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联在一起了。”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的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因此，所有的造反派都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原来，李小林的爸爸巴金当初揭露的“伪斗士”张春桥、姚文元，这时已经高升到北京，参与领导全国的“文革”。因此，上海作家协会的作家们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纷纷贴大字报、写文章揭露巴金的“历史问题”，说他是“反共老手”、“黑老K”、“为帝国主义提供反华炮弹”……。在家里，巴金的妻子看到报纸上有其他作家批判丈夫的一篇篇文章，就藏来藏去不让丈夫看到，而巴金也做着同样的事，藏着报纸不让妻子看到。

　　不久，巴金在北京的朋友、另一位作家老舍也出事了。那天，一位与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作家当着一群中学生的面愤怒揭发老舍的“历史问题”：在美国时领过美元稿酬。中学生起哄，老舍当天就投水自杀了。他没有力量与眼前这些已经“大民主”了的作家和学生辩论：在人民币还没有创立的时代，美国无法用它来支付稿酬。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楞，忽然听到教室楼下有人在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他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个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

　　“好险！”事成之后的一星期，他们又来找我，庆幸地说：“如果再晚一天，这样的事就做不成了。现在中学里已经成立了教师造反队，接管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他们告诉我，教师造反队的司令，就是曹老师。他实在受不住“偷窃烘红薯”这个罪名，干脆成立了一个“红薯造反队”。旁人一听，以为是郊区农民揭竿而起。这在上海是稀奇事，因此在全市造反派联合会议上让人高看一眼。

　　曹老师当了造反司令，会怎么样呢？我们又为孙老师担忧起来。万同学的家离中学最近，我们要他常去看看。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了，说孙老师不仅没事，而且也参加了红薯造反队。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戴着造反队袖章，看上去非常古怪。

　　“是不是曹老师想用这种方法保护孙老师呢？”我问。

　　“有可能。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红薯造反队，因此也有对立的造反派刷出标语，说红薯造反队应该改名为黑薯造反队。曹老师厉害，到我们劳动过的青浦农村拉了一个老农民来做副司令。那个老农民站在凳子上用谁也听不懂的乡下话乱喊几声，对方就不吭声了。”万同学说。

　　“你见到曹老师了吗？”我问。

　　“我到他的司令部去找过，没见着。”万同学说：“只见那个老农民缩在墙角打呼噜。”这几天下来我突然明白。“民主”前面加一个“大”，就变成了“群众运动”。“群众”听起来很大，谁也不敢阻挡，其实又很小，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这么叫。结果，一种“以小变大”的魔术出现了：任何人只要一说自己是“群众”，什么行为都被允许，旁边的人一起哄，更是成了“民心”、“民情”、“民意”。我眼前的一切残暴、死亡、荒唐，都这样产生。如果想自保，只能像曹老师，加入这种风潮。

　　我老实的爸爸，怎么能领悟“大民主”的这种秘密？他狠命地要把老朋友们揭发的“历史问题”一个个说清楚，每天写着交代，一叠叠地交给造反派。造反派收下后叫他再写，却从来没有看过一页。他早就患有糖尿病，眼睛本来不好，这下眼疾大大发作，没法再写了。他要我代他写，我本想劝阻，却挡不住他近乎恳求的目光，就拿起了笔。

　　爸爸在我面前慢慢叙述着。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爸爸向造反派的交代，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交代。爸爸因眼疾要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但也有可能是真哭。那些旧事，那些辛酸，那些死亡。

　　妈妈和祖母都在里屋。有时她们会突然说出一个短句来纠正爸爸的回忆。爸爸一怔，说：“你们还没睡？”那时节已是深秋，窗外常常响起很大的风声。

　　一叠叠交代材料丝毫也没有改变爸爸的处境。后来有一个叫赵庸的同事揭发他十四年前曾为私营企业家说过好话，爸爸辩解说那话是当时的陈毅市长说的。造反派说，陈毅也要打倒了。爸爸顺嘴说了一句，对这样的老人不应该“过河拆桥”。

　　爸爸的话刚落音，造反队里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突然站起来，用尖厉的声音问爸爸：“你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经过层层分析，严密地证明：有资格把陈毅这样的大人物当作一座桥可搭可拆的，只能是最高领袖。

