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语和跨语境状态下，人性面貌、文化理解、观照视角造成的歧异经验，使得东、西方经典，都出现各种新读、新解的异变了！
“创造性误解”与“刮目相看”
除了语言环境造成经典的变异，其实，语码转换中的误读、观照情境的位移，等等，都会造成观察、欣赏角度的位移、异变，而这，却恰恰是不好简单做什么主义、立场、心态之类的道德褒贬的。我曾在一篇关于音乐的回忆文字里，提到过“中国式的西洋古典”或“西洋式的中国古典”一类话题——在中国几代人中大名鼎鼎的“西洋古典”，比如英国伏尼契的《牛虻》和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西方本土完全是“一问三不知”的陌路人；而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雄山大岳”的唐代诗僧寒山，大概至少有多半“华夏中人”，不知他为“何方神圣”，等等，种种“创造性误解”的旧话，这里不打算细叙。我再粗略举出几个大家熟悉的当代例子：我曾在北京观赏时那么不喜欢的电影《末代皇帝》和《河殇》（还有日后的《卧虎藏龙》和《英雄》），换了一个地域环境——包括身边观众、场景的改变，从汉语发音变成英文发音等，忽然不但就变得“可以接受”而且似乎“津津有味”，需要“刮目相看”了！——“东方主义”乎？或者“西方主义”乎？
每逢在这种“跨语境想象”的惊奇之中，领略到“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谐趣，那种“一脚同时踏进两条河流”的鲜活感受，诸般可能性所提供的高旷视界，从此，个人的视觉趣味连同所谓“价值系统”，就更难再塞进那种种样样狭窄逼仄的“主义”巷道里了！
“要不要”与“能不能”
——耶鲁校园的“全球化”风潮一瞥
如果要使地球获得和平，我们效忠的对象必须超越种族、部落、阶级和国家。这表示我们必须发展出世界观点。
——马丁路德金
1967年12月24日于亚特兰大的演讲
“傻眼”之一
从网上接到耶鲁法学院一封邀请信：邀我出席下周四上午一个名头陌生的会议，语气郑重，并要求明确回复。查了查日程表，发现会议时间恰在我周四教课之前。虚荣心作怂，冲着“耶鲁法学院”的面子，也不问个子丑寅卯，就回信答应了。
“名头陌生”者，是因为在荧屏文字的一片混沌中，没有来得及仔细读懂“Malaria”这个关键字就敲了回复键。到了会议现场，几个对话来回中连猜带蒙，我才开始傻眼：“Malaria”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一种凭借蚊子传染而卷土重来的古老疾病——原来这是一个关于“打摆子”的全球性的视频联席会议！“Whyme？”不等我的“干嘛请我？”的问题出口，会议主持者——一位在耶鲁校园常见的，衣装端整、明眸皓齿、举止得体有度，似乎随时都可以证明他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的干练小伙子，已经简捷明了地回答了我：与会者，都是我们任意选定的。因为我们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提请所有人，关注一些值得所有人关注的问题。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递给我这张浅蓝色纸张上的介绍文字：“面对面的全球对话”(AGlobalConversation：FacetoFace)，是耶鲁校园内一个由学生主导，请教授、专家参与的常设性的组织和定期化的活动。他背后站着的年长教授告诉我（我后来知道他是耶鲁医学院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这样的全球性视频联席会议，已在法学院举行过多次，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主题，上一次是——艾滋病问题：从非洲到亚洲。
跟先行入座的各位一一点头招呼。果然，围坐在长条圆桌两边的，除了一位以疟疾问题作硕士论文的研究生，和一位从非洲回来的女教授——疟疾疫病的幸存者之外，其他各人，都是各系各专业的教员、本科生或研究生，甚至还有一位是戏剧学院学表演的。会议室并不大，只是校园里普通的“讨论课”规模的教室。正面墙上的屏幕已经通过一旁操作的电脑，调试好了Skyper的视频图像：按方格，分别呈现出非洲加纳某大学、南美厄瓜多尔某大学、英国某大学，以及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赞城科技大学等联席会议的现场影像——那几个现场，倒都是人头密集的大阶梯教室。作为主持者的耶鲁主会场呈现在最下方中间的小方块里，我看见自己的小脑袋在里面蠕动，像是一只打着摆子的蚂蚁。
一切都显得轻车热路——这种跨洲、跨国的视频联席会议，在这里显然是一种常态性的活动。上午10点整，这位名叫“格林(Green)”的耶鲁法学院学生笑盈盈地对着屏幕顶上的摄像头，问候各个方格里不同时差的人们“早晨好”、“下午好”和“晚上好”——屏幕上响起“四面八方”一片参差的回应声；这个关于“打摆子”话题的“全球联席会议”，正式开始了。
“傻眼”之二
说起“傻眼”，这耶鲁校园内的“全球化”风潮，跟敝人还真有一种不期而遇的特殊缘分。
