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 作者：托马斯·哈代
无名的裘德读后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无名的裘德读后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何许人
阅读《无名的裘德》一书的过程并不愉快，甚至随着情节的推进越来越压抑。裘德好学勤敏,立志以知识改变命运。他对神圣，崇高和美好的事物怀着天然的向往。同所有未涉世事的青年一样，他以为世界在面前了展开无限的可能，一切都是予取予求。那是他人生中叶嫩花初的早春。而当第一次婚姻破灭，当他被庄严肃穆的大学拒之门外，当他爱恋着表妹苏却不能打破禁忌，裘德的人生被现实的疾风骤雨抽打着，被推向炙热的夏天。在苏和费乐生结婚后，她和裘德压抑的爱恋终于冲破藩篱，他们不顾一切地结合。他们快乐，但光亮只有一瞬，犹如划破夏日夜空的闪电，紧随着的是更残酷的凄风苦雨。他们不为世俗所容，裘德壮志难酬、谋职无路、告贷无门，深陷于生活的泥淖中寸步难行。而就在转机出现时，绝望的长子同弟妹一同吊死。苏遭此惨变，终向命运和教会屈服，离开了他。裘德则终日纵酒，郁郁成疾，他的生命像在寒霜中凋落的最后一片残叶，最后含恨而终。
一．命运的困境
哈代在序言中说，这本小说“力求做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人类一次最强烈的激情所带来的煎熬和狂躁，讥诮和灾难”，“描述灵与肉之间展开的一场惨烈的斗争”，“展示空怀大志而抱恨终天的经过”。裘德的一生似是被看不见的大手搓揉，在命运的航道中辗转沉浮。但哈代所要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悲剧，而是力图俯瞰整个人类命运，昭示一种集体困境。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述的悲剧人物的特点——“他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裘德与苏都有着纯良而高洁的灵魂，对善与美心怀虔诚，却又步步把自己和对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悲剧性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既非罪有应得，又不能完全洗刷主观责任。
裘德和苏的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考察一下哈代创作这部小说时所处的环境。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当时的英国人在宗教、伦理、文艺等方面, 均以正统的权威观念为准则。与其他盛世一样，国民心态乐观中庸，对现实怀有信任和顺从。但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所坚信的社会进步论已开始动摇。“人们终于发现, 物质的进步并不等于道德的进步, 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造成恰恰相反的结果。”这种社会心态的集体下沉在小说中被放大。哈代以冷峻的笔触批驳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方方面面，譬如宗教主义、法律条文、婚姻道德等。哈代在题跋中说，“婚姻一旦成了对其中任一方的不堪忍受的酷虐，那就应该解除。因为无论从实质还是从道德方面说，已不成其为婚姻。”书中展示了社会传统道德习俗如何摧残美好的人性, 如何践踏崇高的理想, 如何作弄小人物的命运, 如何在人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竖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将裘德的悲剧仅仅解读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不够的。哈代甚至站得更高。裘德和苏以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与社会道德规范相抗衡，他们决定依从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顺应社会价值观念去衡量自己。但是，在他们冲破旧的传统价值观的桎梏后, 并没有建立新的价值观。当他们自身的价值、尊严、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同时, 他们在内心产生困惑和怀疑。苏的任性与摇摆不定, 裘德的一意孤行正是这种困惑的表现，最终使他们又陷入了更深的泥淖。
人的生存，既要追求自由，从心所欲，不违背自我，又要与周遭的环境和谐，才能获得理想中的幸福。而自我与外部环境往往相冲突。在裘德的悲剧中体现的正是这种命运的困境。
二．觉醒的女性
哈代在序言中是这样描述苏的:“知识丰富，精神解放，感觉敏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她具有独立意识，富有个性，是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当她独立思考的时候，她的智力象闪烁的电光一样，能对他那时尊敬而现在鄙视的习俗、礼法加以嘲弄攻击”。她一直执着于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而在追求中又常常陷入人生抉择的痛苦和两难境地。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新旧价值观交锋和磨合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部分女性开始把目光投向家庭之外。男权对女性的规范也有所松动。但是刚刚萌芽的女性意识并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的控制。她们觉醒，又十分迷茫。如小说中的苏，她在与来自外部的道德习俗交锋的同时，内心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摇摆。
哈代精确地描写了苏在同费劳孙“履行契约的义务”与裘德“自发自愿”结合之间,徘徊犹豫，心绪不宁的内心冲突。在良心上, 她觉得费劳孙是“好人”,但在感情上, 又认为裘德才是“恋人”。她和裘德的爱情是纯粹的，他们心灵相通，志同道合。“他们的爱里包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或者同情,几乎把一切粗俗的情况都铲除干净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要在一块儿,两个互相领略彼此的感情、幻想和愿望。”但在她的情爱世界中有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信仰。她追求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一种精神之爱。如果说她不顾忌世俗非议离开费乐生是对社会习俗的叛逆，而当裘德要求她真正成为他的太太时, 她显露出的紧张、焦虑与逃避则是出于不愿背弃自己的爱情信仰。这也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体现。她认为在男女性关系中女性只是在奉献。她把对性爱的藐视，对精神恋爱的追求看作是取消性别差异，争取男女平等的手段和途径。她把没有爱的婚姻看作是一种契约.她对费乐生说:”我现在对你有这样的感觉,而非得跟你同居,那这样的同居就等于通奸.”甚至是在和裘德的关系中,她也将婚姻关系看做爱情的杀手.她害怕形式上的契约破坏两人之间的和谐平等的关系.而当她不得不将自己完全交给裘德,其实已经是在委曲求全,是屈从,是妥协,是对自己理想的背叛,也是内心火焰的幻灭的开始.
