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4)

　　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有一个萌芽和初步形成的阶段，有一个发展和丰富的阶段，还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阶段。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的历史背景、表现出来的特征，面对的现实以及处理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每一个阶段的不同情况，又从不同的方面促成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

　　一、萌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为了探索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产生，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现状说起。

　　1898年，被慈禧太后囚禁了6年的光绪皇帝实施了百日维新，试图挽救濒临绝境的清王朝，但慈禧与她的新信大臣、皇亲国戚扼杀了这场改良运动。1908年，慈禧和光绪相继离开人间，3年后，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陨灭。邓小平正是出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到1911年，清王朝宣告垮台，邓小平正好7岁。

　　据邓小平传记记载，邓小平童年、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变革和动乱的年代。全国、四川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历史浪潮也冲击着沉睡的广安。1911年夏秋之际，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成渝两地的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这样的偏僻小镇。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如《来日大难歌》，这类歌谣在学校广泛传播。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乡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北山小学堂也罢课放假。广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个社会的黑暗给邓小平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眼界的逐渐开阔，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年少的邓小平无力回答，但他对军阀、卖国贼十分痛恨。同时邓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于是在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15岁的邓小平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

　　1922年，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当时，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标榜信仰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戳穿国家主义派的欺骗行为，旅欧共产主义者连续发表文章，把“国家主义派”的卑劣手段公之于众。邓小平也投入了战斗，他连续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并准确判定的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文章。与《赤光》上其他文章相比，这两篇文章有着独特的风格：短小、尖锐、泼辣、有力，极富批判性和战斗性。在这两篇文章中，邓小平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初步展现了他的批判性思维。根据《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记录，他的同伴们谈到当时的邓小平时，这样描述道：在我们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者要算邓小平同志。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活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仍印在我的脑海中。文如其人，文如其思，邓小平的文章同他的性格和思维一样，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邓小平在这年8月到次年1月，一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离任时写下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文化工作在宣传鼓动征兵工作中是一种“好的动员方式”，并且已经意识到抗战的长期性，已经有了持久抗战的思想观点。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其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重要观点，这些文章观点（如《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把文化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强调指出，文化工作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要在军事战线之外造就一支文化的军队。1930年3月，在对红八军第一纵队官兵讲话时，他强调指出：“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使用两杆枪，除你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他由此提出两种武器交互使用的卓越思想。

　　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这篇论述文化工作的经典文献中，邓小平开篇就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他在剖析当时中国形势时强调，“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他们的文化性质、目标虽各不相同，但“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

　　军队的战斗力是通过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而生成的。两者中人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战斗力的其他诸要素都要通过人才能实现。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文化工作在宣传群众、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是其他任何强制性手段都无法替代、无法比拟的。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始终注重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并用。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并把它们理论化、系统化，把这些经验与教训内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养成了独立思考，批判考察的良好习惯。

　　二、形成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新中国建设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重大决策过程。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真知灼见，如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即他后来所说的“改革”）生产关系的论断等等。“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成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与心态去体察中国建设事业的艰辛和不易。同时，他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以及“二十四史”和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博古通今。

　　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邓小平很快复出。复出后，他同“四人帮”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问题涉及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按劳分配，以及科技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改革、开放问题，文化、军事、党建问题等等，几乎覆盖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邓小平在这些问题上全力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批判“四人帮”的歪曲和割裂。邓小平还对当时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力整顿，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还对一些问题开始了重新思考。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特别是集中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搞好生产力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他说：“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再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倾向，而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因而也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相反却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如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期间，邓小平在全党首先提出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初步形成。

　　三、成熟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极其复杂的形势之中。面对这般复杂的形势，在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反对思想僵化，坚持改革开放。针对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领导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划和设计，处理了如此丰富、如此变化多端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批判性思维渗透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运动之中，体现于新问题、新矛盾解决的创造性思维之中，反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伟大的实践会产生伟大的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便会呼唤着哲学和思维的新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讲话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这一讲话发表的时候，中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还存在许多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这篇重要讲话针对这些现象，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强调必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强调必须实行改革。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解放思想就是从“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谓习惯势力，就是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些传统观念。而这些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往往潜移默化地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行为、日常心理、日常思考中，仿佛这是天然合理，不容置疑的，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势力。诸如论资排辈、尽孝尽忠、个人崇拜等。所谓主观偏见，是指某种思想定型化，形成“框框”，用“定型”“框框”去“套”一切东西。

　　解放思想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相符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一贯反对思维保守僵化，不拘泥于传统，不墨守成规，始终使思维进程和实践进程相一致，所以他的思维永远保持着活性，充满着活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前提，但他并不固守原有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对原有的基本理论有所突破、有所扩展、有所补充、有所丰富并有所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它既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入进行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方面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毛泽东的功过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活的灵魂，都做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对邓小平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邓小平继续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并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既使邓小平理论成为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