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教义的应用 (3)

　　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义务要求缔约的一方无论如何勉强也非要以牺牲一切幸福为代价履行契约，但无论如何，这是该问题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即使如洪堡所说，在法律上的解除定约的自由不应影响到双方（我也认为不应有太大的影响），但这也必然要大大地影响到双方在道德上的自由。一个人在决定采取某项对他人利益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步骤前，有义务把这所有的情况都列入考虑范围之内。他倘若对那些利益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就应因其错误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我之所以作出如此浅显的评议，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自由的一般原则，而非因有必要强调这一特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通常讨论起来总会把孩子的利益视为一切，从而忽视了大人的利益。

　　我在之前也已经说过，由于缺少一种公认的普遍原则，人们往往会在不适合给予自由的地方给予了某些自由，而又往往没有在应当给予自由的地方给予适当的自由。近代欧洲的世界中，往往人们会对某一事情抱有强烈的自由情操，而在我看来，这是完全摆错了地方。就一个人而言，他应当有操纵自己行为的自由，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不应该以他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为借口而同样地要求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去代替他人做。从国家方面而言，一方面，国家应当尊重任何人在关乎其个人事情方面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任何人施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监督性的控制。然而在家庭关系问题上，国家竟几乎完全忽视了它的这项义务，就拿家庭关系问题对人类幸福的直接影响来说，它却比所有其他问题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丈夫对妻子享有几乎可称为专制的权力，这已无须在此细细说明了，因为如果要完全消除这个罪恶，最需做的事情莫过于让妻子也享有和别人相同的权利，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替这种既成的不公平现象作辩护的人们并非是以自由为借口，而是公然地站在权力拥护者的立场进行辩护。而在子女问题上所误用的自由概念却真正地成为了国家履行其义务的障碍之一。人们在思想上几乎认定子女是（而不是从譬喻的意思说来是）其父母的一部分，只要法律稍稍干涉到家长对子女不容外人过问的绝对控制，就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切和不安，甚至严重到当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干涉时所表现出的情绪。往往人类对自由的珍重总是远远比不过对权力的珍重。

　　以教育为例，国家应当要求并强迫它的每个公民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难道这几乎不是一条自明的公理吗？然而，试问有哪个人不害怕承认并主张这个真理呢？不错，并没有人否认，做父母的既然让一个人出生在世上，就应当让他受教育，使他一生都能很好地对他人和自己尽到自己的本分，这乃是为父母的人（或者按照现存的法律和习惯来说，只是父亲的）最神圣的义务之一。但是，尽管大家都一致宣称做父亲的负有这个义务，却没人能忍受强迫他去履行这个义务的要求。人们不但不要求他作出任何努力或牺牲以求得孩子的教育，就算有免费的教育摆在面前，人们还是会任凭他自由选择接受与否。大家都还没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只顾把孩子生育出来，只能喂养他的身体，而不能把他的心灵教育好，那么这对那个不幸的后代以及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倘若做父母的不尽这项义务，国家就应当实行监管，务必尽可能地保证父母去履行这项义务。

　　如今，国家应当教些什么、应当如何进行施教等难题已经被人们转化成党派论战的主题，并且应当用在实施教育上的时间和劳力被人们徒然地消耗在关于教育的争吵上。其实只要人们承认了强行普遍教育的义务，这些难题就可以一概告终。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即可，并不需要自己操心去筹办教育事业。做父母的喜欢让子女在哪里受到怎样的教育，都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国家只需要帮助家境困难的儿童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监护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的费用即可。由国家亲自指导教育完全不同于由国家强制教育，人们所举的反对国家教育的一切理由只适用于前者而并不适用于后者。如果说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分都交到国家手里，我的反对绝不亚于其他人。前文已说过，性格的个人性、意见及行为方式的歧异都很重要，所有这些都连带说明了教育的歧异也同样地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性。

　　要由国家来主持一般教育，这无非是用同一个模子将人们都铸成同一个模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无论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于是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人心的某种专制。就算这种由国家设置和控制的教育还有存在的余地，也只应作为多种竞赛性的实验之一而存在，同时也只能通过示范和鼓舞其他教育机关来达到某种优良标准为目的进行。这样来说，只有当整个社会状态落后到不能或不想举办任何教育机关，而非由政府负担起这项事业不可时，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前提下，方可让政府主持学校业务。这就如同倘若一国之内没有某种形态的私人企业可以担负起工业方面的某些重大工作时，政府就可以自己举办联合股份公司的业务一样。然而一般来说，假如国内不乏拥有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资格的人士，那么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助学金以保证办学得以获得报酬，他们就会也能够情愿从自愿原则出发来办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

