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总论 中国古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道路(8)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孝，德之本。”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德”也是从家庭伦理中推衍出来的。历代国家十分重视对官吏“德”的要求。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以德治国。《周礼·地官·大司徒》归纳有“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汉初陆贾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宋代司马光更是提出“德为才帅”的思想，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康熙皇帝亦言：“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一。这种重德的思想被实际贯彻到选官制度中。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记载，秦代“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把“正直”放在首位，体现了秦代选拔官吏的道德要求。唐代吏部铨选有四个标准：“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词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考十·举官》，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意指“德”是在其他条件之上的。明太祖朱元璋要求有司选拔官吏时一定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

　　我们并不能对历代封建国家以“孝”、以“德”取人有过高的评价。如汉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民谣。西晋贾充初“以孝闻”，其为官却“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卷四十《贾充传》。但在家国同构政治伦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官吏，其中也有不少人很自然地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将自身的行为与家庭、宗族、国家的前途相联系，把孝和忠、廉完满地结合起来。而国家也通过旌表个人、家庭、宗族的方式来激励为政者养成高尚气节，廉洁从政。汉代很多官吏都是由举孝廉而出身的，其行为表现卓异。如西汉路温舒学《春秋》、通大义而被举孝廉。他上《尚德缓刑书》，力劝汉宣帝要“改前世之失”，后又愿出使匈奴，“暴骨方外，以尽臣节”。《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琅邪人王吉少时治家严谨，后被举孝廉，为官后以匡正风俗为己任，史称“世名清廉……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东汉刘恺“素行孝友，谦逊洁清”《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附子《刘恺传》。。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后举孝廉，迁张掖太守，时张掖饥荒，“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乐以一身救百姓”，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报效国家。

　　举孝廉，其实重之在孝，统治阶级认为孝之于家者必忠之于国。汉以后，历代也都较重视以孝者为官。西晋王祥卧冰求鱼，史称“笃孝”，徐州刺史请其为别驾，委以州事，州中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羊祜少时“孝思过礼”，其为官“贞悫无私，疾恶邪佞”。《晋书》三十四《羊祜传》。北魏阎元明“少而至孝，行著乡闾。太和五年，除北随郡太守”《魏书》卷八十六《阎元明传》。。明代林鹗，事母极孝，不忤其意，仕宦二十六年，自奉俭朴，家无百两银子积蓄，以致死后无钱安葬，被誉为笃行孝廉君子。参见周怀宇主编《廉吏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孝是家庭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教育官吏，对于古代廉政建设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正面说，孝和德的教育使官吏自身具有了较高的免疫力，能够以自身的品德抵制不正之风；从反的方面来说，如果不廉洁为政，也必保不住其本人、家庭、家族在社会上的声望名誉，而这对其自身及后代的仕途、声望也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三）“以廉为本”——多层次的官吏素质教育

　　清廉是为官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质。春秋时期的晏子所阐释的廉为政本思想，就是很经典的表述。晋代何曾上疏魏明帝曰：“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良吏”即廉吏。《周礼》的“六廉”观，大体概括了中国古代廉吏的基本标准。“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廉能”是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廉敬”是指不懈于位，尽责守职；“廉正”是指不倾邪，品行方正；“廉法”是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廉辨”是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它说明中国古代廉吏的标准并不仅仅是指个人品德上的清廉，而是包括了多方面的执政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历代王朝都非常注重加强对官吏的多方面素质教育，以期达到“六廉”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廉洁。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教育官吏立足本职工作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管理是以一定的法治、制度化为原则基础的。《周礼》开篇即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而各级官吏的基本任务就是守职、尽职，做好本职工作。《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周官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传统思想家也要求“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慎子·知忠》。，“分职著明，法度相持”《后汉书·百官志》引《周官》。，就是指官吏必须立足本职行使职权，不得“越职”。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也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意指做好本职工作也可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刘向《说苑·谈丛》言：“凡吏胜其职则事治，事治则利生；不胜其职则事乱，事乱则害成也。”相反，如果“心不在民,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其结果都没有好下场。

　　战国以降，各级官吏的职守、职责被明确规定，具有了制度化的特征。如《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汉宣帝说：“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指丞相黄霸）之职也。”《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汉书·王商传》说：“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对丞相、三公及以下各级官吏的职责都有清楚的规定。

　　在制度规定与思想教育的双重影响下，历代许多官吏以恪尽职守为己任，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如楚相孙叔敖“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鲁相公仪休“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出色地履行了相的职责。《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恪尽职守还意味着对于不正确的做法不管来自何方都敢于坚决抵制。如西汉中期权臣霍光的奴客扰乱市场，没人敢管。而尹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饭馈，百贾畏之”《汉书》卷七十六《尹翁归传》。。东汉建武初年贵族阴氏宾客在广汉多犯禁，但太守蔡茂到后“辄纠案，无所回避”《后汉书》卷二十六《蔡茂传》。。魏文帝规定举孝廉“不复试经”，而华歆则坚决反对这一取消考试的做法。他说：“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华歆传》。在他的坚持下，文帝只得收回成命。为官尽职是第一要务，也是历代廉吏为政的基本特征。

