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晚上，我正好从学校溜回家，我也不放心家里情况，回去看看两位老人。就在这一天，大概到晚上10点钟左右，突然来了一卡车‘新北大’的红卫兵，来势非常的凶猛。他们冲进大门以后，就叫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当时已经躺下了。他们把我父亲叫起来，把我们全家都叫到客厅里头，然后就把我父亲押到院子里去斗争，把我们就留在客厅里头。当时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们骂他是老官僚，还有其他种种罪名。斗完了我父亲以后，就抄家，抄得很厉害，连那个阁楼上都钻进去了，怀疑在那个里头藏了东西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找什么东西。那些红卫兵都有一个很宽的腰带，他们挥舞着那个腰带，威胁要打我父亲。我父亲始终没有说话。他们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把东西都抄走了。其实我们家没有什么东西。我父亲不是收藏家，他喜欢书，我们家的书特别特别多，除了书外就没什么东西了。红卫兵就拿走了好多书、照片。折腾到大概快12点，这些红卫兵才走。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也非常非常激动。红卫兵走了以后，我就哭了，哭得很厉害，觉得我父亲不该遭这么样的难。我父亲说，你不要难过，让我自己休息一会儿。半个钟头之后，我父亲从床上起来，说给我纸和墨，我要写信。我当时问他，这个时候，你给谁写信?他说：给毛主席写信。这样他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把‘新北大’的红卫兵怎么来我们家里抄家，怎么斗他，如实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时候已经是30日的凌晨了。到了早上，他就叫人把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去了。
“当时我觉得这封信恐怕不大可能会有回音的。没有想到，就是30日信送出去的当天，总理办公室就来电话，说章行老给主席写了封信，反映他昨天晚上被‘新北大’的红卫兵抄家了，现在主席已经把这封信交给总理处理，一定要保护行老。总理指示，让行老放心，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就在当天下午，总理就先指示派了两个便衣警卫到我们家来。总理办公室说这是总理亲自布置的，先派两个警卫来保护我父亲，所有的红卫兵以后不准进门了。以后红卫兵来了，这两个警卫都给挡住了。这是总理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总理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打电话给‘新北大’，批评得非常厉害，说：你们怎么能够抄章士钊的家?责令他们当天把所有抄走的东西都送回来。那时候，红卫兵连我们家的沙发都贴上封条了，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还想坐沙发，只能坐板凳。所以，谁也不敢去坐那个沙发，怕把那个封条坐坏了，这红卫兵又来算账。到了大概是31日吧，‘新北大’的红卫兵就开了一个卡车把抄去的东西都给送回来了。
“总理采取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过了两天，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现在还是不放心，要把行老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为了行老的安全，你们家属也不要去看，也不要问到哪里去。
“这样，总理就指示国务院派了一个车子来，把我父亲给接走了。一走去了三个月。开始的时候，过了一个多礼拜，我们有点不放心，担心是不是红卫兵组织假冒了总理的名义把我父亲给接到哪儿去了?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到底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想去看看行不行?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总理亲自指示布置接到一个安全地方的，我们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完全是为了章行老的安全，因为如果说告诉家属的话，怕泄露出去，可能又会引起红卫兵去冲击这个地方。你们尽管放心。这样一直到三个月之后，我父亲才回来。我们就问我父亲这三个月到哪里去了?父亲说：总理把我安排在三○一医院。不光我一人，还有李宗仁等一批民主人士都接到三○一医院去了。三○一是部队医院，外头有部队站岗。
“总理不仅保护我父亲，还保护我们这些家属。在我父亲不在家的三个月中，我们家都在便衣警卫的保护之下。大概那便衣警卫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9月30日总理指示对我父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之后，31日我父亲就收到了毛主席一封亲笔信，信里头说来信收到了，甚为想念，已请总理预为布置，勿念为盼。总理实际上在30日已经作了所有的布置了。我父亲是30日才送出去的信，30日的当天下午，总理就作了所有这些布置，31日就全部落实了。可见总理当时已经非常担心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安危了。因为不仅是我父亲，像那些部长也大多受到冲击。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马路上都看见贴的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幅标语。所有这些民主人士，当时都受到冲击了，都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中。可能别的民主人士，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太敢给主席写信。我父亲这个老先生是什么都不怕。他给主席写的这封信，就等于替所有的民主人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主席当时就批给总理。总理就觉得这是个机会。既然主席保护了章士钊，就必然也要保护其他的民主人士。
