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节

12.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那么，政治和道德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呢？这两者之问，果真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全无相通之处吗？或者反过来说才正确：政治行为的道德同其他任何行为的道德并无两样？有时人们相信.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的选择：这两种说法必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但是，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道德，能够建立起内容统一的要求，可同时用来指导性爱关系、商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用来指导人们同他妻子的关系、同菜贩的关系、同儿子、竞争对手、朋友和被告等等的关系吗？政治的运作，要依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既如此，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就真那么寻常不足道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分子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同任何军事独裁者毫无二致，正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样的政治手段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统治，除了掌权者的人员构成及其票友水平外，同旧政权还有什么其他区别吗？这些所谓的新道德的大多数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攻许，同他们所批评的对手之间的攻许，甚或同任何其他煽动家的道德，又有什么不同？人们会说，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高贵的意图.就算这样吧!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手段，他们的对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以十分主观的真诚态度宣布，他们的终极意图也有着同样高尚的品格。“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战斗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战斗。那么，“山上训辞”的道德地位何在？我们所说的“山上训辞”，是指福音书中的绝对伦理。这件事，比起今天喜欢引用这些训辞的人以为它具有的意义，要严肃得多。这是一种不容儿戏的伦理.我们所说的科学中的因果律，对于这种伦理同样适用：它不是随时可以应人之需，招之即停的出租车。这种福音书如果未被搞得琐碎无聊，那么它的真正含义便是;或者全部接受，或者一概拒绝。例如，说一个富家子“优伤地走了，因为他家财万贯”。福音书的训令是无条件的和明确的：交出你的所有—你的一切。政治家会说，这种训令只要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得到贯彻。它便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因此政治家征税、派捐、没收，总而言之，向一切人施以强迫和规则.但是，道德训令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这种不在乎也正是它的本质所在。就拿(有人打了你的右脸)“再给他左脸”这种要求来说，它是无条件的，你不能迫问他打人的权力依据。除了圣人之外，这是一种不讲尊严的道德。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圣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或者如此类的人物，他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惟有如此，这种道德才能具有意义，才能表现出尊严，不然一切都谈不上。例如.来世的仁爱伦理的说法是“莫要以武力抗恶”，但对于政治家来说，正确的说法正好相反：“必须以武力抗恶”，不然你就得为恶势力获胜负责。凡是打算格守福音书道德的人，都不应参与罢工，因为罢工意味着强迫;他应当加入黄色工会.他无论如何不应谈论“革命”.福音书道德并不打算教导人们说，内战是唯一正当的战争。遵循福音书的和平主义者，应当拒绝拿起武器，或者应当把武器扔掉.在德国，就有人提议用这种道德责任来终止这场战争以及所有的战争。政治家会说，要想使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信誉扫地，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依现状维持和平。然后交战的各民族会问，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战争被归结为荒谬之事—但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胜利者，或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战争会一直是件政治上有利可图的事。应当为这一情况负责的，是那种令我们根本无法进行抵抗的行为。耗竭期一过，失去信誉的将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这就是绝对伦理的结果。

最后，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诚实的义务。在绝对伦理看来，这属于无条件的义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布所有的文件，特别是那些会使自己的国家受到谴责的文件。在这种单方面公布文件的基础上，表示认罪—这些做法是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不考虑后果的。政治家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真相非但不能进一步明朗，反而会因为被滥用和激起情绪，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唯一能产生成果的方法，是让中立者对各方利益做周全而高明的考虑，.任何其它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对于接受它的国家来说，将是几十年后都无法补救的后果。而绝对伦理是不问“后果”的，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的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然而，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就像费希特正确说过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他们是善良和完美的，他不会以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让别人来承担他本人的行为后果—如果他已预见到这一后果的话。他会说：这些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信念伦理的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

但是，问题并未到此完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从道德的观点看，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到什么程度，诸位由以下事情即可了解：人们普遍知道，甚至在大战期间，(齐默尔瓦尔德一派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项原则，大家可以将它简短地表述如下：“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两个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就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对于下一个问题：“这场革命能带来什么？”每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社会党人会这样回答：还不能说会发生一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在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可称它为社会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会重新出现，只是摆脱了封建成分和帝政残余而已。就是为了这么点稀松平常的结果，他们竟然愿意再来上“几年战争”!若是有人怀有以下想法，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坚定信念的人，也可以拒绝这种靠此手段才能达成的目标。在布尔什维克党、斯巴达克同盟和一般而言所有类型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中间，情况也完全如此。当然，如果站在这个立场，对旧政权中的“权力政治家”使用同样的手段加以谴责，那真是十分可笑的事，不管你在否定他们的目的上多么正确。

