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仍然和陈木走了出去，到食堂旁边新开的私营小饭馆吃饭。这里是学生们唯一打牙祭的地方，虽然菜炒得很不好，还贵，但一天到晚满满当当的。两个女生在一群高声喧哗、称兄道弟的男生之间挤过去，找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陈木要了两瓶啤酒。
这毕竟是张红旗第一次出来喝酒，纯粹是喝这个动作，她都做得很谨慎、很郑重。陈木则痛痛快快地喝了两杯。一旁的男生看到陈木抽着烟、开怀畅饮的样子，自然很好奇，纷纷侧过身来看她。而陈木却陡然恼了，她脆生生地骂：“看你妈什么看？”
被骂的男生反而为这位女侠叫起好来。刚上大学就聚众来喝酒的家伙，多半是豪气的。陈木不再理他们，迅速干掉了自己的一瓶，又拍着桌子叫酒。
张红旗犹豫了，她说：“喝得够多了吧？”
陈木显然受到了酒精的催化，她挥了挥手说：“这点算什么。”
张红旗只好看着她喝下去。不过她很快发现，陈木虽然喝得无所畏惧，其实酒量还真不行。又上来的两瓶喝了不到一半，她就疯疯癫癫的了。她先是长吁短叹，又大声抱怨，但口齿不清，也不知在说什么。尔后，她竟然把身体向后仰过去，用后脑勺撞墙，咚咚咚，声音非常大。
张红旗吓坏了，她还没处理过撒酒疯的人。她想夺过陈木的酒杯，却又不敢下手；她想过去扶住陈木，却又站不起来。而陈木撞了会儿墙，就不满足于原地折腾了，她腾地跳起来喊道：“出去！这地方真他妈没劲！”
张红旗赶紧强站起来，搀住她。这时候陈木已经溃不成军了，她瘫软在张红旗身上，像一具尸体。张红旗费力地把她往外拖，幸亏邻桌的男生帮她扶着陈木的另一条胳膊，才到了外面。可刚出去，陈木就一甩手，给了那男生一下子：“男的别碰我！真他妈恶心！”
那男生尴尬了一下，但还是谅解地抹抹脸，走了。张红旗独自拖着陈木，在黑咕隆咚的林荫道上走。后来，与其说是她拖着陈木，不如说是陈木拖着她了。陈木东摇西晃，一会儿钻进一条岔路，一会儿拐到一个死角，尽往没人的地方扎。张红旗心想，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东倒西歪的时候，张红旗倒听清了陈木嘴里在念叨什么。原来都是纳兰性德的词。这恐怕就是中文系所谓的“诗酒”风气吧。看看醉了的人，倒是挺真诚的，没醉的人却多少有些可笑。
没过多久，陈木终于一个踉跄，趴在地上。她哇地一声，把啤酒、胃液以及纳兰性德一股脑吐了出来。张红旗拍着她的背，没话找话地说：“吐吐就好了。”
没想到，陈木猛地回过头，嘴边还挂着拔丝，眼睛却炯炯发光，她盯着张红旗说：“你可真有母性啊。”
张红旗说：“你不是我姨，我也不是你妈。”
可陈木没理会这个玩笑，她陡然扭过身来，抱住了张红旗。在风吹树摇、月光如洗的林荫道边，陈木对着张红旗的耳朵说：
“其实我是同性恋。”
张红旗好像没了解这个词的中文意思：“你在说莱斯宾吗？”
陈木的动作温柔了许多，几乎是悄悄地蹭着张红旗的耳朵了：“我是同性恋。”
张红旗吓坏了。她连喝酒都没经历过，哪里经历过同性恋。同性恋，恋的是谁？眼下看，不就是自己吗？她扶在陈木背上的手顿时僵住了，人也被定格了。
而陈木还在尽情地对她耳鬓厮磨，又开始背诵纳兰性德了。难道纳兰性德的作品都是讴歌同性恋的么？而陈木这么做，仿佛还在催促张红旗思考，思考她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性恋的潜质。
张红旗突然恐惧起来，一下子推开了陈木。她想跑，可扔不下躺在地上的那个身体。陈木很苗条，肩膀尤其消瘦，像剪子剪出来的。这个模样很女性化，怎么会是同性恋？但反过来一想，这副模样不才正像莱斯宾吗？而其实，女同性恋什么样，张红旗又怎么知道。
到后来，张红旗还是没跑。陈木烂醉如泥的样子和同性恋身份，让她没来由地想起了当年蹲在派出所里的陈星。是不是在她的印象里，醉鬼和同性恋就应该被抓到派出所里？当初她没有把陈星扔在派出所，现在没理由也把陈木扔在路旁。
那天晚上，张红旗先是硬扛着陈木走了一段，后来碰上几个中文系的女生，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陈木搬回了宿舍。这时候陈木又大呼小叫起来，她们只得强行把她按在床上，像按住一个戒毒的人。按了一会儿，也就没声息了。
那天晚上以后，张红旗就不怎么和陈木在一起了。自然，那是理智思考的结果：自己不是同性恋，没法接受对方的爱，因此需要尽量避免纠缠。
考虑之余，张红旗的心里也是复杂的。没想到最先向自己示爱的，居然是一个同性恋。那天洗漱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看自己，看了很半天。自己的样子，像是同性恋喜欢的那种类型吗？此外，会不会因为受到同性喜欢，异性就不会喜欢自己了呢？她担忧起来。
而张红旗不去找陈木，陈木也不来找张红旗了。可能是被人拒绝，就伤了心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们再见面的时候，还是打个招呼；有时候都在散步，也停下来，聊几句最近正在看的书。但周围没人的时候，两个人却又未免尴尬——关系自然也就淡了。
因为没有别的朋友，和陈木疏远后，张红旗多少感到一些寂寥。她常常看着书，就忧伤了，合上书叹口气。那一瞬间，她也像个伤春悲秋的中文系学生了。这个状态可不好，她又理智地想，应该让情绪重新走上正轨。为了自我调节，她有必要借鉴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阶段，同学们都热衷于到县城去。经过对周边环境的摸索、从近到远的开疆拓土，大家发现了昌平县城是个好地方。或者说，其他地方都是差得不能再差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只有县城有大一点的商店，有录像厅和饭馆。大家常常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到学校门口坐小巴，风尘仆仆地赶往县城。那架势，真像几十年前的知青去赶集。