“所以，我个人理解，总理当时一直在想着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危。但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他才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毛主席对我父亲那封信的批示，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记得总理后来开列的保护名单里头不光是我父亲一个人，而是包括十几个民主人士，包括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其中最高的是宋庆龄、郭沫若，然后有章士钊、蔡廷锴、何香凝等这一批人。这个文件后来收在《周恩来选集》里头。我父亲的这封信正好提供了一个时机，使得总理可以出来说话，把一大批的党内主要统战对象都保护起来了。应该说这批党的主要统战对象，后来还能够跟党保持良好的统战关系，我觉得总理在1966年8月30日那天做的决定，是起了很大的关键性作用。”
《访章含之——周总理对我父亲的关心与保护》，原载《话说周恩来》第434— 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总理心中没有自己，只有革命事业，他对作义的关怀实际是在为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的力量。”
·刘芸生·
“总理心中没有自己，只有革命事业，他对作义的关怀实际是在为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的力量。二十多年来总理在公务繁忙中，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亲自向作义讲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各个时期国内外形势，并委托薄一波、习仲勋副总理照顾傅先生。总理谈话诚恳亲切，使作义深受教益而得到无穷力量。记得一九五六年总理亲自安排作义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随后又到苏联参观，并向列宁墓献了花圈。这是作义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一九七二年总理宴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作义都应邀出席宴会作陪，并参加了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这是共产党对作义政治上的信任，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因此，他非常兴奋激动。”
“作义逝世后，管理局开始每月发给我四十八元生活费，总理知道后增加到一百元，并把以前少发的也补齐了。这时正好商震回国，我们按作义生前习惯安排了一切。商震看到我们生活舒适、安宁，感到很高兴。他说：真想不到你们住得比我在日本还宽敞呢！
“邓大姐协助总理对民主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非常关心。有一次，总理和大姐邀请张治中先生夫妇、傅先生和我吃烤鸭，总理笑着对我们说，‘这是小超请的客。’他们经常拿自己的钱请客为党做统战工作。张伯苓先生去世后，也是大姐派人将自己的五百元送给张夫人熊女士，照顾她的生活。记得作义逝世后，当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这正是我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大姐代表总理来了。我感动得泪流不止。大姐安慰、鼓励我说：不要搬家，国家管你，听党的话，实事求是嘛。这些话给了我很大力量。几个月后，邓大姐又将我接到她的家中，用新鲜荔枝、西瓜款待我，向我问长问短。我向大姐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啰唆事，大姐耐心地教我如何对待以后的生活。总理和大姐不仅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关怀我，在政治上还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这样一个家庭妇女，他们不仅亲自提议邀我参加国庆二十五周年宴会，而且又让我作为爱国人士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大事。我亲聆总理带病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看见总理的憔悴面容，内心深感忧伤，这就是最后一次见到总理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建议作义去住医院或到外地休养，这实际是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作义没有去。后来红卫兵来过两次，把家翻了，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了水利部的同志，派了公安人员、警卫人员来保护我们。红卫兵第一次来闹得很凶，他们要用鞭子打作义时，胡奎同志(傅在水利部秘书)及时赶到了。第二次红卫兵来，是水利部另一位同志赶来，使我们都没有受到人身迫害。
“总理和邓大姐对作义在生活上的关怀，政治上、工作上的鼓励与支持，以及对我们全家的照顾，桩桩件件，感人肺腑，永世不忘。”
