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