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可以坚如钢铁，但在情况需要时又柔如丝绒。在导致尼克松总统最终访问中国的‘乒乓外交’开始时，我正在北京。美国乒乓球队一名‘嬉皮士’队员科恩在周恩来举行的招待会上突然站起来要求这位总理谈谈他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的想法，这个行动使美国乒乓球队领队大为震惊。
“周总理谈论了青年问题。其要点是说，在许多国家里，一般地说，青年人总是对他们的长辈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应当让他们有寻求真理的自由。周恩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最后提出忠告说：‘靠近人民，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你发现走错了路，那就要及时回头。’
“当基辛格要我谈谈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我回答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我想，这是对他的品格的一个方面所作的恰当的概括。
“周恩来是最高行政首脑，是一位极其能干的组织者和最高一级的‘解决困难能手’。如果说，中苏之间爆发真枪实弹的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曾有所消除的话，那是他于1969年9月在北京机场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非同寻常的会晤时进行了某种周恩来式外交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当背离党的路线的极左分子在一段短暂时间里当权时，周恩来像狮子一般地战斗。他为了纠正那段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过火行为和不公正行为(其中有些是针对北京外国人中的中国朋友的)昼夜不停地进行战斗而弄得精疲力竭。一想到真正伟大的人物离开人间，总是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和悲伤。”
贝却敌：《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原载《周恩来印象》第3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周恩来在‘文革’当中保护了很多人，但他自己有时处境也很危险。”
·日本西园寺公一·
“‘文革’本来是一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革教育和文艺，改革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的群众运动。事实上，中国建国后已过了十几年，当初的那股干劲和纯朴已经减弱了。这是不是当权派的过错暂且不管，人们的精神面貌已经不那么朝气蓬勃了。总之，使人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因此，我认为，群众要求从下边改革这种不满意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自从给受批判的干部带上三角帽子，拉着去游行，不加区别地让所有访华的外国人朗读毛泽东语录之后，整个运动就不正常起来。在交易会上挂起毛主席的照片，强制外国人在其前面鞠躬行礼。我听说后心里很生气，制止了他们这样做。
“然而，‘文革’发展到高潮，‘四人帮’开始掌握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对干部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我的周围。‘大字报’上净是一些胡说八道的事情，什么廖承志去巴黎吃了很多肉啦，什么朱德收集了很多兰花，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啦。
“听说也有人批判我是日本特务，是资产阶级。有人在背后偷偷地这么说，但却没人当面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我的好朋友一天天少了起来，这使我寂寞得很。
“廖先生也受到红卫兵的批判，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理由我也不太清楚。幸好，周总理很担心，大概把他弄到中南海里保护了起来。溥杰也同样生活在周总理的身边。溥杰要是被红卫兵揪斗，那他是吃不消的。
“批判干部也使用阴险诡诈的方法。
“廖先生在‘文革’中曾得病住院，但是医生有意地不给他治疗。这时廖先生的夫人经普椿反映给周总理，医生按照总理的指示，给廖先生做了全面治疗，廖先生才又捡回了一条性命。
“1967年7月，武汉发生武斗，我周围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肖向前、赵安博、张香山、雷任民等关系亲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批判，都被弄出北京。朱德和陈毅这些领导人也先后被打倒。在我身边，一位解放军战士作为卫兵，无论我走到哪里，他总是寸步不离。
“周恩来在‘文革’当中保护了很多人，但他自己有时处境也很危险。后来，邓颖超先生说过：‘实际上，我丈夫是最危险的’。
“1973年‘四人帮’指挥一些人批判周恩来，其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企图打倒周恩来的活动。但他们没能把对革命有巨大功绩、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拉下台。
“现在想起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据说有这么一件事：红卫兵想开批判周恩来的大会而去请示毛泽东。毛说：‘你们开吧，但是我也要出席大会’，这事实上表示了反对批判的意思。
“毛泽东是不是那样评价周总理，他们俩是不是完全一致，对此，我是怀疑的。
