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毛担心共产党1949年胜利后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经被腐蚀了，年轻人变得软弱了。他认定只有在动荡中使中国保持其革命价值。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宣称‘在我们开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们……则是老年，又有经验。他们有较多的学问，但是我们有较多的真理’。
“青年人中，有许多由于缺少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会而感到极度失望。他们以报复的心理作出反应，焚烧了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工厂。哲学家林语堂把‘革命总是毁掉孩子们’这句老生常谈的成语倒过来评论说，‘在中国是孩子们在毁掉革命’。
“毛的红卫兵模糊的使命是破坏了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周作为总理却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有将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把周事实上囚禁了起来。这句话不准确，既没有“包围”，也没有“囚禁”。他以惯有的镇定，一连三天两夜忙于在一连串的马拉松会议上，对付那些围困他的人。这就发泄了他们的不平，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不久这群人就开始散开了。
“1971年基辛格从他秘密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告诉我，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异。周是第一代共产党领袖，他在革命中为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他还是一位推行经济逐步现代化计划的领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如要在以后几十年满足人民和国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经济现代化。
“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中国可以把周作为保护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周身上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周将以他的外交成就而博得崇高的声誉。他引导的是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虽然如此，他还是利用提供给他的各种机会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就。我在1976年周逝世后不久会见他的遗孀时，我对她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然后我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周的非凡经历：‘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少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们，而且鼓舞了全世界的千百万人。但是毛像那些最革命的领袖们一样，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周也会破坏。不过他有着革命领袖少有的才能，能够做比统治废墟更多的事。他能保存过去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为未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它是否会幸存下来，而且最终做出的好事能否比坏事多，这要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像周那样决定，他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更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如果这样做，中国在二十世纪里就不需要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的日本，甚至东面的美国。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第339、340、363、36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革命’”，“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俱厉地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后来我才知道那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常念的一篇经文。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正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还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他们的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复述一遍以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难题：既然我们的分歧如此巨大，总统访问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我也同样坚定地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我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然后我故意粗暴地逐点驳斥周恩来的观点。在我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就阻止我再说下去，说道：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绘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于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太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要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963—96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他对权力没有私欲，极力避免有追逐之嫌。可是为了国家和革命的权力斗争，总理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尼克松总统去访问北京，将进入一个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真正元首是没有正式政府职务的人。同共产党主席会见，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担负大部分谈判工作的准是周恩来。
“美国总统会发现周恩来是什么样一个人呢?显而易见，他将遇到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家之一。长相漂亮，风度迷人，周今年73岁了，可工作起来，孜孜不倦。1967年8月，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文化大革命最危险的关头，摆脱了困境。虽然青年的一代崇拜他，可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被50万极左的红卫兵围困了两个昼夜。他们的头头——有些后来被当作反革命逮捕——逼着要夺取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并且还要劫持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和林彪当时不在北京。周同一组一组的红卫兵轮流谈话，夜以继日谈个不停，逐渐说服这些群众——周同我谈起这事时用的是群众这个词儿——散开回家去了。”
“据说，基辛格在北京总共停留了49个小时，同总理几次谈话一共花20个小时，这没什么稀奇。我采访他并同他进行过几次谈话，有一次从晚饭桌上同他谈起，一直继续到次日早上6点钟才结束。我筋疲力尽了，他似乎还是照常显得精神饱满。‘我总得让你睡一会儿啊’，我睡眼矇眬咕噜了一句。”
“他仰头大笑起来。‘我已经睡过了，’他说，‘现在我得开始工作了。’原来晚饭前他打了个盹儿，就算睡过一觉了。
“周告诉我，十年来他只休过一次假——他因为病，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他对权力没有私欲，极力避免有追逐之嫌。可是为了国家和革命的权力斗争，总理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的温文尔雅风度，掩盖着刚强与柔和相融合的性格。他是贯彻执行政策的能手，对任何事情的细节一竿子抓到底，他个人的接触既广又多。他的行政效能之高，同他的无时不在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他的无我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的知心助手。”