　　因此，爸爸的罪名重了，当即就被关押起来。

　　好一个“主语”！当造反派一戴上眼镜，语法也就变成了刑法。

　　这种“刑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人一关押，“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天之内就能提供大量罪证，而且条条都“怵目惊心”。连平日看起来最木讷的老大爷，都能随手扔出好几颗定时炸弹。妈妈去探望爸爸后回来说，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看来已经没救了。至于到底什么问题，造反派不肯说。

　　爸爸被关押在他们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工资停发，每月发二十六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这是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统一标准。为什么是二十六元？很可能是每天一元，再扣去四个星期天。

　　当时我家是八口人。祖母、爸爸、妈妈、我、三个弟弟，再加上表妹。用每月二十六元要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养活八口人，将会出现什么情景？首当其冲，当然是极度的饥饿。妈妈每天都在寻找着家里一切可卖钱的物件。这样的物件不多，主要是她当年的陪嫁。其中有一些，还是外公、外婆结婚时留下的。妈妈知道每一件东西的来历，晚上背着祖母，摸着、掂着、捂着，有的还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一夜，第二天藏藏掖掖地去了旧货市场。那时候旧货市场的收购价低得难以想象，妈妈常常在那里放下、拿回，再讨价还价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极其疲惫地走进了食品店。

　　那一点点食品，放在饭桌上谁也不动。祖母干脆说生了胃病，躺在床上。我怕面对这种情景，尽量赖在学院里不再回家。

　　这天，一个同学告诉我，我的妈妈找到学院来了。我连忙朝同学指的方向赶去。妈妈连我中学的门也没有进去过，怎么到大学里来了？我有点惊慌。

　　当时的学院一片混乱，高音喇叭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样板戏”，到处都是标语、大字报。这是我天天熟悉的环境，但此刻只想快速穿过，不要让妈妈看到这一切。

　　路边有一位瘦瘦的老教师站在凳子上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千万不要走过来。

　　这位老教师姓徐，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自然也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不利于改造。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自己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只要十八元。

　　按照当时的风气，这张大字报一定会引来一个新标准，每月生活费会减为十八元，从我们学院推广到全上海、全中国。幸好，徐先生让造反派嫉妒了。“怎么，他比我们还要革命？”于是，造反派命令他站在自己贴出的那张大字报前，不断地说自己是“讽刺”。

　　妈妈没有迎过来，她静静地站在一道竹篱下。竹篱上缠着藤蔓，藤蔓下是一排泛黄的青草，青草间有不少很大的鹅卵石。这让人想到家乡。朱家村、余家村的路边，都有这样的竹篱，那年妈妈出嫁，轿子走的就是这样的路。

　　现在，她一个人站在竹篱边，等着她的儿子。

　　妈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就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卖了什么东西换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妈妈说，她今天到学院来找我，是因为昨天晚上与祖母商定，只能向安徽的叔叔求援了。

　　“家里断炊那么多天，不得不开口了。但这信不能我写，由你写，下一辈，方便一些。”妈妈说。

　　很快她又加了一句：“不能让他太着急，你写得委婉一点。”我说，我很快就写。

　　妈妈抬起手捋了捋我的头发，说：“那我回去了，我实在受不住你们的高音喇叭。前天我到关押你爸爸的隔离室去看他，窗外也全是这个声音。说是样板戏，闹死了！听戏是开心的事，哪有拎着别人的耳朵强灌的？”我知道，妈妈心中的戏，是她喜欢的越剧《碧玉簪》，是叔叔喜欢的越剧《红楼梦》，更是全村喜欢的黄梅戏《天仙配》。那些清澈神秘的夜晚，悠悠扬扬的声音。

　　妈妈走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忘了关照她，千万不要在邻居面前说“样板戏”的长长短短。

　　妈妈一定不清楚，由极左派扶植的“样板戏”已经不是戏，而是“文革”的图腾、政治的祭器，不能随便指点。

　　就在妈妈来学院的半个月之前，我的忘年之交、著名戏曲史专家徐扶明先生，好心地从艺术上评说了一句，“样板戏中《红灯记》不错，《海港》不行”，就被一个叫曾远风的文化界同行揭发，说是“攻击样板戏”，立即遭到关押，情景比爸爸还惨。

　　好在，妈妈没有地方可以议论。自从爸爸出事后，她与邻居不再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