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拍纪录片似乎“省事”了许多，“省心”了许多，找到题材扛起机器从头拍到尾，人物走到哪儿，机器跟到哪儿；人物做什么，机器拍什么；人物说什么，机器录什么，总之一跟到底，可谓全面细致，既真实又“纪实”，最后按时闻顺序或事件发展过程稍加剪辑便得一条片子。殊不知，我们有可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纪录片要求真实，要求纪实拍摄，这不假。但这里指的真实并不是将现实中的每一件事都罗列在一起，纪录片的真实是观众通过屏幕感受到的真实，并不是将生活一成不变地堆砌在一起。编导一旦没有把握好这种对生活反复探究、提炼后获得的真实，就易使节目变成生活流，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杂七杂八的流水账。比如拍一个普通人，通常看到的做法是从早上出门上班拍起，一直跟到工作单位，拍一大堆工作镜头，然后从上班跟到下班回家，拍家庭生活，炒菜、做饭、吃饭……甚至连角度、景别也懒得变换，一味的“长镜头”，话筒始终开着，人物说什么录什么。拍另一个人物大概也如此程序，只是环境不同而已。这种“纪实拍摄”，没有注重选取、发掘人物有特色、有个性的事例或细节，没有发现、捕捉到那些能阐明或暗示创作主体情感倾向的形象，只是一种被动的对生活的复制。于是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便是记录过程的拖沓、臃肿，采访对象漫无边际地侃一气，一侃就是几分钟，整个片子从头到尾不知所云。如此这般自然主义手法，使节目缺少了意蕴，丢掉了风采，纯朴得木讷，看过后就像一杯被沏过四五遍的陈茶水。此时，我们不妨想想，专题片其实有一些优点值得纪录片吸取，固然它的某些有悖“真实”，脱离生活“原生态”的做法可以摈弃，但也不能将专题片一棍子打死。比如剪片子时，是否像专题片一样讲究节目的构思、结构，而不是一味的“生活流”；采访时，是让采访对象漫无边际地谈，还是有意识地加以引导，而引导什么问题、问什么问题是否像专题片一样心中事先有个提纲。总之，不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优缺点都是并存的。
二、“贵族气”与平民意识、人文关怀
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时期，我们的电视高高在上，板着副面孔告诉观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一副自视清高、优越感十足的“贵族气”，而电视画面上也经常出现的是一些大人物、成功人士，主题定要深刻无比、鲜明无比。
如今，人们的消闲方式越来越丰富，电视频道也越来越多，电视节目如果仍自恃着这种“贵族气”，必然被观众所抛弃。我们的电视记者只有放下架子真正走近老百姓才能得到群众喜爱，才能得到良好收视率的回报。中央台的《生活空间》喊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这一前所未有的口号，这是中国电视观念的重大革命，它将以往尊贵的镜头聚焦于普通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展现美，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平民意识”。它使很多观众忽然意识到原来上电视不仅仅是名人、伟人的事，你、我、他这样一些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进去。电视，真正的贴进了百姓，贴近了生活。
《生活空间》一度受到广大观众喜爱，也为一些走入困境的电视人提供了借鉴。于是，紧随其后很多台“克隆”了一大批同类节目。我和同事们感到，拍这类节目原来有那么多取之不尽的题材，有那么多普通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主人公，有那么多普通生活值得我们去记录、展示。当我们接触到“平民意识”这个概念的时候，也就认为拍拍老百姓讲讲老百姓的故事，就叫平民意识，后来才搞清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平民意识是什么，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创作者的一种人文关怀，084也就是拍摄对象要有一种朋友和亲人的关怀。所以“平民意识”
是指创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平等、平视的态度，并不是指所拍题材、所拍对象。《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对此有过这样的阐述：“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编导是站在亲人的角度去关注，还是站在贵族化的角度去关注，这是有很大不同钓。我们不管拍的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一律都是以一种平等、平视的态度去接近他、采访他、拍摄他，这样才能使人物亲切可信、有血有肉。而不该是拍名人我们就以仰视的角度，使他不可企及；拍普通人我们就以俯视的角度高高在上，或同情、可怜他，或赞赏、表扬他。
聚焦老百姓，使编导在选题时范围宽泛了许多，毕竟名人、伟人、重大题材始终有限。于是，我们有可能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普通人的题材的确很多，但是，对拍摄对象也不能不加选择，也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可上电视。没有个性、没有代表性，给观众的感觉只能是苍白和平庸。
三、好看的故事还是希望表现历史的东西
