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又有谁能够比得上？
也是在不久，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这一辈子，我要倾尽我的所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其实，决定来到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并且关机了。这个数字传呼以后还把我害惨了，让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掀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好我的叔叔呢，能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亮了。他没有喝一口水，又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变卖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十几岁的弟弟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发布日期：2009-8-2911:07:55☆
在父亲患病的那几年里，我在书本上不敢看到“癌症”这两个字，在电视电影中不敢看到出殡的场面，一看到就难受不已，我就会想到父亲。
弟弟在家中变卖财产的时候，我还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我并不知道家中发生的这一切，其实，就算我知道了，我又能帮上多大的忙？我是一个穷记者，一个从事着最艰苦劳动，却又收入最微薄的记者。
记者可以分好多种，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而我是走着最艰苦的那条路，最难走的那条路，付出牺牲最大的那条路。
有一种记者以敲诈为生，他们听说哪里有人死了，哪里食物中毒了，立刻就比兔子跑得还快，他们装模作样地采访，然后拿着证据去与事主谈判，事主害怕曝光，就给了“封口费”。我有一个同事，知道有一个煤矿死了两个人，就以登报相要挟，硬是要了煤矿矿主10万元，几天后，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来上班，我问开谁的，他骄傲地说：是我新买的。还有一个同事，听说附近小城市有一群孩子吃了学校的饭菜都住进了医院，感觉到有利可图，就开着了一辆摩托车连夜赶过去，与那所学校的校长谈判，要了七万元的“封口费”。事后，他自豪地对我说：“多亏我有摩托车，赶过去的时候，那些孩子马上就要出院了，再晚几分钟就没有机会了。”记者群中有一群这样的记者，但是这种记者是极个别的，却影响极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此类记者主要集中在山西和福建。山西煤矿众多，安全措施又不健全，三天两头出事，这类记者就闻风出动，敲诈勒索。山西还有很多农民也在冒充记者，或者向这样的败类记者报料，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福建假冒伪劣产品较多，这样的记者苍蝇逐臭般也聚集了很多，他们行使工商的权力，打假为名，要钱是真。有的小报小刊记者呼风唤雨，能耐很大，只要听说哪里出事了，立马吆喝所有媒体记者到场，事主见到这种场面，就得大出血。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以前一位同事，现在就还蹲在监狱中。他屡次敲诈得手，利令智昏，居然敲诈到了看守所的头上。最后不但没有得到钱，还把自己送进去了。
这样的记者我不齿于去做，也不愿意去做。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