以前的文字曾提及：我在几年前应聘为耶鲁塞布鲁克寄宿学院的“Fel-low”（会员或嘉宾）之后，每个月都需要“人五人六”地参加一次在学院“主人”教授家里举办的会员活动。三四年前某一个周四的傍晚，我照例西装领带的，在“主人”家的鸡尾酒会上和新老会员同事们说话寒暄，一位身材笔挺修长、谦和有礼、气宇不凡的中年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大家似乎对他很熟悉，在称呼他的时候隐约听到“总统”的称谓。英文里的“President”用得很滥，学校的校长、公司的总裁之类，都可以称作“Pres-ident”的，所以我也没太在意。只知道他新来乍到，是塞布鲁克学院新聘的会员，说来还不如敝人的耶鲁资历深呢。也许是我的“来自中国大陆”引起他的兴趣，晚宴的时候我们又恰巧成为邻座，所以我们俩呱啦呱啦的，用彼此都口音很重、流利但不算灵光的英文，说了一大通关于中国的话题。自然，以敝人历来大大咧咧的个性，提起“China”就关不住闸门，大多时候，还是我在讲，他在听。
晚宴后，重头戏开始。满目琳琅油画、富于艺术气息的客厅里，大家喝着咖啡、品着甜点，女主人、研究玛雅艺术的玛丽教授便把今晚的主讲嘉宾介绍给大家。我一看，站起来微笑着向大家鞠躬致意的，正是刚才在酒会和晚宴上一直跟我摽在一起呱啦呱啦谈论中国的那位英气逼人的绅士。玛丽的头一句话，就让我傻了眼：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眼前这位当了我半天“China”听众的仁兄，竟是刚刚卸任不久的墨西哥前总统恩尼斯托？泽迪里奥(ErnestoZedillo)！
原来，“总统先生”（大家还是这么称呼他）卸任后——也就是因民主选举中“政党轮替”而下台之后，马上就接受了耶鲁高姿态的聘任，前来担任耶鲁刚刚成立不久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我当时心里“哗”了一声：好个牛气的耶鲁！竟敢把人家一个南美大国的卸任总统请来当它某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不过，也由此可见，耶鲁对“全球化研究”坐言起行、非“执牛耳”不可的蓬勃野心。这个“全球化研究中心”在耶鲁校园内也因此地位超凡——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就跟校长雷文的办公室同在一个楼里。“前总统先生”泽迪里奥在校园内备受尊崇，几乎就处在一人（校长）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崇高位置。
当晚，泽迪里奥作为塞布鲁克学院的新科“会员”，给我们演讲的主题是——对美国政府及布什总统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政策的质疑。记得当时，伊战尚在山雨欲来之际，泽迪里奥以他曾担任过墨西哥军队最高统帅的前“五星级将军”的身份，对伊战将会把美国拖入泥沼，提出了许多具体深入、富有远见的警告。
耶鲁校园内的“中国元素”本来就很多。泽迪里奥主持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的独特联系，我这里愿意稍稍指出一点：年前我曾经带过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造访中心所在的大楼，为的是拍摄中心的迎宾厅正面悬挂的一幅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的半身油画肖像。我们随即发现，中心楼下的办公室里，还临时存放着一座神采奕奕的穿着中式长袍的容闳全身铜像。据说不久以后，这座铜像将会立在研究中心所在的大院草坪上——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外国先贤”可以在耶鲁校园里享受到的至高尊荣（也因此，据说在哪里置放容闳铜像，曾经引起过校方管理层的争议）。日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耶鲁，据说校方曾设想请胡锦涛主持容闳塑像的落成仪式的，但由于中方日程安排太紧而作罢。最后，代表耶鲁校方主持胡锦涛耶鲁演讲会的，正是这位被胡称为“老朋友”、曾在墨西哥以总统身份接待过来访的中国首脑的——现任“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泽迪里奥先生。
“傻眼”之三
这个关于“打摆子”的全球视频会议，一开场，就提出了一大堆让我傻眼的大话题：“每天一起911事件！每月一次南亚大海啸！”原来，疟疾这种古老疫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卷土重来，已到了仅次于艾滋病HIV病毒肆虐而令人瞪眼咂舌的严重地步：平均每天，全球有3000人死于疟疾，直接受疟疾波及的有300万人；本来死亡者90%在非洲，其中70%是儿童，近年来，南美国家也出现了疟疾大规模死灰复燃的蔓延迹象。这种发生了变异的新病毒攻击性奇强，传染力迅猛，会直接造成患者昏迷和可能留下后遗症的脑损伤——现身说法的疟疾幸存者、耶鲁女教授苏珊就在病愈半年后，还时常摆脱不了偏头疼和发低烧的症状。“只要花10美元，就可以救一条命！”
