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2000是一个分水岭。世界刚刚度过了一次区域性经济危机，西方的少数人险些把整个儿东南亚玩儿死。当那些瘦得像猴儿一样的人民被迫失业，忍受饥饿，最终走上街头去暴动、去抗议时，刚刚捞了一票的金融界大佬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们说：你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啊。他们袖口下露出的百达翡丽手表指向千禧年。
对于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我国来说，2000是一个分水岭。两个说鸟语的殖民地先后被回收，一批高调的国内新贵不知从哪儿就蹿了出来，而且看他们脸上那神情，仿佛已经富了几百年了。普通的城里人把5年的积蓄投入股市，化为泡影，立刻又用50年的积蓄托起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数不胜数的农村兄弟姐妹则早已习惯了一成年就去广东，去浙江，没日没夜地缝鞋补袜子，给国家缝补出了成亿的外汇——然后再去买美国国债。首都省会哪怕县城的广场上都竖起了倒计时钟，激情跳跃的数字指向千禧年。
对于北京大学昌平校区的同学们来说，2000是一个分水岭。他们在玉米地、黑车司机和狗的包围下苦熬了一年多，终于落实政策，结束下放，被允许回到燕园了。很多外地学生这才算第一次走在了北京以宽以豪华以被路旁写字楼的玻璃晃得睁不开眼睛——著称的大街上；就连北京本地的学生，都由衷地感到一种“进城了”的喜悦。他们把衣服被褥胡乱扔到破败的宿舍楼里，然后就作鸟兽散，迫不及待地奔向电影院、电脑市场、电子乐演出现场。学校旁边的几个咖啡馆和酒吧夜夜笙歌，每个午夜时分的欢叫仿佛都在提前庆祝——千禧年。
也许西方列强就是见不得别人的好，他们铁了心似地不让中国人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奔向2000。那年五月，在悍然对前南联盟发动的空袭中，一枚美国激光制导炸弹把我国驻前南大使馆炸了一个洞。
学生们立刻被激怒了。他们从宿舍、图书馆云集起来，从各个娱乐场所云集起来，从卿卿我我的未名湖畔云集起来。大讲堂前一时间站满了人，几个民间领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发表现场演说，而更多的人则肃然站着，也不说话，只想“耗”在这样的气氛里。人群久久不愿散去，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外校学生加入了进来。不时有人传送着新的消息：
美国声称这起事件纯属误炸！
两国领导人已经通电话了，我国表示严正抗议！
有一个女烈士很漂亮！像秋瑾！像赵一曼！
不时有人提出：“到美国大使馆去！”
这下急坏了团委干部和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他们已经在人群中潜伏、观察了很久了。一旦有人发出类似的号召，他们立刻跳了出来，扇动着两只臂膀：“同学们！要冷静！”
有一些学生故意跟他们对着干：“国难当头，就要去！”
干部和老师们说：“你们去了能解决问题吗？要听上级统一部署！”
有人嘀咕：“他妈的，爱国还要统一部署。”更有人高呼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
一个老师委屈地眨巴着眼睛说：“是在说我吗？”
当然，学生们能凑在一起，恐怕“无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一天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绞尽脑汁地要去美国留学，要到美资公司工作呢。虽然不乏演说和高呼口号的，但是终于还是没有人真的去美国大使馆。又过了两个小时，爱国之情终于没熬过疲倦，大部分人就这么散去了。
因为误炸大使馆事件，张红旗的宿舍也陷入了集体性的忧愁。一个宿舍四个人，三个都是好学生，尤其是英语好。北大的这类学生，基本上都是要去美国的。另一个不是好学生，但有一个好家庭，这类学生更要去美国。而现在，中国大使馆的屋顶被炸漏了，美国大使馆的铁门会不会因此关闭呢？如果关闭的话，它会关闭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永远关闭下去？要知道，再过几个月，就是托福考试的日子了啊。
