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1)

　　批判性思维这种独特的思维为什么会产生在邓小平这个有着“东方思想巨人”之称的“东方小个子”的头脑里？为什么会在他的头脑里表现得如此充分？他又是怎样把批判性思维运用得出神入化的？要研究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就要先回答这些基本问题。而邓小平的思维为什么符合批判性思维的界定？他的批判性思维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这将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背景

　　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每一社会个体，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实践经历和个性倾向的差异，使其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任何一个伟大思想体系的产生、发展与成熟，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都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集中升华。马克思在其名著《哲学的贫困》中有句名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与其他伟大的思想体系的产生一样，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以及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形成的时代依据——对国际形势与科学技术新知识的分析与判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列宁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所以，那个时代的世界主题或基本特征非常鲜明，即是战争与革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长期竞争共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广大的世界人民和战争势力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日益由军事竞争向科技经济领域转型，维护世界和平与谋求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的关系，都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展开。众多变化的合力，正在不可阻挡地推动着和平与发展并行，这是历史的潮流。

　　1985年，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后，敏锐地捕捉到当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做了深刻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大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既揭示了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充分肯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于推动全世界进步的意义，又指出走向全球共同繁荣、实现持久和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指明了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根本战略任务。可以看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得以形成的时代根据是立足于对世界历史主题变化的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之上的，这也使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看到了科技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代世界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科学的学习，是邓小平思维方式形成的生长点。1988年，邓小平在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的不断概括与总结，构成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

　　二、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形成的历史基础——对近当代中国国情的概括与总结邓小平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从中国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经典的结论来。他从清朝末年中国所经历的磨难中得出结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因此，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发展，必须要和外面的世界相联系，必须把生产力搞起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为邓小平以后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改革开放的理论、有关生产力的理论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显特点就是经济总量小，物质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独有的特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十年时间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曾做过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拐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什么，中国社会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哪个阶段上，社会发展的方向、动力和战略该怎样认定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迫切需要从实践上走出一条新路，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思维的诞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思维迅速催生了邓小平理论并很好地起到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作用。有人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思维催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概括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事实和时代特点的。

　　三、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形成的现实根据——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现实根据源于两个向度，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也是在深刻总结和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轨迹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但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甚至遭受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正面的、积极的历史背景。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左”的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中国共产党内继续热衷“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几乎被全面搞乱。

　　正是在这样困难和复杂的背景下，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在什么样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中国应该走什么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等一个又一个疑问困扰着邓小平，引发他苦苦思索。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说：“那件事（指“文化大革命”——引者注），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过去探索中的错误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事实上，吸取“文革”的教训，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正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形成的重要契机。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困难，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直接为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反面素材。这些事实使得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愈加突显出来，社会主义中国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继续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不倒，中国就必须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自然就会引发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批判性思考。

　　正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和开放的思想。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挥。邓小平又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样，通过批判性思维而产生的邓小平理论也是为适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同时，这也是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第二节 个人经历和品格对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生成的作用

　　人们所做的每个选择、每个决定都会烙上每个人自己的印记——个人经历、价值观、生活和文化习惯——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和素质离不开生活环境、知识结构以及自身经历的影响。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起来的。他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个人性格也是形成他独特思维方式的关键因素。

　　一、个人经历的作用

　　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对其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邓小平在他90多年的个人生涯中，生活上的波波折折，政治生涯上的“三落三起”，在一生的经历与磨炼中形成了他人所没有过的阅历，这对他的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思维具有批判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这也是批判性思维对思维广度、精神气质的要求。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协兴乡的牌坊村。在当地，邓家是一个大家族。家族中曾有过大学士、进士、南京户部主事等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清乾隆时期，翰林院士、大理寺正卿邓时敏，也是家族的先祖。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也知识广博，热衷于政治。邓小平自小受父亲影响，饱读诗书。1910年，6岁的邓小平即入附近翰林院子发蒙读私塾，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涯。据当地一些长辈回忆，邓小平天生聪慧，书读三遍即可背诵。蒙童的功课主要是读书写字，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识字为主的启蒙读物。这类读物塾师照例是不讲的，只逐字逐句教读，然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聪明、伶俐的邓小平在先生教读之后便能马上记住，而且能流畅背诵，颇得塾师喜欢。这样的资质和禀赋也为他后来形成批判性思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邓小平离开私塾，进入协兴乡首创的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此时，他读书十分勤奋用功，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未影响他去上学。由于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明，他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

　　童年的邓小平活泼顽皮、胆识过人。离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庶民对这两个大人物很是尊崇，还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称两块神道碑似乎摸也摸不得，攀也攀不得。邓小平全然不信这些神话，经常爬到神道碑上玩耍，还带领其他小伙伴一起爬上去嬉戏。童年的邓小平，就表现出超凡的智慧与胆识。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对周围事物越来越喜欢思考，越来越喜欢动脑筋，越来越讲究科学。在读高等小学堂时，他的一个同学极其孝顺，但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因为母亲生了重病，便要割肝救母。邓小平听说后，便去制止，对他讲治病要讲科学、看医生而不能盲目做傻事的道理。邓小平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使同学幡然醒悟，对他很是感激。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同学的事受到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到了法国，在法国的经历为他后来形成批判性思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经济处于萧条状态。由于生活所迫，邓小平当过钳工、火车上铲煤的司炉，在工厂打过杂工。虽然工作辛苦，但邓小平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坚强自信的性格，并以其所积累的经验，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难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业余时间，邓小平通过和法国工人们交往聊天，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也经常和华工、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谈心，交流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养成了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习惯。法国这段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邓小平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所怀抱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渐渐破灭了。从此，邓小平又开始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进一步探索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