印度共传了二十八代；达摩东来以后在中国又传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国各门禅宗都是从“六祖”这一宗传下去的。这也就是一篇禅宗简史。
但是只把这一传统说法稍加考证，我立刻便发生了疑问。我不能相信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在1923年和1924年间，我开始撰写我自己的禅宗史初稿。愈写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时候，我下笔就非常犹豫。在此同时我却对一个名叫神会的和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根据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神会显然是把他那不识字的师父抬举到名满天下的第一功臣。
慧能——如实有其人的话——显然也不过是仅仅知名一方的一位区域性的和尚，在当地传授一种简化佛教。他的影响也只限于当时广东北部韶州一带。他的教义北传实是神会一个人把他宣扬起来的。神会为他拼命，并冒着杀头的危险，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最后才把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义传入中原！
由于史料有限，我只是读了点有关神会的文献，便对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国所保存的资料和日本出版的东京版《大藏经》和《续藏经》（尤其是后者）搜查之后，我终于找出了有关神会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国和尚和佛教信徒们执笔的；许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对神会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兴趣。例如7世纪有一位叫做宗密的和尚，他在谈到他当时的禅宗时，对神会便给以崇高的地位。据宗密的记载，那时禅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会和尚的“荷泽宗”便是当时的七宗之一。
但是这位不顾生死，为南方禅宗而奋斗，多年遭迫害、受流放，终于经过安史之乱而获政府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点点纪录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没有丝毫著作传之后世。那时唐朝几乎为安禄山所颠覆，玄宗逃离长安往四川避难。途中自动逊位之后，太子即位灵武，重率诸将，以图匡复。
在这段戡乱战争的过程中，政府的财政却异常拮据，士兵无饷可发，政府只好筹款应付。筹款的方式之一便是发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为免役免税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纳款领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万钱。那简直是一种国家公债。政府为推销公债，因而借重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说会讲的老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推销。神会推销的成绩甚佳。据说这项筹款的成功，实为戡乱战事顺利进行的一大因素。
其后肃宗皇帝为酬庸神会助饷之劳，乃召请神会入宫，并于公元762年（肃宗宝应元年）在洛阳重修佛寺为其住所。是年神会便在该寺圆寂。享寿九十五岁。
上面的故事是根据宗密和尚的记载，和其他唐代遗留下来数种有关文献的纪录。根据唐代文献，宗密和尚在9世纪上半期颇为得势。所幸的是，在唐武宗（841-846年）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关唐代禅宗发展的史料。这些材料都是8、9世纪中国禅宗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神会死后很多年，终于被追封为“禅宗七祖”。因此他那位不识字的师父，广东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间接被公认为正统的“禅宗六祖”了。这段禅宗小史说明了神会的重要性。他确定了由南方禅宗来替代了自8世纪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禅宗！北方禅宗的地位原是由两三位有力的和尚，“楞伽宗”里的九十多岁的高僧神秀，和他的两位弟子普寂和义福所确立的。他们被唐朝中央政府尊崇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是指当时的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三帝”则是指“则天皇帝”（武后自称“皇帝”）和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这三位“皇帝”在宫廷之中对这些和尚大为尊崇。尤其是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神秀和尚于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入宫，死于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在这些年中，北禅实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两个大弟子不但备受朝廷的尊崇，同时在民间也都被偶像化了。（唐德刚按：据说神秀于久视元年入宫时，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时候，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其哀荣的盛况，亦不下于一千二百多年之后胡老师在台北的出殡大典。）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地直接地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这就是佛教中的禅宗！
192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分中国对英国的庚子赔款作为培植留英学生之用，因为该款用途尚未完全确定，我应约去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我因而想乘此机会往伦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禅宗的资料，那些未经9世纪、10世纪，特别是11世纪和尚们糟蹋过的史料。我想找出6、7世纪，尤其是8世纪，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来的有关禅宗史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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