张红旗之外的两个好学生都在长吁短叹，也没心情看英语了。阔小姐固然是国难不忘爱情，坚持和香港的男朋友打粤语电话，但聊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们那里可不可以去还？咦？还可以？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香港人？香港人不也是中国人吗，是啊，香港的穷人就更是中国人喽。妈妈的，听别人说，我们这里好像不行了，给钱也不让去。就是啊，鬼佬都是死心眼。实在不行就只能去英国了——”
她忽然回过头来，问大家：
“英国和美国是不是一伙的呀？我男朋友也不知道。”
抱怨听多了，总会让人乏味。误炸事件的第二天中午，宿舍里还在人心惶惶，张红旗却咽了口口水，走出了宿舍。不出国就不出国了，她有些赌气地想。在国内呆着好了，国内不也挺好嘛。
她不光在和美国赌气，而且是在和她家里赌气。去美国上一所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是父亲早就替她规划好了的。“规划好了”的事情，总会让人有些不满。只不过你固然不满，也找不出不满的理由。而现在好了，有可能真出不去了。美好蓝图白画了，成废纸了。
除了留学的前景不明朗，还有一件事更让她心乱如麻。前两天，她和陈星也爬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吵了架。
一直好好的，怎么说吵就吵起来了呢？那个中午，她靠在窗前，追溯他们“在一起”之后的日子，寻觅吵架的源头。
在昌平的时候，非常好。陈星几乎每天都来找她。他还是走着来。早上一起床，他就赶紧跑到食堂，吃尽可能多的东西，然后背包上路。这时的走路已经有了方向，双脚也像有人当家作主一样，力气仿佛使不完。一路阳光灿烂，一路心里在唱歌，走上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张红旗那里。
而来了以后，他常常并不能立刻进去，因为张红旗大多数下午都在上课。大一的学生，课都被安排得很满，除了专业课之外，还要上高等数学和大学语文之类的。陈星就在学校外面的田边转转，有时候干脆坐在田埂上休息，吃带来的豆包和发面饼。北部山区的风吹得他直打嗝，而他满心欢喜的样子，就像一个“喜闻又有好政策”的青年种粮大户。
有的时候，他还和田里游荡的狗联络一下感情。这里的狗不挑食，别说豆包和发面饼了，屎都吃。给了狗一点小恩小惠，他就可以拽拽它们的脖子，揉揉它们的肚子。有时候，某条狗会恋恋不舍地跟在他后面，他到哪儿，它也跑到哪儿。直到张红旗来了，听到“城里人”的声音，狗才咻地一下蹿到玉米地里去了。这儿的学生们怕狗，其实狗也怕学生。
上完了课，张红旗就到校外来找陈星。他们无须约定见面地点，因为这儿太空旷了。方圆两里的人，只要不是趴着，放眼一望都能看见。
两个人见了面，其实也没什么话说。过去，他们就都是话不多的人，张红旗是不爱说废话，陈星是不爱说任何话——因为说了也会被人当作废话。于是，他们就在田野里溜溜达达的，还有心无心地扒拉地里的农作物。
有一次，他们在田边碰到一个农民，那个大叔诡秘地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在找麦秸垛？”
他们奇怪地“哦？”了一声，大叔则用更加诡秘的语调说：“现在旅馆都可以随便住啦，谁还找麦秸垛呀。”
他们不明所以地走开了。那个大叔看起来有点“不着四六”，京郊口音也不甚清晰，所以他们也没多琢磨他到底在说什么。
很久以后，张红旗在美国偶遇了陈木，两个人闲来无事忆往昔，她也说起了那次“麦秸垛”。而陈木则叼着一颗“骆驼”香烟，大大咧咧地挥挥手说：
“这有什么新鲜的，在八十年代那拨儿作家的小说里，只要有打谷场麦秸垛，就没别的事儿，肯定是干。知青干村姑无赖干寡妇书记干民兵连长。”
她一连说了那么多“干”，说得张红旗都目瞪口呆了。她对陈木说：“这儿华人也挺多的。”
“怎么啦？”陈木把烟一掐，“我说的是学术。”
在田边游荡的日子里，张红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他们沿着学校门口的那条路走啊走，忽然看到远处升腾着滚滚的白烟。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村子在烧荒草。大片的地已经覆盖上了黑色，而边际处，一条火线还在慢慢地蔓延。不知为何，张红旗忽然觉得这景象很美。而陈星就像猜到她的心思一样，陪着她默默地看。
两个小时，他们竟然一句话也没说。看着烧荒草的火，张红旗只怕陈星说一句“天晚了，我得走了。”她希望这情景能永远持续下去。
但最后，还是她先深吸了一口那苍凉的味道，扭过头对他说：“天晚了，你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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