“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互相依赖。”
埃德加·斯诺：《尼克松棋逢对手》，原载《西方人看周恩来》第44— 45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
“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1949年，周恩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据说，当他因劳累工作过度，患心脏病和癌症住院时，仍坚持工作。他的风度，像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住权力，好像坐在一个运动着的陀螺上，他总是在中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当毛泽东愿意搅起人们心中的火山时，周恩来就像个工程师似的前来组织零部件，对细节给以最仔细的注意，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才能。没有哪个古老的官员能够以计胜周。毛是个政治家，周也是，但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周是协调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首要联络人。”
“总听说周恩来生活美满，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遭受过那么多次未遂的谋害。在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极左分子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索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档案，周说服了他们，他们离去了。1967年，周发现一群红卫兵暴徒正在袭击英国代办处，他到了那里，愤怒地命令他们‘回家去。哪儿也别去’。
“周恩来不像毛，没有平民模样。他代表着中国人叫做学生的人，是知识界的保护人。他的事业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那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他比‘朱毛’那一对较为商埠型，更富光泽，更熟悉世故。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人称之为‘儒将’的人。”
“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能够缓和是不使人惊讶的。周是伟大的、自由的、温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开朗的、坦率的。”
海伦·斯诺：《中国的“儒将”和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原载《周恩来印象》第3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周恩来“在他的事业的漫长进程中，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很困难的决定，有时不免要得罪人。”
·美国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总理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世界领袖和伟人之一。在1971到1975年间，周总理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历次谈话（包括1971年7月通过巴基斯坦联系的第一次秘密会谈），都是很有兴味、很激动人心的，讨论的问题广泛而深刻。
“周总理结合了很多品质于一身：对世界形势和历史的战略掌握，不仅是战术的运用；对世界形势非常了解；理解力广阔……他与基辛格还谈了许多哲学、历史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从人的性格方面来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个有很大吸引力、很亲切的人。他永远促进中国的利益，是坚韧的谈判家。无疑，他是革命领袖。在他的事业的漫长进程中，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很困难的决定，有时不免要得罪人。他是很坚强的，但又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对与他来往的人，经常是很关心的。例如，美方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无论助手或秘书病了，他就立即关照医生及时到美方工作人员住的宾馆去照顾。他很注意事物的细节。
“1971年7月我们第一次访华时，周总理详细阅读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刚刚发表的讲话全文并提出评论。他在尼克松讲话的重要部分做出标记，还把这一讲话的复制件送给基辛格。因基辛格那时与国内无通讯联系，还不知尼克松的讲话。
“在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有很生动的描绘。基辛格对周总理有极大的尊敬和爱戴（affection）。周总理是有广阔的战略眼光的人，也是精明的战术谈判家。但作为一个人来度量他，他有迷人之处，有幽默感，考虑别人的处境。”
“我陪基辛格访华7次，尼克松一次，后来福特一次，前后访华共9次。1975年基辛格夫妇去医院看过周总理。我未在场。
“基辛格与周总理会谈，主要谈的都是政治。主要的动机是要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开展双边的贸易文化交流，当然还有台湾问题。也谈到地缘政治和战略问题，均势问题（不使任何一国统治世界），缓和亚洲紧张局势问题（朝鲜、日本、印支等问题），以及整个世界形势问题（欧洲、中东、非洲、拉美、苏联等问题）。双方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国家的立场，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也谈了些历史问题、哲学问题，是很激动人心的讨论。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讨论公报草稿，基辛格先交出一草稿作为基础，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公报草稿，即只谈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第二天，周总理回来在会上发表了一很强硬的讲话，可能是代表了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见。他说这样只谈共同点的公报，与我们两国对峙几十年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协调，外界不会相信这样的公报是真诚的。他主张另一办法，即公报中除写双方同意之点外，分开来写双方各自的不同立场，各说各的。这样能忠实于各自的朋友，也比较可信。开始时我担心，但随着工作的进行，我认识到这办法是对的，可以满足双方的要求，这将是一个诚实的文件，因为两国之间是有分歧的。这样分开来写各自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是个好得多的聪明办法。这反映出周总理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在十几年后的现在，上海公报仍被认为是重要的。
“关于周总理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我认为是绝对关键性的。在打开两国关系方面，有四个关键人物：中国方面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美国方面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毛主席和尼克松有他们的梦想，但他们也知道实际困难，因两国有20年的敌对。打开两国关系，两国国内都有人反对，他们在本国国内都受到批评。周恩来和基辛格也是如此，但他们有责任分别执行上级（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指示，为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把事情推动起来。”
《访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是最杰出的世界领袖和伟人之一》，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65—366、366—3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之处。”
·美国记者亨利·李勃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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