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对于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的行为，它一概拒绝。但仅仅从逻辑上说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断有这样的经历：信念伦理的信徒突然变成了千年至福王国的先知。举例来说，那些一贯鼓吹“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现在却开始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在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的军官也以这种方式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次进攻将带来胜利，从而也带来和平。”信念伦理的信徒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他是一位普遍主义伦理观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各位中间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当会记得“大审判官”的一幕，在那里，这个问题被极尖锐地展现出来。即使在目的使手段圣洁化这个原则上做一些让步，也无法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和谐共处，或是判断应当用哪一个目的来圣洁化哪一个手段。

我的同仁福斯特先生，对于他不容怀疑的真诚，我本人怀有高度的敬意，但是对于作为政治家的他，我却不敢苟同。他认为，若想避开这一困难，采用一个简单的论点即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如果真是如此，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将不复存在。但是，在《奥义书》问世250年之后，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论点出现，也着实令人吃惊。不但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而且日常经验中每一个明白的事例，都指出真相正好相反。各种宗教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都是由这个相反的真相决定的。神义论的古老问题，正是由这样一个疑惑所构成：一个据说是全能而仁慈的力量，怎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让它充满无辜的苦难、不受报应的不义和无可救药的愚蠢？这个力量或者并非全能，或者并不仁慈，或者，左右着我们生活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善恶报应原则—我们可以做形而上解释的原则，甚或是我们的理解力永远不可企及的原则。

因为体验到世界的无理性而出现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推动着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印度的“业论”、波斯的二元神教、原罪说、命定说和神隐说，所有这些教义，都是由这一问题产生。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

我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每一个领域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各种宗教伦理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希腊的多神教同时祭献阿芙罗狄蒂和赫拉、祭献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虽然他们知道这些神时常处在相互冲突之中。在印度教的生命秩序里，为每一个不同的职业分别规定了一种道德准则，一种“法”，用种姓制度将它们永远分开，从而使它们获得等级制度中的固定身份。生而为这种身份，非待来世再生，便永无摆脱之日.因此这些职业同最高的宗教救赎之善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种姓制度以这种方式，允许每一个种姓，从苦行僧、婆罗门到流氓无赖和娟寮中人，都有可能根据各自职业内部自治的戒律，形成自己的法。战争和政治也不例外。各位从《薄伽梵歌》克里西那和阿周那的对话中即可发现，战争也被纳人生命领域的整体之中：“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那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做的事。印度教相信。这样的行为非但不会危及宗教救赎，反而会增进这一救赎。印度武士在遇到英勇战死的时刻，他总是坚信有因陀罗的夭堂存在，正像条顿武士对瓦尔哈拉的信念一样。印度的武士之鄙视涅架，一如条顿人之讥笑回荡着天使歌声的基督教天堂。这种伦理准则的专业化，使得伦理可以通过让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条律，使自己在处理政治方面丝毫不受伤害，甚至可以使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的强化。

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从这个词流行的含义上说，典型地表现在印度的文献，考底利耶的《利论》(成书于耶稣诞生前很久，据说是在旗陀罗友多时代)之中。同这份文献相比，马基稚维里的《君主论》反而变得无害.如人们所知，在天主教道德(福斯特教授与它关系密切)中，“福音书劝言”是那些有着过圣徒生活的，有超凡魅力秉赋的人所特有的道德。一边站着的是僧侣，流血和求利皆他不可为之事，另一边是信教的骑士和庶民，他们被允许可以做这些事—骑士可使人流血，庶民可求利。道德的分级，以及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严密整体的程度，尚有逊于印度。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前提来看，情况也只能如此。因原罪而产生的世界的邪恶，使得伦理学比较容易同暴力结合起来，将它作为对抗罪恶和危害灵魂的异端邪说的强制手段。然而，山上训辞的要求，是一种属于来世的信念伦理，它所具有的含义，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绝对律令组成的自然法。这些绝对律令自身保留着激发革命的力量，几乎每逢社会动荡时期，便挟其十足的元气登场。它们尤其会制造激进的和平主义宗派，其中有个教派。便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实验一种将暴力拒之门外的政体。这一实验以悲剧告终，因为当独立战争爆发时，这些贵格派教徒不能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理想，而那场战争正是为这些理想才爆发的。

