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特征(10)

　　在这里，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地提问，促使对方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最终克服和放弃自己的偏见和无知，并进一步吸收正确和合理的知识。后来，苏格拉底这一批判性思维方法被称为思维“助产术”。这就是正确地运用批判性思维的互动性或参与性的典范。时至今天，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仍然是我们借鉴和经常使用的一种好的思维技巧和方法。邓小平在他的思维实际中也非常善用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

　　（四）邓小平的“对话思维”

　　在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及其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对话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的影子。

　　邓小平在准确地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后，着重谈到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在他看来，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至少要处理好两个“对话”，依赖两种“参与”。第一，要依靠“南北对话”。从全球范围看，当今世界北半球国家一般都比较发达，处于南半球的国家多数都比较贫穷。邓小平认为，不发达国家要求得发展，必须同发达国家发展关系，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甚至人才。同时，发达国家也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不发达国家。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南方不发达国家得不到相应的发展，北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市场也会受到限制，发展速度也会受大影响。所以世界要发展，就要依靠“南北对话”。第二，要依靠“南南合作”。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南南合作”的问题。他主张处于南半球不发达国家之间要互相学习，加强交流与合作。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法。

　　与苏格拉底相比，邓小平批判性思维中的互动性或参与性特征得到近乎完美的发挥和运用。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和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两次会谈。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两度访华。6日，邓小平会见了希思，双方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会谈。希思问：“我记得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一九九七年，还早啦，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的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可以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说：“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回答说：“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订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利用对话思维，利用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或互动，向希思，向英国政府，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1982年9月22日，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趁着马岛胜利的余威来到中国，希望能够在即将进行的香港谈判问题上占据上风。但是，她忽略了一个问题，她踏上的这片土地是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她将要面对的是极富批判性思维精神的邓小平。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两人围绕有关香港谈判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思维的较量。

　　首先谈关于香港主权的问题。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便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她盛气凌人地说，按照国际法，过去签订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听了撒切尔夫人这番话，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们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番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语，使“铁娘子”初步领略了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中国领袖的风采和气度。邓小平还告诉撒切尔夫人说：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其次，关于谈判内容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虽然同意举行谈判，但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邓小平立即给予反驳。他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即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的问题。见此，撒切尔夫人只得同意就这三个问题举行谈判。

　　其三，关于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是在英国管辖下繁荣起来的，它要继续保持繁荣也必须在英国管辖下才能实现。邓小平则明确表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邓小平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他还向撒切尔夫人介绍了这些政策，主要包括：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继续保持等等。

　　其四，关于保持香港繁荣与内地四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撒切尔夫人说，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对此，邓小平回答说，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他还告诉“铁娘子”说：“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最后，关于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与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问题。撒切尔夫人指出，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回答说：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互动）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特别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在这一次与“铁娘子”的思维较量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话，分析对方的意图，另一方面针对对方的观点，或加以反驳，或给予纠正，或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有理、有利、有据，使对方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给撒切尔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强大的力量。可以看出，这次思维较量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参与性或互动性一次绝佳的体现。难怪当两年以后撒切尔夫人再次与邓小平碰面时，已经少了许多昔日的强硬与傲慢，却多了一些友好、合作与谦逊。

　　三、邓小平民主思想中的参与性

　　“批判精神是一种平等交流的精神。因为批判的功能是科学讨论，批判就是研究，就是讨论，是思想的交锋，是思想的互补和互动，是通过交换达到思想的完整和提升。”其实，在邓小平的生平事迹中，在他的思想和理论中，闪烁着批判性思维互动性或参与性的光辉，包含着丰富的平等交流的精神和思想，特别在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中，他的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性或互动性、平等交流的精神和思想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参与性在民主思想中的意义

　　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他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原则；深入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他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民主的条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民主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民主主体的建设和民主客体的建设是民主思想的中心问题。民主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互动或参与的问题，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对话”问题。只有处理好了民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注意引导和培育民主主体的参与性和参与意识，建立和健全民主的参与机制和良性互动，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

　　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民主”的概念在中国民众的观念中非常淡薄。在大多数民众看来，管理国家只是少数人的事情。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在这里，邓小平就是强调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对话的问题，强调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动或对话的问题，即党和政府的下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各地先后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为公民参与和管理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有效的途径。

　　（二）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参与性的作用

　　人民群众如何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真正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呢？邓小平在不同的地方论述了“如何参与”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成为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邓小平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邓小平对这种无序的民主参与模式进行了批判。

　　在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群众监督这一问题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民主——引者注）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指正常有序的公民参与渠道——引者注）。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出气”“说话”“申诉”“提意见”等等，其实质都是指的民主参与，都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参与对话，从而实现民主参与意识和参与机制的良性互动。邓小平的这些民主建设的思想，正好是其批判性思维参与性或互动性的最直接、最明确的体现。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为了实现民主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完善各种参与机制。因为没有完善的参与机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他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里强调的“群众监督”“党员监督”就是指的群众参与和党员参与。只有保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对行政主体加以制约和限制，防止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才能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并积极支持政府公正、合法的行政行为，建设和谐的民主制度。只有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确实保证公民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才能确实保证公民的意志按照一定的程序得以实现。这就是具有参与性或互动性的批判性思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吸收公民有序参与的具体制度之一。作为法律术语，“听证”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权力都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之后英国在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中又有关于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的听证，原来只适用于司法审判，意为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听证，这种听证制度被称为“司法听证”。后来，这种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美国在英国的普通法原则和《自由大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