刘芸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原载《怀念周恩来》第190—19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总理把我家的事一直挂在心上，在总理亲自安排下我家和蔡廷锴、蒋光鼐、张鼎丞等家及民革一些人士的家都搬到一个地方居住，”“这也是总理对我们这一批人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程熙·
“郭翼青：‘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当时政协召开过一次会议，向大家打了招呼：如果红卫兵到家里来，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帮助你们‘破四旧’。因此对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我们已有准备，把一些不合时宜的照片、资料全部都烧毁了。红卫兵来后觉得我们家没什么问题，破得很好，只是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大了些。秘书向他们解释：这房子不是程老私人的，是国家分给他们住的。程老年岁大，来往人多，所以住这样的房子。因此红卫兵很快就走了。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三○一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一九六八年初，程老在家中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骨折，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总理派来了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同志的儿媳妇，是一位很有护理经验的护士长)，制定了治疗方案，决定为程老做手术。总理批准了这一方案。但是很快北京医院发生了大变动，总理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也全部改变，采取保守治疗。他们对程老的态度也很粗暴，程老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就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老很生气，很不理解这种作法。到四月份程老由于肺炎引起大出血而去世了。他死后第二天湖南革委会成立了。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
“总理非常关心程老的安葬问题。程老生前一直想在死后用棺木安葬，在湖南老家已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付棺木。‘文化大革命’中棺木的一角被造反派劈坏了，但修一修还可以用。我劝程老不要迷信棺木，还是火葬为好，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因此程老去世后，我家提出了火葬。但总理是了解程老心思的，他派人来与我们商量：听说程老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给湖南方面拍个电报让他们送来。我说，已和孩子们商量妥了，我们都同意火葬。总理一直不放心，四次派人来商量，最后一次才决定火葬。我们全家为此深受感动(后来棺木竟被湖南一造反派头头的父亲用了)。程老的追悼会是民革举办的，朱蕴山先生主持。当时很乱，总理未能出席。”
“程熙：我们六个女孩子，我是老大，因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学画。我也曾想参加工作，但因父亲经常忙于北京、湖南两地的工作，所以毛主席让我在家照顾父亲，不要急于出去工作，并说将来一定会安排我的工作。
“父亲去世那天，家里来了许多警卫，我估计有中央首长要来，就和母亲商量给总理写封信，谈谈我家的情况。提出：第一，我家住房太大，开销也大，希望换房；第二，父亲去世，母亲无工作，妹妹年幼，家里生活无依靠，希望安排我的工作；第三，父亲去世前写了几首诗表达他想见毛主席的心情，希望能转呈主席。那天总理、江青、康生、谢富治都来了。总理说我们孩子小，要国务院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照顾好我家的生活。
“父亲死后不久，我的二妹(在第二外语学院)就被抓起来了，原因是这样的：我父亲和主席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每次提出见主席，主席都是有求必应，马上会见。每次见面时都由我陪父亲去，周士钊先生也在场。但‘文化大革命’后，我父亲多次提出见主席的要求都没有回音，因此我家几个孩子就对包围在主席身边的林彪、江青等人产生了怀疑。那时科学院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在芭蕾舞学校)经常来我家谈天，我们谈了这些问题。这个女孩子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本上被造反派抄出，立刻受到围攻。二妹所在学校二外的军代表是空军系统的人，他们有的是林彪的爪牙，反对周总理和陈毅同志。二外造反派的头头曾叫嚣：一年打不倒总理就二年，二年打不倒六年准打倒，说周恩来肯定当不成总理。我二妹受牵连是因为她说如果让人民投票的话，我就投陈毅同志的票，由他来负责军委工作，言外之意不投林彪的票。这些话在舒均均的日记本中被发现，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与舒一起被定为程——舒反革命集团。母亲为此急病了。恰巧这时有人来看我，让我给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我就给总理写信谈了二妹的问题，并托人交陈毅同志转交。陈老总看到信很气愤，在当晚的宴会上见到总理后便转交了我的信。总理马上派人去二外交涉，没想到他们无视总理指示，拒绝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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