不过，一般而言，新教教义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神赐的制度，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是绝对正当的。新教尤其赋予权威主义国家以正当性。路德将个人从战争的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将这一责任交予政府。在信仰的事务之外服从政府，决不构成犯罪。至于加尔文教，他们知道，有原则地使用暴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因此加尔文教也承认宗教战争，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生命要素。由此可知，政治伦理问题的提出，根本不是由于文艺复兴的英雄崇拜造成了近代的信仰失落才产生的。所有的宗教，尽管成功的程度大不相同，都不得不应付这个问题，根据前面所说，事情只能是这样。正是人类团体所运用的这种正当暴力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用途，决定着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对于信仰的斗士，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革命的，这一点尤其真实。我们不妨大胆地以目前的局势为例。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不论这奖赏是来自夭国还是凡世，否则这架机器就不会运转。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精神的奖赏包括，仇恨和报复欲，特别是怨愤之情和对一种貌似道德的自命正确的要求，以及由此而起的对敌人施以毁谤和虐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物质的奖赏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捧禄。领袖和他所取得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制造的这架机器发挥功能。可见他所依靠的，是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因此他也有赖于是否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让他所需要的追随者—赤卫队、报信的、煽风点火的—得到奖赏。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即使主观上是真诚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也不过是为报复欲、权力、分赃和俸禄寻找的一种道德上的“正当借口”。在这件事上，我们务必不可为言辞所欺骗—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毕竟也不是一辆招之即停的计程车，它是不会因为缺少了革命者便止步不前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取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

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在超凡的博爱和圣贤之道方面表现卓绝的伟人，无论他是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来自印度的高贵种姓，从来不采用暴力这种政治手段。他们虽然曾在并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人物，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圣贤人物，依然是同他们最相近的造型。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甚至在教会统治的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教皇的禁令曾一再施于佛罗伦萨，这禁令对于当时的人们及其灵魂得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远远超出了—用费希特的话说—康德的道德判断力所具备的“轻微惩罚”。但是那里的市民仍要同教廷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当谈到这一情况时，写下过一段美好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颂佛罗伦萨的市民，因为他们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还要重要。

如果有人不提自己的城邦或“祖国”(目前这种东西所代表的价值，在某些人看来是令人怀疑的)，而是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国际和平”，那么各位所面对的，便是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在讨论中，我从未因为有人提到出生证上载明的日期，便允许自己甘拜下风。但是，某人才二十岁，而我已年过五十，仅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觉得，这是一件足以让我神魂颠倒的成就。年龄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人们至多只能说一件事。如果在这些你认为不属于“无生育力的”亢奋—但亢奋毕竟不是真正的激情—的日子里，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即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设想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担心那时或许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到我们头上很久的时代。各位中间的许多人，我坦白地说，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极可能只得到很少的实现，很少—当然不是一点没有，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太少了。我不会因此而垮掉，但无须讳言，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希望能够看到，在各位中间，那些今天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真正“格守原则的”政治家、分享着这场革命带来的迷醉状态的人，届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事情的变化方式，竟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102首变成现实，那就简直太妙了：

那时正值春天，我们萌生了爱情。

我用我的情歌，迎接着它的诞生，如夏日将临时，婉转啼唱的夜嘴，到了成熟时节，才锁住它的喉咙。

但事情不会如此。不管是哪一伙人现在表现上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撤，还有无产阶级。当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烂漫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届时，在座的各位内心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怨恨，还是流于平庸？各位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世界和自己的职业？或者还有第三种，但并非最不可能遇到的命运：有神秘主义秉赋的人遁人神秘主义，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跟随流行，强迫自己遁人神秘主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由日常琐务组成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业，却并未体验到它最深层的含义。他们最好还是简单地做点促进人类之间单纯的博爱关系的事，至于其它方面，他们应当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