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特征(6)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人民，长期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长期钳制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否只允许有计划的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没有计划性，市场经济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中共党内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搞市场经济。然而，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要求对原有的旧体制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否则，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批判性的精神，突破了前人对市场经济问题上的条条框框，经过长时期反复地比较、综合和分析，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作出了简约而精辟的论断。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论断，“执简御繁”，大胆创新，不仅从根本上拨开了思想理论界多年的迷雾，而且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一次极大的解放，在人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思维的简约性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五）运用简约性思维概括教育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简称“三个面向”，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必须坚持的教育方针，何其简约，何其明白！它既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又是我们教育时空理念的高度综合与概括。在这里，“面向世界”，是教育空间概念的拓展；“面向未来”，是教育时间观念的延伸，而这两者的有机统一，恰恰构成了“面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它既体现了中国和世界的统一，又体现出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同时还体现了教育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三个面向”的方针是邓小平理论在教育领域涵盖面极广、包容量极大，全视角、全方位地跨世纪的战略方针，也是邓小平高度综合、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理论结晶体。

　　（六）运用简约性思维推行“精兵简政”政策

　　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不仅成功地运用在其理论的各个部分，同时也广泛地运用于邓小平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抗日战争时期执行的“精兵简政”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裁军“消肿”政策就充分地体现了思维的简约性原则。

　　兵贵精而不贵多。非精锐之师，纵有百万，亦无益于用，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明智之军事领导者共同的治军之道。“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就是经过提炼或挑选的；“简”就是简单，简化；“政”就是国家某一部门主管的业务。“精兵简政”就是精减人员，缩减机构，就是精简不必要的东西。邓小平与晋冀鲁豫边区其他领导人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于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在129师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然而，早在中共中央正式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之前，富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就对129师进行了精简整编。由于成效显著，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被毛泽东誉为“精兵简政模范”。新中国成立后，由邓小平领导实行的裁军“消肿”政策，则是“精兵简政”政策的进一步升华和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及其规模仍然十分臃肿。因此，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提，集体谈，个别说，先后达数十次之多。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很不容易。对此，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生动有力而又简洁、风趣地语言说道：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他进一步分析说，要更多地节省开支，改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基于上述分析，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战略决策：中国军队将在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人员100万。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军队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并向全军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号召。

　　邓小平推行的“精兵简政”政策，通过大力“消肿”，力建“精兵”，既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又有利于建设一支数量精当、结构精干、装备精良、质量精锐的威武之师。裁减军队100万，这是一个多么宏伟而果断的决策！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作出的百万大裁军的决策是英明的，是符合思维的简约性原则的。它既显示了中国对世界和平怀有的极大信心，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又充分彰显了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卓越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宏伟气魄。

　　（七）“猫论”的简约性思维

　　除了用简明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道理之外，邓小平也习惯和擅长用浅显通俗的方式，以普通常识性的道理来阐明深刻的思想。他喜欢用谈话的形式，平常的话语讨论问题，直截了当地表明论断和观点，而不是长篇大论地讨论问题或者写一些很深奥的思辨性文章。其中，著名的“猫论”思想就是最好的例证。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原来是一句四川谚语，邓小平用来形象地阐述农业政策问题，后来广为流传。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指出：“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这是多么的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群众听起来是多么的容易接受！它真正达到了“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的境界。

　　简约不等于简单。尽管邓小平的“猫论”简约易懂，深入浅出，但其所包含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一，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标准。一种生产关系有无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取决于群众是否愿意采纳，取决于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其二，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价值目标。恰当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三，事物的价值要根据其实际效果来衡量。可见，最高级的规则就是最简单的规则，最普遍的道理就是最简单的道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道至简”的道理。的确，治理国家好比猫抓老鼠，用兵打仗如同猫抓老鼠，道理何其简单同时又何等深刻。由简单到复杂是自然进化之道，由复杂到简单是智慧进化之道。因此，当我们能够把复杂的事情从简单的角度去看个明白的时候，既反映了一种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更体现了一个人的智慧水平。

　　“猫论”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思想远非这些。可以肯定地说，“猫论”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问意识形态，先问政治，先问先师和教条的思维方式，这本身也是思维简约性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风向标。1985年，当邓小平再次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时候，“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从此，“猫论”的影响扩大到整个世界。

　　三、邓小平简约性思维的意义

　　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它为我们指明了思维的正确形式和方法，具有普适价值，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方向性和方法论启迪，是一种成功的思维理念。

　　（一）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生成与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从世界范围看，是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时代；从国内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既是思维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基石，也规定着其发展趋势。对于一个要参与竞争的民族，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敢于不断优化自我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赶上、达到甚至超过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赶时间、抢进度，以更快的节奏和步伐开展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提高思维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我们学习和领悟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可见，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

　　（二）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指明了思维的正确形式和方法，具有普适价值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与时代。思维方式的更新和发展，已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人们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作为处于同质性的现代文明之中的人们，其思维方式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适性。花费最小的力气，用最经济的方法、最简约的语言获得同样的认识，这是任何国家、民族、地域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可谓是博采众家之长，它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综合性、简约性思维的精华，也是对西方思维经济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并成功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具有科学性，体现它的真理尺度；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则体现它的美的尺度。它为我们指明了思维正确的形式和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

　　（三）邓小平简约性思维方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提供方向性和方法论的启迪

　　任何理论的建构都需要真理性和简约性两个方面的原则。如果只有真理性，而缺少简约性不算是一个好的理论。如前所论，邓小平的语言以及文风，生动、洗练、务实、深刻，已经达到“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少”的境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道的形式（如著名的“猫论”）。它摒弃了长篇大论的“学术味”“学院腔”，让科学理论走入生动的社会实践。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宣传、普及和推广的过程，把深邃的理论用简约、质朴的语言说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使“官方话语”转变为“群众语言”。这就要求努力探索采用典故、长短句、顺口溜等载体，深入浅出地宣传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方式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四）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是一种成功的思维理念

　　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其“简约”二字意蕴不是浅薄、幼稚和粗犷，而是精细、深刻和凝练。毋庸置疑，我们把事情弄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弄简单却很复杂。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可谓是简约而不简单。事实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正是“削”去理论上或事实上的累赘后，才得出精练得无法再精练的科学结论。这些结论，初次读来，可能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意味深长。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每天都可能面对大量的问题和矛盾，我们必须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破除陈规陋俗，廓清迷雾，敢于探索创新，从各种条条框框中走出来，化繁为简，避繁就简。这就要求我们学会放弃，善于选择，用简便的方式，用简单的语言，直奔问题或矛盾的主题。可见，任何问题的复杂化都是由于没有抓住问题最深刻的本质，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复杂性上。只有简约思维、简化思维才是最经济、最优化的思维，最省力、最准确的思维，最符合理性原则和规律的思维。因此，邓小平的简约性思维，不是简略，更不是简单、简陋。而是简明扼要，以提纲挈领、化繁为简之功，收获纲举目张、以简驭繁之效，可谓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和理念之一，是一种先进的、成功的思维理念。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邓小平理论如“三秋树”，似“二月花”，处处闪耀着批判性思维简约性的理性之光。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经济性内涵。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不搞争论”等鲜明而又生动地体现了简约性思维的智慧，为我们树立了简约性思维的光辉典范。难怪印度著名学者苏地生（Sudisen）评价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简约性将和邓小平理论一起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