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摩挲中国文明 (3)

　　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我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举目望去，在长达一千六百多米的岩壁上，层层排列着数百个洞窟，像千门万户鳞次栉比，又像无数蜂房错落镶嵌。一条泉河蜿蜒穿过，呜唱着汩汩欢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茫茫戈壁中，竟会奇迹般地出现这么一片美丽可爱的绿洲。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那一年，一位叫乐樽的和尚风尘仆仆地云游到此，夕阳从鸣泓山斜照到对面布满云母的三危山上，映射出万道金光。乐樽和尚产生幻觉，仿佛看到千尊神佛时隐时现，他以为佛祖显灵，决意在这片圣地上驻锡礼佛。于是，他在面对着三危口的鸣沙山最东端开凿了一个佛窟，“架空镌岩，大造佛像”。从此，那些躲避战乱、受雇于此的民间艺人，苦孤诣，丹蘩妙化，手中驱山走海，笔底咳云吐雨，描述了难以计数的彗动离奇的佛经故事，塑造了数千尊神态逼真的佛像，或为积善成德，或为福禄长久，或求丰衣足食，或求旅途平安，繁浩、精细的工程延笃了十个朝代，历时一千多年。

　　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方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为一体的艺术殿堂。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面对漫长的修建历史，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中感慨地说，“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对于洞内的壁画，余秋雨先生说“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

　　莫高窟在千年的岁月更替中，是理想的佛门静地，静静的，只有轻轻的诵经声伴着缭绕的袅袅青烟。夜阑人静，佛者青灯黄卷物我两忘，真是肉身和心灵的理想天堂，是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这种理想的沉寂一直持续千年。这是何等的好，这是何等的妙。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讲：我们在进行科学或哲学思维时，思考仍停留在意识形式之内，而古印度哲学似乎是超越意识形式的，追求一种超验的体会。正是这种古哲学氛围滋养了佛祖，使他在深思49天后的一个美丽夜晚终于获得了觉悟。主张人们以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面对世界，通过无限的慈悲、怜悯、宽容和善意使这个世界趋于平和。

　　但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再把心思放在这么一块荒僻的地方，莫高窟就此喧哗了。一个叫王圆箓的逃荒道士接过了敦煌的这块瑰宝，在这里安下了家，成了守窟的人。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秋雨先生曾在《美的无奈》中说过，“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震或战争”。莫高窟的浩劫就验证了这句话。这个王道士他身上保有着中国人的良好修养：勤劳、好客。每天早上，都要用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洞窟的铁锁，仔细地审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不符合他一个道士的身份。至少那些彩绣辉煌的飞天就不合适，于是，找来匠人，粗略地改造了一下，五颜六色的墙壁经白灰一粉刷还真亮堂。

　　1900年的一个早上，这个王圆箓打开了一个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历代经书文物的洞穴。这些文物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这次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可是王道士好客啊，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他只收取了几个小小的铜板，就让这些原本愿意为之送命的强盗轻而易举地用牛车载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卷。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说过，“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可是，对于存在的文明视而不见，一文不名，又何尝不是悲剧呢？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来了，有人掀走了壁画，有人搬走了雕像，有人运走了经书，有人拿走了织绢和绘画。俄国的、日本的、匈牙利的、法国的……他们拉走了一箱又一箱，拉走了一车又一车。莫高窟在哭泣，在西北苍凉的风中耸动柔弱的肩无助地流泪。

　　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地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经过千年风雨和数次劫难后，莫高窟已千疮百孔，一幅一幅壁画被揭去，菩萨美丽的头颅不翼而飞，墙壁上到处都有流沙的划痕和人为的破坏。

　　莫高窟的劫难，不仅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破坏，应当说，它是整个人类的劫难。这种恨意，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说，“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这不禁让我们思索：我们该如何保护这灿烂的文化？

　　◎那些失落的碎片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乡关何处》

　　余秋雨先生曾为“我们是飞天的后人”、为我们“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而骄傲不已。面对瑰丽的敦煌莫高窟，百年前的王道士没能守住它，虽然余秋雨先生也已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但是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余秋雨先生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悲剧似乎就不会发生了。当然，我们首先要正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浩劫和悲剧，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反思。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大量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止是民族的屈辱，也给专家们研究华夏文明史带来了阻力。但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的辉煌仍然在中国，敦煌学仍然在中国。“道士塔”作为民族文明的耻辱和衰败的象征，虽已成为历史却足以鞭策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重蹈覆辙。余秋雨先生在《简单与自然》中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

　　华夏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乐章。以书画典籍、工艺珍品等文物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宝贵艺术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今，它们仿佛一颗颗珍珠，撒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私人收藏中。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的自序中说：“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其间不计其数的文物被掠夺和毁损，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流落海外多数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正常的贸易或馈赠，如我国古代出口的瓷器、丝绸等。在近代战争中被抢掠的，如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大量文物不计其数。法国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由移居海外的华侨带出的，被非法发掘坟墓、偷盗的，被非法商人以低价讹诈的，如英国斯坦因等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掠回国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

　　文物走私也是导致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之一。在世界上，文物走私是一个普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一度告别了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暴利的驱使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近20年来，以香港作为中转站而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的无法想象。

　　文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物化，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中国文物在世界上，一直具有极独特的价值和崇高的声誉。150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的文物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指出：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应是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十倍。

　　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中国珍贵文物的流失数量竟高达几百万件，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就超过100万件。海外流失文物数量之大、档次之高，让人们惊愕又痛惜不已。面对被强取豪夺走的中国文物，某些国家竟然拒绝归还，对于此，专家提议，因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且情况千差万别，应不同对待：凡在正常往来中留存国外的中国文物，当不在追究之列；而对被劫掠、偷盗、骗取之文物，应该诉诸国际法律追索讨还。我国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也说，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决不因此而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像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应该要求无偿归还。

　　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提到，“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是的，我们肩负着祖先、父辈的遗嘱，有义务将“遗失的文明”追回来，这个遗嘱还将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的子子孙孙加入到这个行列。

　　石刻、壁画等石窟艺术，敦煌曲子词等文学音乐，这些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瑰宝。在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乃至国际上都走在前列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们几十年甚至毕生在沙漠戈壁中，过着如昔日苦行僧侣般的艰苦生活。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著名的画师张大千带着妻儿，赶着牛车，踏着西部漫漫黄沙来到了敦煌。面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他被震撼了。他以一个中国文人的自豪感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两年多的时间临摹壁画，并整理登记编号。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以近半数得票当选为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樊锦诗，五十年代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毅然来到大漠戈壁，守护敦煌莫高窟四十余载，为敦煌石窟走上科学保护之路做出了不朽贡献。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守护敦煌莫高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人类至今没有建立救助文明的机制，一切只凭少数人心头的一点良知，但那点良知究竟有多少力量？又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们聚集在一起？”余秋雨先生在《失落的背影》中的一段话，更能让我们沉思。

　　舞蹈着的活图腾

　　◎她的名字叫“傩”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贵池傩》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对于鬼神文化，也做了一种引渡。神、巫、鬼等在中国历代文化中并不少见，是人们在乞求通过一种超脱自身或者超越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赶走自己精神上的困惑和恐惧，以达到驾御自然，掌握自己人生的夸大的意识的反映。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傩”进行了诠释：“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文化，视之为迷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