张红旗也参加了赶集运动，但没有人结伙，她只能一个人去。想想都可笑，她可是从北京城区来的啊，如今也没离开北京，却要到县城去调剂生活；而周末回家去，她立刻又对逛街不感兴趣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去“打发时间”，到县城前，张红旗会绞尽脑汁地写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她准备买的东西，比如香皂、洗面奶、卫生巾什么的。其实这些也都是可买可不买的，而且要买也完全可以周末回城里买。在没课的下午，她出了校门，耐心地等上二十分钟，小公共就来了。再乌烟瘴气地颠簸二十分钟，县城就到了。然后再有二十分钟，她就从商店里出来了。东西已经买完了——这里的商品没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她也没有选来选去的习惯。
县城之旅只能消耗一个小时吗？张红旗有点沮丧了。没办法，只能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了。她在这里闲逛起来。这样的闲逛过去只发生在欧洲，在巴黎，在马德里。
县城有而北京没有的东西仅限于以下两种：三个轮子的黑车和四个轮子的黑车。那些黑车司机有些是地道的农民模样，有些则抽着烟，露着胳膊上的刺青。见到过路人，他们一律伸出头来问：“走吗？”
当然，在县城里还是能开发出一些乐趣的，比如门口摆着两只大音箱的录像厅。放录像的时候，大音箱也在进行现场广播，半条街都是哼哼哈哈的声音。本地的小孩聚在音箱旁边，认真地听着来自于十年前的香港的声音。看得出来，他们对录像的内容很熟悉，常常音乐一变，他们就欢呼道：“刘德华出来啦。”只有出现了没听过的录像声，他们才会买票进去看。大学生们则阔绰得多，即使是看了无数遍的录像，也会买票。看过太多遍，很多人成了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专家。后来学生中出现了两个“周氏兄弟研究会”，一个是“周树人周作人研究会”，另一个是“周润发周星驰研究会”。
确定没事可干之后，张红旗也绝望地走进了录像厅。但她接受不了香港武打片和警匪片，每次还是挑一个自己认为“有意思”的片子。那些录像大部分是言情片，偶尔还有拉开架势装孙子的文艺片，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和《春光乍现》。看这种片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观众明显少了，更没有县城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那些人看录像的时候，不仅会怪叫、喊黄色口号，而且还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张红旗那时候喜欢上了梁朝伟这个演员。她觉得梁朝伟很忧郁，而且忧郁得很有深度。后来，她发现梁朝伟那股欲说还休的神态，很像陈星。但是陈星说梁朝伟非常像一只猴子。
恰恰有一次，录像厅又在放梁朝伟的片子，张红旗买了票，正准备进场，忽然听见附近一阵喧哗。她扭过脸去，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在推推搡搡。气势汹汹地推搡人的，是一个典型的县城混混儿，他敞胸露怀地穿着白衬衫，袖口几乎撸到腋下，露出一只画功非常拙劣的老鹰。而在老鹰的翅膀下躲躲闪闪的，反而是个高大得多的年轻人。这么热的天，他还穿着一件帆布外套，身后背着一只巨大的帆布书包。他背对着张红旗，被推搡得缩头缩脑，不停地对混混儿道歉。而混混儿终于捏到了一个软柿子，他恨不得让整条街的人都领略到自己的威风：
“臭傻逼找死呢？你妈逼你踩我脚了。”
年轻人和气地道歉：“大哥我真没看见，大哥我错了。”
混混儿说：“大点声儿！”
年轻人说：“我错了！”
混混儿又说：“再大点声儿！”
年轻人又说：“我错了！”
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反而把混混儿也逗笑了。混混儿心满意足地看看周围的人，扬长而去了。年轻人却没马上走，他笑嘻嘻地摇摇头，找了个空地坐下来，点上了一棵烟。
张红旗本就觉得那人的声音很熟悉，这时终于认了出来。她走到那人面前，弯下腰，轻轻说：“你是陈星吗？”
陈星抬起头说：“张红旗，你怎么在这里？”
现在的陈星，几乎让张红旗不敢认。他的头发太长了，而且脏，一绺一绺地遮在眼前。在头发中间，能清楚地看到土和沙粒。他的脸上也像蒙着一层土，又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的。周身上下更别说了，如果再添几个破洞，就真像一个流浪汉了。
更让张红旗认不出来的是他现在的态度。面对挑衅的混混儿，他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那家伙明显是虚张声势，要是在过去，陈星两拳就会把他撂倒在地。
所以在录像厅旁边，张红旗没先问陈星为什么会来这儿，而是说：“你的脾气变得好多了啊？”
陈星像孩子一样得意地笑着：“我成熟了，不惹事儿了。”
张红旗被他逗笑了，说：“恭喜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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