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这个典故还可以作其他的解读。我这样扯来扯去，无非是想给友情发明一个前提。我不是说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等级关系，再说友情的外延也比知音宽泛得多，但有没有这样的前提，友情的意味和质量是不一样的。出于对“道”，对最高存在的共同体认而发展出来的友情可能更脆弱，但也可能更恒久。中国古典诗歌里面有很多写友情的诗是隐含了这一前提的，现实中成为朋友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魏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年纪悬殊，政见不一，身份构成也很复杂，有散人，有官员，也有商贾。我们都知道其时的生存压力很大很凶险，但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在一般层面上我们讲它是友情，然而再稍稍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知音或“道”的维系，尽管情形不尽相同。包括我们平时签书送朋友，要是自觉灵魂特别亲近，或特别值得敬重的人你会写“道友”“道兄”，一般的我们就会写某某兄，在世俗意义上强调你的尊敬，你会写某某大兄。这和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从道义或情感上觉得对方和你能共同体认某一境界，无论年龄相差多少都可以称兄道弟，所谓“忘年交”。“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就相差二十九岁。
中国的这种情谊有两种路向，一是类似“高山流水”、“竹林七贤”这种，还有就是通常所说的“江湖”，二者性质大不一样，但随着诗歌人文生态的恶化，很多时候却也混而不分。典型的如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那甚至成了我们的小传统的一部分。知音传统我觉得它更多强调一种共享，有一个我们假定的所谓最高存在或最高价值，落实到情谊的层面上则可以说是分享，共同体认后的分享。这被共同体认的东西并不抽象，它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写作中的，能在精神上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并有所激励。今天写友情的诗少多了，写得真挚感人的就更少，为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恐怕是求道、证道精神的缺失。以利益关系为纽带，我们只能看到朋党，而看不到真正的友情。
友情，只有基于道义并且和道义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既成为写作的对象也成为文学的培养基。中国古典文学精于的意象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和品评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由东汉而魏晋，这甚至形成了一时风气，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或嘴或笔互相品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正面的，比如说某人如“玉树临风”啊，某人“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啊，某人“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啊，等等。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吹捧或相互吹捧的成分，但我知道肯定有比吹捧高得多也重要得多的成分。风气不只是风气，还是一个共同创造的场或领域。当然还是要有更高的道义维系，否则既生不出真正的友情，也留不下“割席断袍”的美谈，二者互为表里。没有了更高的道义维系，“场”就成了“场子”，就到处充斥着“我的小说”，“我的诗”，“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友情的滑坡、消退、贬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95年的时候在美国洛杉矶碰到阿城，他说他去了几次纽约，就再不想去了。问为什么。他说去干吗？乌央乌央一大帮人，说起来是艺术家、小说家，可没一个人说别人好话的，尽拆台。他说过去戏班子讲究彼此捧场，同行之间不能拆台，为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场。他说现在还有这个场吗？大家在一起都以互相攻讦为能事，这个场就没有了。
我想再强调一下“场”和“场子”的区别。前者说的是一种能量的聚合效应，后者说的是人加人的杂凑。现在研讨会、朗诵会、评奖会什么的，多了去了，也是乌央乌央的，但大多情况下确实是只见“场子”不见“场”，什么会都好比“赶场子”。比较一下国际交流场合的反差，对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2003年春天在北京798曾经有过一次中日诗人、艺术家的越界交流，我们是主场。我注意到当中国诗人朗诵的时候，那些日本诗人全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安安静静地听着，而到了日本诗人朗诵的时候，大多数中国诗人却在交头接耳。第一场有个舞台，情况还好些；第二场移到了一个大车间里，场面有多乱就甭提了。朗诵的人被围在中间，其他的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嘈杂啊。但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日本诗人仍然端端正正地坐着，安安静静地听着。说实在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羞愧、无地自容。语言不通在这里不是问题，大家都一样，再说还是双语朗诵；我也不认为这种现场反差仅仅表明日本诗人更懂礼貌，不，从他们的坐姿，他们的表情，他们凝神屏息的态度中你不会只读到礼貌，还会读到对同行的尊重，对同行劳动的尊重，更重要的，对诗本身的虔敬。那是一种类宗教的虔敬，足以令一个“场”在“场子”中呈现并维系其自身尊严的虔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轮到日本诗人吉增刚造朗诵时的情形。只见他在周围一片沸反盈天的嘈杂声中不慌不忙地盘腿坐下，铺开一块布，再一件一件摆上诸如小烛台啊，小铜炉啊那些配合朗诵用的小“法器”，然后闭上眼睛，那份一丝不苟，那份气定神闲，那份安详。当然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小小的个人仪式，甚至一种表演，一种行为艺术，但当他那几乎称得上微弱的声音克制住并穿透周遭的喧哗，如同一枚枚闪亮的钉子播撒出去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改变想法。你会想到那根本不是某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场的声音，是场本身在发声。
当然这都是些小事，却也全息式地反映了我们的诗歌生态，尤其反映了我们和这种生态的共谋关系。我们无法置身度外地来谈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在场”并不断地参与创造这个“场”，而不是不断地“赶场子”，或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子。这是一种责任。诗人也好，批评家也好，都有这份责任。“场”是我们共享的，无论从友情的角度还是从写作的角度都共享的一种更高的存在。它能把我们聚在一起，把我们的能量聚在一起。衷心希望“天问”的年度峰会和《读诗》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场”。当然更重要的是日常的“场”：朋友聚散，倏忽来去，无论多么激情四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日常中，独自面对诗和写作。而不管大生态如何、二生态如何、三生态如何，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能为这个“场”，这个使得诗歌能够生长的“场”尽一点儿绵薄之力，也就可以了。
谢谢！
林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有十几个人发了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各自的观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当前诗歌现场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我在今年的一本诗歌年选的前言中说过这样的话：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对于中国新诗而言是一个走出低谷，走向多元，呈现发展的十年。诗歌刊物和书籍出版量在增长，诗歌活动及诗歌写作人数在逐年增加，尤其是网络诗歌在这十年中，为中国新诗注入了更大的活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了许多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相对于以往更为突出，有些对当前诗歌生态的干扰和破坏，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诗歌的教育依旧是以思想情操和社会性教育为目的，对文化性与艺术性的忽视未见改进。诗人的产生依旧如同原野上自生自灭的植物。
诗歌的评奖繁多，但许多奖项陷入了功利的旋涡，甚至一些奖项仅仅是操作者出于功利的一项设计，基本与诗歌无关。诗歌的命名近十年依然脱离学理性，名词越来越多，什么中产阶级写作、归来者、中间代、草根写作、底层写作、打工诗人、新红颜写作、梨花体等等，造成了许多歧义。诗歌活动、诗歌会议、诗歌节的商业化和标签化，带有其他目的运作与宣传，让诗歌沦为了陪衬。
诗歌作品大量存在着重复他人、语言随意、感知简单、结构松散、缺少文化意识等等的问题。在数量极大的分行文字中，难于发现优秀的诗歌作品和优秀的诗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保持清醒的意识，保持警觉的态度，对诗歌的写作者、评论者和编辑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会就是要提示我们自己和诗坛的朋友们，在诗歌艺术的问题上要有一定的自我要求，要有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必然会反映到诗坛上来，同样我们也不指望有一济良方会将诗坛的病治好，如同诗人米洛什所写的：“我们不能指望上帝会派一个牙医，把人类的龋齿全部治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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