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怒仍然郁结于怀，功成身退的愿望难以实现。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所滋长。他在失意的时候总是想到道教，想到炼丹隐遁，想到纵酒游历。他在求仙学道生涯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此睥睨尘俗，傲视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于其他文人碰壁现实后的沮丧，而是一种蔑视群小、蔑视权贵的兀傲。他非常注重个人的感受，高兴就狂笑，悲伤就狂叫。我们可以发现李白很少有严谨的律诗，而且大部分用第一人称写诗，这就是他和道教所追求的那种对自身、对个性的解放和释放的表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以这两句诗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这种兀傲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道教思想与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唐代的道教文化影响李白的一生，虽然没有使他“功成”，实现他“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理想，却助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仙”。
开创了现实主义诗风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比李白小11岁。两人同为唐朝诗坛巨擘，但由于二人家世、文化教育信仰的不同，导致其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的不同，进而，他们的诗作风格也迥然有异。
杜甫的家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在《进雕赋表》里所说的“奉儒守官”，即他的家庭是崇奉儒家，遵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二是他十三世祖杜预所说的“立功立言”。杜甫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诗书传统的官僚世家，其家风必然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至杜甫时，家道中衰，甚至于穷困潦倒，但他一直保持着家庭祖传的基因，坚持“奉儒守官”和“立功立言”的传统家风。他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可说是相当执着的，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阐释者。“奉儒”就是要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和观念，就是要忠君、爱民、济世、宗仰尧舜、实行仁政。杜甫的抱负和李白一样，都是要为官，干一番事业。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尧舜的“仁政”而奔走着、呼喊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仁爱、广博、宽厚、忠慈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那么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伟大诗人。
杜甫信儒，李白信道；杜甫近人，李白似仙。这两种宗教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都是从关心人文出发的，两者之间的不同应该是道家比较注重个人，也就是个体的关怀，而儒家更注重对一个群体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始终以儒家的为主，道家为辅的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说到：“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渗入了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使之成为包含道家思想的佛教。经此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弘扬光大，千余年来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宗教信仰。期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也使得佛教教义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佛家经典中的哲学以及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许多是儒、道学说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开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备受人们欢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国的经验，对各家学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七世纪二十年代，高僧玄奘曾西渡流沙，越葱岭，千辛万苦到印度取得真经，使得诸教并容，鼎足而立。
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不仅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王维受家庭影响，早年即笃信佛教，平生亦虔诚奉佛，素服长斋。他的诗画艺术成就与其较高的佛学修养是分不开的，故世有“诗佛”之美誉。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内心极为痛苦的他“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很容易就会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此时的他只得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李白的道家与王维的佛家不同之处就在于李白只追求自我，根本不回头也不低头，而王维总是微笑着回头或者低头看看。这也是两种宗教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佛的形象总是高高在上，微笑着看着你的，而仙的形象总是飘在空中，仰着头，背对着你。
文人虽然也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失意之时为之追求过，这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恰恰更好的丰富了文人的精神领域。人的性情是复杂、多面的。他们的反省，是在自我人格完美上的体验，是在现实和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的展示，这样的精神内化，更能体现出他们真诚的一面，似乎更具有文人的魅力!
韩愈的出现，打破了文人的思路，韩愈的复古思想和文人精神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儒、道、佛精神的批判，尽管他自己可能已经受到它的影响。韩愈这一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弱化了文人自我价值存在的体系，强化了文人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代文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环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适合不适合自己而已。余秋雨先生在《寂寞的天柱山》中说道，“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卡夫卡说：“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隐逸人格的风度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江南小镇》