　　这项法律规定实行的工具只能是公开考试，考试必须涉及所有儿童，并从少年开始。可以规定某一开始受试的年龄，以断定每个儿童是否已有阅读能力。倘若某个孩子还不能阅读，作为其父亲的人就应被处以一笔适中的罚款，除非他有可以得到原谅的充足理由，必要时还可要求他用自己的劳动筹措缴纳，并由他负担孩子上学的费用。每过一年应该举行一次新的考试，并逐渐扩展考试科目的范围，这样就能从实际上强制所有的儿童能接受一定的最小限度的普通知识。在这个最小限度之外，还应当举行各种科目的自愿考试，凡精通程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人都可以在通过考试后要求颁布发证书。为防止国家通过这些安排对人们的意见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所有考试所测验的知识（除那部分工具性的知识，比如各种语言文字及其用法之类不计之外）都应严格限制在事实和实证科学的范围之内。有关政治、宗教或其他有争论的课题的考试，不应当变成测验意见真伪的考试，而只应当是测验事实知识，比如说某某作家、某某学派或某某教会曾经依据何种理由主张何种意见。

　　在这种制度下，方兴的一代在一切有争论的真理方面并不会和现在的一代一样陷入比较困难的处境，他们和后者一样仍然可以被培育成奉国教或不奉国教的人，国家只是照管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国家也不阻挡他们在受到各种其他教育的同一所学校中接受出自其父母意愿的宗教教育。倘若国家试图让自己的公民在有争论的问题上倾于一方的结论，那么这就是一种罪恶；但是如果国家确保一个人在其对任何所设的值得注意的问题上作出结论时拥有相关的必需知识，那么却是很正当的。

　　一个攻读哲学的学生，不论他信服的是康德（Kant）还是洛克（Locke），或者甚至谁都不信服，如果他能既经得起关于康德的考试，又经得起关于洛克的考试，那就足矣。同样，如果对一个无神论者给予有关基督教的考试，只要不要求他宣称相信宗教，那反对这一行为的理由就没有。至于较高级的各部门知识的考试，我认为是应当出于完全的自愿。如果让政府掌握这样的权力，说某人不够资格，因而就不能得到职业，那么即使不能得到教书的职业，那也未免过于危险了。我和洪堡的意见一样，认为对所有测验及格的人，都应当授予学位或者其他和学问成就及职业成就有关的官方证书。然而，这类证件除了受到公众意见对其证言的重视之外，绝对不能在职业竞争中成为超越他人的优越条件。

　　如果把自由的概念用错了地方，就会使人们认识不到父母最有理由承担的道德义务，也会阻碍国家赋予人们某些应有的法律义务。不止在教育问题上如此，造成一个人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人类生活范围中最应负有责任的行动之一。不管是福是祸，谁授予了一个人的生命，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除非被授予生命的人将来至少会有取得称意生存的一般机会，否则就可谓是一种犯罪行为。在一个人口过多或面临人口过多问题的威胁的国家里，倘若每年依然有众多的孩子出生，便会带来因竞争激烈而降低劳动报酬的后果，这对于一切依靠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人而言也是一大严重的侵犯。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在法律中规定，所有男女双方若没有维持一家生活的正当手段，便不得结婚，这一规定并没有逾越国家合法权力的范围。

　　无论这种法律合宜与否（这个问题主要需视当地的情况和情绪而定），都不能将其视为违犯自由的规定而加以反对。这种法律是国家为禁止有害行动而作出的相应干涉，既然这种行动危害了他人，就算它还不宜施以法律惩罚，也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然而，目前流行于世的自由观念却是：一方面，当人们看到某人在只关乎自身利益的事情上遭到真正侵犯时，竟然很容易屈从于此；另一方面，当人们任凭那人的意向纵情行动，结果将不幸堕落的生命加于后代，且又通过任何方式对所涉及的许多旁人带来多种祸害的时候，他们反倒会对其施加任何方式的约束。人类既如此奇怪地尊重自由，又如此奇怪地缺乏对自由的尊重，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方面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竟然享有一种危害他人的必备权利，但丝毫没有只求自娱自乐而无伤于人的权利。

　　最后，我还要保留一些篇幅，以便谈谈有关政府干涉的限度问题，这类问题即使与本文的主题密切相连，严格地来说也不在它的范围之内。有些事情不容许政府干涉，其理由并不涉及自由原则，而它们的问题也不在于拘束了个人的行动，而是在于帮助他们行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否应当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人们办些事情或者要求人们办些事情，而不要一概把所有的事情都留给人们自己去办，无论是各自去办还是众多人自愿联合起来一起去办。

　　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又反对政府干涉的情况可有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事情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胜一筹。一般来说，凡是办理或者决定由谁如何办理某一项事业，最适宜的人定非与该事业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莫属。这条原理实际上已经判定：立法机关或政府官员不应当如往常盛行的行为那样对普通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干涉。这部分问题已经有政治经济学家作过充分详细的讨论，而且和本文所提的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第二种的反对则比较贴近我们的主题。有许多事情，虽然表面看上去由个人操办未必比得上由政府官员操办的效果好，但是仍适合由个人而非政府来操办。因为就个人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而言，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获取才能的积极性，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自己需要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人们主张陪审制度（在非政治性案件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在主张自由平等的城市地区实行自治，主张由自愿的联合组织来兴办工业和慈善事业，这一点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但也算是主要理由。这些并非是自由问题，只是在遥远的趋势上和自由问题有关，其实它们实为发展问题。在另一场合，这些问题还可以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加以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