致开幕词的耶鲁医学院公共卫生教授近年来奔走于非洲、南美和华盛顿白宫之间，并主导了不久前在白宫召开的关于全球疟疾防治的专门会议，成功促使美国政府增加投入疟疾防治方面的资金，“我会在4月26日到白宫参加第二次关于疟疾问题的会议，届时美国政府官员会和非洲、南美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一起，商讨遏制这个疫病的国际合作问题。我们今天的全球视频会议，就是要引起各国社会公众对疟疾问题的关注”。
轮到南美厄瓜多尔大学和非洲加纳大学的现场发言，我又一次傻了眼：非洲加纳大学的主讲人（估计是大学的教授）不但英语流利，而且话锋锐猛，一开口就直接点出：非洲的疟疾问题和艾滋病问题一样，不只是生理疾病而首先是社会的疾病！他举蚊帐为例，质问道：多年来多少外界对非洲公共卫生的捐款，都成了各级政府官员们贪污自肥的大黑洞。指明用来为疫区民众买蚊帐的专款，就从来没有被专用过！老百姓连买一顶蚊帐的钱都没有，更别说买医药了！外界的捐款，都上哪里去了？！这边非洲加纳代表的话音刚落，右边方格里的南美厄瓜多尔大学的代表就哇啦哇啦抢开了话头——他说的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我分不清），随即跟进的同声翻译马上用英语表达出来：——官员贪污，是比疟疾更大的敌人！吸血传染疾病的不仅仅是蚊子，还有那些吸血的腐败官员们——在我们这边，卫生防治问题，同样有待政治问题的解决！
这时候，他身边一位显然是政府官员身份的人站起来，用半英语、半当地语（同声翻译则一并译出）的口气试图作出辩解，提出一堆数字来回答他的质疑，强调：外界对厄瓜多尔近年的捐款资助是有成效的，疫区的公共卫生状态是有改进的。这时，主讲人把话筒交到了阶梯教室的观众席里，学生们就开始争抢话筒，哇啦哇啦地挤到摄像头前面说话（很有“镜头意识”！），有不同意官员的说辞，也有支持官员的意见的。只是没等同声翻译译完，他们这个方格的发言时间超时了，方格画面一阵颤抖，又跳到英国某大学去……
在荧屏方格子闪跳的一霎间，让我有一种错觉：国界其实是不存在的。不但在环境、卫生、疾病议题上，也在经济、社会、道德议题上；不但吸血的毒蚊的翅膀是没有国界的，连吸血的“政治腐败”之翼看来也是没有国界的。可是，没想到，连非洲加纳、南美厄瓜多尔这样的“蕞尔小国”，知识分子都敢于、并且能够，在全球性的视频讲台上，公开承担“社会良心”之责，亮出自己的“家丑”。全美排名第一的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疟疾专家随后赶到了（据说他也是当今世界此行当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演讲，从改善居住环境到饮食习惯，一直到新药创制情况、具体病情的用药量控制，等等，对各个“方格”们提出了许多专业性的建议。只是，我不能久留，上课的时间到了……
不必“傻眼”
日前在网上，读到这样一则跟耶鲁与中国有关的“傻眼”描述（作者用的字眼是“震撼”），谨节录于下：
……带队的是耶鲁大学商学院华人教授陈志武。他在会上发言说，耶鲁商学院组织MBA学生来中国访问，开始是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但现在已经成为学生毕业的一个必修课——换言之，耶鲁商学院MBA学生如果没有参团来过中国学习考察，就拿不到MBA学位，不能从耶鲁商学院毕业！
这个信息，对在场的我无疑是一大震撼。耶鲁商学院是美国主流商学院之一，耶鲁大学的崇高威望，更加说明了商学院这个规定所包含的深远意义。所谓海纳百川，所谓兼容并包，所谓有容乃大，这个政策显然就是一个活的例证。这就是美国教育对全球化时代作出的敏锐反应。
同时我立即想到，当耶鲁大学已经把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当做教育学生的基本要素时，我们大学里一些士却在说什么抵制圣诞节，防止西方化……——难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多苦多难！这些博士的目光之短浅，胸怀之狭窄，和晚清抵制变革维新的那些保守分子基本如出一辙。（引自北美《多维新闻网》。）那次维新与守旧争论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失去了维新变革的历史机遇，被成功实现明治维新、全民动员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人踩在脚下好几十年……
我与商学院陈志武教授不熟。但对于我，这一切倒不必“傻眼”，“耶鲁大学已经把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当做教育学生的基本要素”，早就成了自己当下校园生活中几乎如同空气和饮水一样须臾不离、无所不在的东西。不说在我自己的教学范围内，“学中文，访中国”成了“课程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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