曾经有一种认识，就是纪录片的故事一定要好看，“好看”才能吸引观众，否则观众就会换频道。“好看的故事”似乎是纪录片的重要标准。有人又提出，要看好看的故事，故事片的故事会更好看。仅仅是为了好看的故事，那么纪录片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生活空间》四年的时间一直在关注人，关注普通人，拍一些人物的故事，很多是好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多数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这种片子成了大多数电视台模仿的标版，以此来说这就是纪录片的话，那么只能说是《生活空间》的负面效应。不可否认，《生活空间》镜头对准老百姓，这代表中国电视纪录片观念的重大发展变化，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今天，《生活空间》的编导们也意识到。要从原来的框子中冲出来，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很多纪录片人都在思考，发展至今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果仅仅停留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上，会不会不够？
纪录片该不该关注一些大的事情、大的问题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香港回归可以拍纪录片，按《生活空间》过去的模式、定位，该拍的只能是香港的平民百姓，董建华似乎该由《东方之子》来拍，回归报道似乎该由《焦点访谈》来拍，那么纪录片如何拍呢？难道只限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可以拍香港的一个新闻机构，一个新闻办公室在回归前的状态等类似的东西。如果记录下来，这是一段宝贵的历史。在此，纪录片所显现出来的历史价值或许比专题报道更为客观真实。
纪录片记录历史，这也许是纪录片的历史使命。例如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某人用非常差的技术、非常业余的水平把它记录下来，只要拍得完整了，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因为它是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技巧性、艺术性可以消失，中心内容凸显出来。我们现在比较多地看到外面包的东西，诸如技巧、形式、故事好看与否，而里面核心部分反而被遮掩掉了。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做纪录片时，一定要紧紧抓住内容的、实质的东西。
当然我们并不经常碰到类似明显的历史事件，如果是一个不显赫的小人物，或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甚至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假如我们意识到有可能成为一个切入历史的角度，也许我们就会更加庄重和严肃起来。
匈牙利电影家贝拉·巴拉兹认定纪录片负有：“用画面记录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陈汉元先生也认为：“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了有助于相互了解的真切过程。”很多专家这样看中国当代纪录片：“纪录片应该为现实历史负责，为时代负责，特别是当今中086国的纪录片，最重要的还是记录当今时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现实问题。”我们的纪录片人是否该朝这个方向靠近？
本文获2001第二届西南电视优秀稿件三等奖；本文刊载于《西南电视》
（2000年3期）、《贵州电视》（1999年5期）
因说新闻与新闻解说词
“说新闻”这个话题已经历了很多年，纵观大多数此类节目，实质上没多大改观，很多只是形式上变变而已，诸如将主持人的坐播改为站播，主持人脸上挤出点笑容，努力做出“说”的姿态等等，让人觉得主持人还没有完全进入“说”的状态。究其原因，除了主持人自身素质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的前提——新闻解说词（注：本文主要探讨以文字稿为依托的新闻消息类栏目），过于模式化或空洞乏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持人“说新闻”的二度创作。
有不少文章论述“说新闻”比“播新闻”进步，或者论述它们可以共存，不要把“播新闻”一棍子打死等等。笔者认为，“说新闻”“播新闻”是两种不同的播音方式、播音风格，谈不上孰优孰劣。有的新闻适合“播”，比如重大政治事件等硬新闻，体现其庄重、可信；有的新闻适合“说”，比如文化、生活类等软新闻，体现其轻松、亲切。不管是“播”也好，“说”也罢，都由稿件内容所决定。现在的新闻不像过去大多偏重时政内容“(播”为主)，而是把视觉转向更为广阔的天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生活等方方面面，很多内容适合“说”，只是多年来“播”的腔调习惯了，当面对“软新闻”的稿件，“说”得不那么到位，但是这不能全怪播音0主持人，有些新闻稿件不论写什么，都是模式化、枯燥、干巴的语言，不容易“说”，不好“说”，同样影响“说”新闻。