　　2.重视为官节俭教育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官吏的节俭教育。所谓节俭不仅是指官吏自身不贪财、不苟取，而且在为政上要节省民力。《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养成节俭的良好美德是廉洁从政的基础。刘向说：“廉士不妄取。以财为草，以身为宝。”《说苑·谈丛》。《宋史·范纯仁传》载曰：“惟俭可以助廉。”曾国藩在《劝诫浅语十六条》中说:“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只有具备廉、俭美德才能“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吕氏春秋·忠廉》。，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见利忘义。历代有为的帝王同样重视对官吏的节俭教育。《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以实际行动教育官吏要节俭爱民，以至采取非常手段。如官吏张武受贿，文帝不仅不予处罚，反而“更加赏赐”，使其心生惭愧。唐太宗更是经常诫勉自己，教育官吏节俭。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

　　注重为官节俭教育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笔宝贵遗产。在这个观念的熏陶下，历代廉吏大都把节俭视为美德，客观上推动了廉政行为的深化。《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人送给宋国执政子罕一块玉，子罕拒受。献玉者说，我已经给懂玉的人看过，说是一块宝玉。子罕却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把“不贪”视为自己的“宝”，正是古代许多廉吏的共同品质。三国时的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华歆传》。，“淡于财欲”《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一改长期以来岭南为官者贪黩的形象。东晋吏部尚书邓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晋书》卷九十《邓攸传》。。北朝广平太守羊敦“雅性清俭，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魏书》卷八十八《羊敦传》。。北朝张恂历任太守，“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魏书》卷八十八《张恂传》。鲁郡太守张应“履行贞素，声绩著闻。妻子樵采以自供”《魏书》卷八十八《张应传》。。明代于谦认为“钱多自古坏名节”［明］于谦《忠肃集》卷十一《醉时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他“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常被“错认野人家”《忠肃集》卷十一《漫题屋壁》。。明代海瑞，历任高官，但却节俭有加，“室中所御衾帱皆白布，萧然不啻如寒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清代于成龙历任封疆大吏，“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清］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外集《于清端公传》，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

　　3.加强法律的学习和教育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官吏的法律学习、教育，使官吏通过知法、守法而达到廉洁从政、从政有为的目的。中国古代的行政和司法往往结合在一起，如《商君书·定分》说：“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吏“为天下师”，首先自己要懂得法律。反映秦代政治思想的云梦秦简《语书》中，明确将官吏区分为“良吏”和“恶吏”两类:“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也，故有公心。……恶吏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页。将是否懂法律令与廉洁与否相结合起来考查，无疑是一个卓识。汉代朱博说：“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意指奉法行事是官吏的天职。就秦汉时代而论，明习法律是对官吏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要依法行事。如汉初赐予拥有高爵者田宅的政策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为此刘邦下诏说：“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有人惊了汉文帝的御马，付之廷尉张释之，廷尉判其罚金，文帝很不满，认为判轻了。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汉书》卷五十《张释之传》。文帝只得听从。

　　第二，反对曲解法律、严刑峻法。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汉书》卷五《景帝纪》。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书说：“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汉书》卷八《宣帝纪》。

　　第三，重视从制度上将明法律的人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墓主人喜的陪葬品就是大量的法律文书，足见他是因通法律令而为吏的。《汉书·路温舒传》云温舒“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汉书·郑崇传》说：“（崇）父宾，明法律，为御史。”东汉陈宠的曾祖父陈咸，西汉成哀年间“以律令为尚书”《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后汉书·陈忠传》说：“（陈）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从选官制度上重视任用法律人才，客观上推动了官吏学习法律的自觉性，也令官吏学法、懂法、守法，奠定廉洁从政的基础。

　　4.勤政教育不放松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色彩斑斓，内涵丰富。其中将勤政与廉政相结合就是一个特色。清代名臣曾国藩对官员的勤政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又说：“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训》，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历代统治阶级从各个方面大力加强对官吏的勤政教育，主要包含这么几点：

　　其一，勤于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但既在位就要勤其政。如周公教育他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和天下任何人比也不算贱。然而我为什么还要“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呢？《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其原因在于我怕失去为国家结识天下贤人的机会。《周礼》中反复要求官员“虔恭尔位”、“靖恭尔位”、“夙夜敬止”，都是指官吏在其位要勤其政。西汉太守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汉书》卷七十七《何并传》。。东汉王良“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后汉书》卷二十七《王良传》。。妻子不入官舍固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亦反映勤政教育影响之深刻。

　　其二，勤于事。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的勤政教育上自皇帝下至小吏。如自古以来为帝王设师和傅，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从小教育他们勤政爱民。唐太宗每以勤政自勉，如他评论隋文帝：“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清康、雍、乾三帝也是勤政的典型，特别是雍正帝，事必躬亲，乃至亲自批奏折。现藏雍正朝的许多奏折都是他亲自批注的，不仅批文仔细，而且有的竟比原奏文多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