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