“说新闻”“播新闻”都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语言本身，即记者写好的新闻解说词；第二个层次是表达语言，即播音0在理解、感受解说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处理、加工，将文字语言变成自己的有声语言，这个过程播音0不是被动的，所以又称之为“二度创作”，第二个层次（表达语言）建立在第一个层次（语言本身）的基础上。每一篇稿件的目的、内容、基调、语言、写作方式都有不同于另一篇的东西。因此，播音0必须根据具体内容运用不同的播音技巧方式来进行传播。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新闻解说词内容就有什么样的播音主持方式。过去一段时间，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新闻稿件曾经“熏陶”出了“千人一腔”的播音腔词。同样，今天经常谈到的“说新闻”必须有可以“说”的新闻解说词为前提。要有可以“说”的、适合“说”的新闻稿件，才能把新闻“说”得像回事。假如新闻内容没有新鲜感，新闻写作还是老套路，偏偏要求主持人这样“说”得生动，那样“说”得精彩，岂非5木求鱼，只能使主持人心9意马，无所适从。
如果一个有着良好外在气质、有着熟练扎实的有声语言表达能力的播音0，成天面对是这样一些稿件；一写会议肯定会写菖菖时间、菖菖地点、菖菖领导到会，按职位等级一、二、三排列，这位领导指出，那位领导强凋……下次其他会议报道，照此模式，再套一遍，无非换换时间、地点、领导人姓名；对一些经验总结、典型介绍，常常会写“什么工作全面展开”，“什么工作取得成效”，这样的新闻解说词从语句、语法上都没什么毛病，有毛病的是语言空洞、抽象、大话、套话连篇。试想，播音0主持人成天要念的就是这样一大摞稿件，会有什么激情去进行“二度创作”，有什么感觉去“说”新闻，连自己都不感兴趣的新闻，又怎么会“说”得让观众也有兴趣？常听播音0们谈到：“那些稿子大同小异，语言枯燥，我们只知道照稿宣读，念完之后念的088什么都忘了”，这种机械、被动地念稿子，消极地处理每档新闻的固定模式，毫无疑问严重限制了播音0主持人的二度创作，限制了他们很好的“说”出新闻。
不管是什么稿件，都要求主体(播音0)对客体(稿件)的介入才能产生效果。播音0对自己的节目只有先感兴趣，才能调动起情绪，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进行“二度创作”。可以说，情感素质的释放与投入是播音0与观众达到深层次的、真诚的交流的主渠道，当播音0被解说词内容感染，产生心理效果上的一致，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投入到节目中去，真正进入新闻、领会新闻，“再创作”新闻，做到“情”从语生，“形”从意出，自然而然地“说”新闻。
观众之所以喜欢“说新闻”，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平等、自然、随和、亲切，像朋友一样，而不是训导者、指导者。从传播学上看，在人际传播中除了传播内容外，也能播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关系的信息，即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亲疏度的关系，这种亲疏度对传播内容起一定的作用，如果形成“自己人”效应，就缩短了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那种“大而空”的新闻稿件满是说教似的、灌输似的口吻，一幅居高临下态势，把观众放在“受教育”的地位，造成传者、受者“你说我听”的对立关系，无法形成“自己人”的效应。播音0再怎么对此类稿件进行“二度创作”，也不会“说”得出亲切感、平等的交流感来。
从新闻解说词的语言表达上看，那种千篇一律的稿件，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写不同的先进人物，无非是换换人名，句法结构、表达意思大同小异，至于先进人物甲和先进人物乙各有什么特点搞不清楚，都是“高大全”的人物模式；写每年的农业生产，只是换换年份、换换地点，都是用“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之类的概括性语言，至于怎样的喜人、丰收的程度不得而知(画面也是模式化的画面，千篇一律的麦浪滚滚)。既然稿件如此类同，播音处理的方式，听起来也都是“千人一腔”。而真正的“说新闻”所要求的稿件，其特色性，生动性就大得多。如前文所举湖南卫视《晚间新闻》那条兴建“国际会展中心”的信息，一开始就抓住该建筑“钢架结构”的特点，和其他建筑区别开来。说它兴建速度快，不是用“工人们大干苦干抓紧时间”之类抽象、空洞、毫无新意的表述，而是采用拟人手法，说它正在“茁壮成长”。如此具体、生动、形象的新闻解说词，播音0易把握新闻的特点，捕捉到事物可感知的状貌和变化。
在播音0对新闻稿件传播出来之前，播音0是稿件的第一接受者、阅读者，可以说，播音0身兼双重角色，先是稿件的接受者，才是传播者。那些观众听而生厌的新闻语言，播音0们同样看而生厌、播而生厌，只是由于所担当的媒介角色，不得不加以忍耐。新闻事实是存在于一定时空范围中的某种客体，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内容，既有确定的形式，就可以被感知；既有确定的内容，就可以被理解，新闻写作的目的是要诉诸人们的感知和理解，把新闻事实所包含的各种信息传递给人们。为此，新闻尽可能采取感情的、具体的表达形式，如果通篇都是空洞的词语和概念化的陈述，传播对象很难领会传播者对事物的具体认识，“以空对空”，给观众传递的是空的东西，观众看完之后，脑筋里也是空的，不知所云。对于播音0来说，只是硬着头皮去感受空洞的稿件，最后传播出来必定是空洞的。
新闻信息可分为事态性信息、情感性信息和认识性信息。事态性信息有具体的存在形态，情感性信息也可以有外化的形式，都是诉诸人们的感知，以感性表现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应该不成问题，认识性信息抽象内容较多，比如观念、概念、数字，更要注意用形象化的表达，才不至于显得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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