“我认为，周总理始终拥护毛泽东，也尊崇毛泽东。但他也是绝不当第二号人物的人。一个时期成了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林彪，最后却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下台。我想周恩来是了解这一点的。
“另一方面，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说，周恩来则是他们的眼中钉。”
西园寺公一：《红色贵族春秋——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第220—22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我一直在努力把周总理作为自己的人生导师进行效仿，即使能学到一点也好。”
·日本冈崎嘉平太·
“1962年秋，为了进行后来称作‘LT贸易’的贸易协定谈判，我参加高碕达之助先生的访华团访问北京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从那以后，至今已13年有余，在这期间每年访华一两次。在不得不住院之前，周总理每次都亲切地会见我们，还常常设宴款待。我渐渐地被周总理崇高的人品所吸引。与其说作为总理而尊敬他，莫如说是作为富有人情味的人而从内心里敬慕他。我一直在努力把周总理作为自己的人生导师进行效仿，即使能学到一点也好。
“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我像失去父母一样，内心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痛。1975年11月我在北京，访问对外贸易部的刘希文先生时说：‘我不亚于中国人民在祈祷着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许多日本人也同样地在担心着。’他的表情很沉痛，低声地回答说：‘谢谢，现在全中国人民都深切地盼望着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但我拂去这种念头，在心中强烈地呼喊着周总理必须恢复健康。
“同周总理的会见除一次在国务院以外，其他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印象特别深的是，会见时，周总理一定提前到达，在会客厅的入口处，一一握手欢迎，告别时在出口处握手欢送。这种做法从未改变过。有时还跟我在走廊里走上片刻，轻松地交谈几句。”
“有一年已过了12月20日，他问：‘冈崎先生，你是基督教徒吗?’我感到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不是。’他说：‘那么，在北京待到年底也不要紧了。就请这样做吧!’会谈主要由周总理和代表们之间进行。会谈告一段落后，他常常按出席者的顺序叫着名字，而且，结合每个人的特点深切地进行对话，丝毫没有给人以权力者之感。大家都感到满意，而且铭记在心里。
“记载周总理生平的材料，在我为数不多的见闻中也有不少。在这里，我只想再讲下面两件传闻：
“周总理与邓颖超夫人没有孩子，有人劝说周总理，没有继承人可以设第二夫人时，周总理说：‘对我来说没有用处，中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严辞拒绝了。还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外国人常常投宿的北京饭店，服务员中间也有人产生了动摇。周总理就亲自前往北京饭店，召集工作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很要好的中国朋友在北京饭店正面入口处附近的台阶上对我说，那时周总理就是坐在这里谈话的。虽说是国有的，但北京饭店也只不过是个旅馆。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访华的外国人带来麻烦，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吧!”
冈崎嘉平太：《寄语二十一世纪》第178—18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总理一身承担着十亿人民希望稳定的‘愿望’。”
·日本池田大作·
“其实在周总理夫妇居住的院子里，以前有过两棵樱花树，他们俩虽然精心地爱护，但其中一棵终于枯死了。邓女士告诉我，她很遗憾未曾在两棵樱花树下拍照留存。
“我曾经两次拜访总理夫妇在北京中南海的住居。四年前(1990年)最后一次拜访时，谈起要赠送我总理的遗物。谁都知道他们夫妇的生活非常简朴，我不能接受总理为数很少的重要的遗物。虽经多次谢绝，但邓女士坚决不让。她说：‘我深知总理生前对先生的心情。所以决定要赠送给您。’我接受了总理生前爱用的一把象牙裁纸刀。
“‘这是先生和总理的友谊的纪念。希望您看到它能回忆起总理。’邓女士说。同时还赠送我一个她自己爱用的玉石笔筒。悲伤的是现在这也成为遗物了。
“回想同总理见面时，正是他同残暴的‘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期间。总理一身承担着10亿人民希望稳定的‘愿望’，像一棵参天的大树屹立不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把总理当作亲人的中国人民的恸哭声，震撼了山河大地。邓女士也正是胸怀着总理的这种‘愿望’，而活到她生命的最后。
“我们也希望能像总理夫妇那样活下去。不论碰到多么无情的风暴，也要尊重民众，为了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生活在民众之中，始终贯穿着对人类的爱。
“今天日中交流日益扩大，看起来似乎‘春天’已经到来。但是，如果日本的关心不是同中国‘扩大友谊’，而是再一次仅仅面向‘扩大经济关系’，那恐怕是没有从以前的战争中学习到任何东西。
“年年岁岁春来到，岁岁年年樱花开。
“我祈求：总理夫妇期待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的‘心’，也能在日本人的胸中开出花朵，永远在日本列岛上遍地扎根。”
池田大作：《两棵樱花树》，原载《日中恢复邦交秘话》第80—8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周恩来用显示参加过五四运动这样的古老革命历史来巧妙地牵制不在眼前的敌人。”