余秋雨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传统文人的历史文化处境，“隐逸人格”也就成为其散文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沙漠隐泉》、《庐山》、《江南小镇》、《寂寞天柱山》、《藏书忧》等篇章都塑造了高标出世的隐逸形象，或是表现了浓厚的隐逸倾向。中国文人这种隐逸人格的存在，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关。对精神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
有少数的文人确实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将佛道当成一种风雅的娱乐。他们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却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并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美创造中建构和显现了人格精神，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生产活动中体会和享受到了成功与超越的乐趣。他们喜欢同僧道往来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维、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等等。多与僧人交游，从这些高僧大德超凡脱俗的气质中受到启发，从而写下许多千古绝唱。名臣如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佛门居士，事出家人为师。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学宗师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形成有着不解之缘。慧远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出家到五十岁，他一直跟随师父道安，学道修行，风风雨雨几十年，由一个年轻的俗家才子，成长为一个品性高尚、学养渊深的佛教徒；五十岁时与师父在襄阳分手后，慧远在庐山结庐，创建东林寺，此后三十年，他迹不出庐山，与俗世相隔绝，一心向佛，使庐山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他也因而成为一个为天下人所尊崇的佛教领袖，慧远的名字同庐山一起传遍了天下。
慧远在寺中专注修行的三十余年里，史载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即使是送客，也从不越过寺前那条清澈的虎溪。传说一旦慧远不慎过了虎溪上的石桥，山上便有灵虎呜号。
有一天，《桃花源记》的作者、著名诗人陶渊明与简寂观道教宗师陆修静同时造访慧远，三人的性情兴趣都十分投合，因此一谈起话来便欲罢不能。直到慧远送他们离开时，依然无法止住彼此谈话的兴致。在不知不觉中慧远破了戒，越过了虎溪。此时神虎就大声鸣吼了，三人这才惊觉发生了破戒情事；然而他们不是痛苦自责，反倒是彼此理解，会心的相视大笑。于是这过溪的场景、朗笑的刹那，便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留下了“虎溪三笑”的美谈。此情此景成了历代画家偏爱的作画题材了。后世一直将《虎溪三笑图》所绘之内容，视之为儒佛道“三教亲和，原是一家”的象征，并以宋代石恪所绘为最古。
慧远所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庐山，既是一个佛教中心，又是一个杰出的文人集团，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才华卓越的文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慧远的身边，聆听大师的讲话，并与他论道谈诗，结社修行，共期佳境。人们爱他的经文，也爱听他留给后世的种种传说。慧远不仅赢得了同道、信徒的崇敬，而且还受到了整个社会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文有儒士、武有将军的崇拜。慧远颖悟而超然的一生，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上了精妙的一笔。
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的佛印禅师，是以文学和佛学而名闻全国的一位高僧。他小时候是一个神童，三岁就能背诵唐诗，到五岁入学读书时，那本《唐诗三百首》，他已能够背出二百多首。于是，老师教他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因为他聪明过人，不久五经也都通晓了。接着，他开始研究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有一天，他到一座叫竹林寺的庙里，读《楞严经》，这个神童，越读越有兴趣，他发觉这才是真理。到十六岁时就出家专门研究佛学了。佛印禅师因为德学兼优，名闻全国，神宗皇帝颁赐一个“高丽磨纳金钵”给他，以表扬他的道德；当时很多佛寺都请他去住持。
当佛印禅师住持庐山的归宗寺时，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黄州位于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的庐山，正好隔江相望；因此，苏东坡就时常坐船过江，找佛印禅师谈禅论道，他们两人越谈越投机。由于会晤的次数多了，交谊也日渐进增，有时候他们在谈话中也开开玩笑，从开玩笑中揭示佛教的禅理。
传说有一天，佛印禅师教苏东坡坐禅，苏东坡很高兴地穿起大袍，坐在佛印禅师的对面；两个人对坐了一会儿，苏东坡头脑一转，问佛印禅师道：“你看我坐着，像个什么？” “像一尊佛！”佛印禅师心平气和地答道。苏东坡听了这句话，心里觉得很甜！当苏东坡感到得意的时候，恰巧佛印禅师又反问苏东坡道：“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看佛印禅师穿着大袍，婆娑于地，这一下给他抓到机会了，他连讥带讽地答道：“像一堆牛粪。”苏东坡答后，偷看了佛印禅师一下，看他有什么表示，只见佛印禅师眼观鼻，鼻观心地默然端坐着。这时，苏东坡感到飘飘然起来。
苏东坡回家，得意洋洋！他的妹妹苏小妹看到，问他：“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每次跟佛印师父辩论，都输给他，今天我第一次得到胜利了。”苏东坡说时，喜形于色。苏小妹问：“哥哥，你是怎么样胜他的？”苏东坡便把今天跟佛印禅师对坐时的谈话经过，一五一十地描述给苏小妹听；他心里以为苏小妹听了，一定会替他高兴，大大地夸奖他一番，哪里知道小妹听了，却摇摇头向他说道：“哥哥，你又输了！” “我输？我骂师父是一堆牛粪，师父给我骂得一句话也答不出，这怎么是我输呢？”苏东坡感到困惑。“哥哥，万法（万事万物）唯心，心外无法，这道理你是知道的。”苏小妹笑嘻嘻地对苏东坡说：“佛印师父心里想的是佛，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哥哥你心里想的是牛粪，所以你看师父像一堆牛粪。师父嘴里走出一尊佛，哥哥你嘴里拉出一堆牛粪；你的臭嘴巴，还不是输了吗？”苏东坡经小妹指出，才恍然大悟，惭愧不已！
文人就像一条纽带，把世间的万物与我们的心连了起来。文人的隐逸思想皆是因现实生活遭遇挫折，怀抱的济世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他们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统治生活的外围或边缘，因此他们好以山水为家，好与僧道为友。出入山林庙舍，并不是简单地想逃避什么，而主要是冲着一种文化而去，冲着一种人格的风度而去。余秋雨先生在《“佛主笑了”》中说道“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状态，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状态。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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