·日本田所竹彦·
“我曾经亲自与周恩来见过一次面。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一年多之后的1974年1月初，当时的大平正芳外长访问了中国。出访目的是为了打开日中航空协定谈判这个存在于日本政界的比邦交正常化还要困难的问题。当时，我在朝日新闻政治部负责外务省的工作，一同参加了那次访华。由于日中间直通航路还未开通，所以不得不经由深圳进入中国。
“邦交正常化之后，大平外长在北京接见记者时说道：‘日华条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它结束了’，给至此为止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视为中国代表的对中政策划上了终止符。可是，现实上日台之间还存在着航路，若要开通和北京的航路，必须要改变来往于日台之间的印有各自国旗的中华航空和日本航空的状况。对此，在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日本政界，‘不能再侵害台湾利益’的呼声也很强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想出来。
“大平外长与姬鹏飞外长会谈之后，接着1月4日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会谈之前，周恩来和我们日本同行记者团见面时，同每个人握了手。与只是伸出柔软手掌的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周恩来看着对方的眼睛而有力地握手的姿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周总理强调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之后，谈及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时说道：‘我们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批判孔子，已经50年了，但是还不够充分，现在正在加紧批判。’
“林彪事件之后发起的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江青等文革派利用孔子和林彪的名字来影射周恩来等老干部的权力斗争。当时，虽说外部知道得不太清楚，但是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这可以说是周恩来用显示参加过五四运动这样的古老革命历史来巧妙地牵制不在眼前的敌人的一幕。”
田所竹彦：《世界为何理解了周恩来》，原载《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586—5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可以看出他是在隐藏他对当时情况的忧虑。”
·柬埔寨秀蒲拉西·
“我1970年7月下旬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陪宾努亲王。那次接见至少有两小时，周总理很友好。我是第一次见他，可是他待我像老朋友一样。他的记忆力那么好，我很吃惊。他的工作很繁重，但他还能记住事物的很多细节。这在我所见过的政治家中是很突出的。他经常考虑到别人。他是很受人钦佩的。
“1975年8月我陪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去医院，看望周总理。那时他病已很重，但尚能走路，对我们还是殷勤款待。他还是那样非常诚恳地表示永远准备好帮助我们，他还向我们祝贺战争胜利结束。他还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当他在病中，病痛使他很难过时，他还开玩笑地说：‘我被召去天堂，但我不着急。’‘医生的话要听，但不能全听，假如你完全听医生的话，你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他是乐观的，甚至在病中也是如此。他那时太虚弱了。我们不忍使他太累，就向他告辞了。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发愁什么事，但可以看出他是在隐藏他对当时情况的忧虑。
“周总理一生都奉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给和平的事业。他至少访问过柬埔寨两次。1970年3月柬埔寨事变后周总理鼓励西哈努克亲王继续战斗。西哈努克亲王从1970年起在北京住了五年，见过周总理多次。每次西哈努克亲王到京到离京，周总理都亲自迎送。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对周总理很崇敬和爱慕，周总理住院时他也去医院看望过他。如果你们告诉西哈努克亲王你们正在搜集周总理的资料，他肯定愿意和你们谈很多关于周总理的情况。
“中国人民热爱周总理。柬埔寨人民也很熟悉他，喜欢他，因为他给了我们那么巨大的帮助。
“周总理似乎永远未被中国人民批评过，在国际上，也没有被批评过。所有政治家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对周总理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我没有见过有谁批评他，甚至基辛格对周总理也是赞赏的。我在中国五年，我感到中国有周恩来是幸运的。有的中国人说：假如中国能有三个像周总理这样的人，中国将更快地建设好。周总理很接近人民，关心每个人，永远为人民服务。他非常谦虚，经常是艰苦、勤奋、认真地工作。有一次当他发现他的法文译员齐宗华在翻译过程中有不正确的地方，他就当即予以纠正。”
秀蒲拉西：《中国有周恩来是幸运的》，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59—3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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