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对苏这样的女性的不宽容。从她失去工艺品店的工作，到被学校开除，再到她和裘德一起生活后的种种艰难，甚至沦落到摆小摊卖姜饼，而被裘德的前妻阿拉贝拉耻笑。虽然善良的费乐生对苏心怀怜悯包容，但他的好友季令安的看法显然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主流：“我认为应该把她揍一顿，使她清醒清醒。”即使是对费乐生同意苏离婚并与裘德结合这件事，也令可怜的小学老师受到诸多尴尬的非议，甚至失去教席。可以想象裘德和苏本人遭受的又是怎样的苛责！她那不合时宜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简直令她在现实的男权社会里寸步难行。她一次次地反抗，企图挣脱环境的束缚，也一步步地承受更多更毒辣的非议，被勒得更紧，令她不得不幻灭，不得不妥协。而孩子们的死则是加诸于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被迫放弃理想，甚至放弃整个自我，并且对先前的自我产生严重的怀疑——她忏悔孩子的死亡是罪恶生活的结果，是上帝的惩罚。可以认为，那个火一般自由独立的苏已经熄灭了她的生命，剩下的不过是灰烬。
苏最终选择的是回归传统, 回归她曾一度鄙视的宗教。这个“和伏尔泰一样”的人将自己送上宗教的祭坛，企图用赎罪的方式在灵魂上得到解脱。苏最终没有完全获得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但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觉醒中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的质问和挑战。这也是苏这一形象的魅力和意义所在。
作为女性读者，我赞叹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钦佩她挑战世俗的果敢和勇气。但同时，也深深反思她悲剧的原因。社会环境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不得不归结于她所追求的爱情和生活皆太过虚幻。如果说婚姻皆桎梏，传统的合法婚姻只是“肮脏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得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那么，不缔结婚姻关系就可以令感情永远保鲜吗？如果是那样，苏就不会对裘德的前妻阿拉贝拉产生嫉妒，也就不会在不安的驱使下与裘德结婚。苏作为灵的象征反衬了阿拉贝拉肉欲的低贱，但太过强调灵肉分离令她的爱情理想注定在现实中被狠狠击碎。
读罢全书，我折服于哈代对世事的洞察入微，对人性的精准表达。但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哈代在书中传达了几组对立的矛盾和错位——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道德与自我，等等。是斗争还是妥协？人应该如何达成与自我与环境的双重和谐？裘德和苏没有找到出路，书中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正是哈代留给每位读者的思考。
托马斯·哈代长篇小说：还乡还乡哈代诗选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时间的笑柄托马斯·哈代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何许人
阅读《无名的裘德》一书的过程并不愉快，甚至随着情节的推进越来越压抑。裘德好学勤敏,立志以知识改变命运。他对神圣，崇高和美好的事物怀着天然的向往。同所有未涉世事的青年一样，他以为世界在面前了展开无限的可能，一切都是予取予求。那是他人生中叶嫩花初的早春。而当第一次婚姻破灭，当他被庄严肃穆的大学拒之门外，当他爱恋着表妹苏却不能打破禁忌，裘德的人生被现实的疾风骤雨抽打着，被推向炙热的夏天。在苏和费乐生结婚后，她和裘德压抑的爱恋终于冲破藩篱，他们不顾一切地结合。他们快乐，但光亮只有一瞬，犹如划破夏日夜空的闪电，紧随着的是更残酷的凄风苦雨。他们不为世俗所容，裘德壮志难酬、谋职无路、告贷无门，深陷于生活的泥淖中寸步难行。而就在转机出现时，绝望的长子同弟妹一同吊死。苏遭此惨变，终向命运和教会屈服，离开了他。裘德则终日纵酒，郁郁成疾，他的生命像在寒霜中凋落的最后一片残叶，最后含恨而终。
一．命运的困境
哈代在序言中说，这本小说“力求做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人类一次最强烈的激情所带来的煎熬和狂躁，讥诮和灾难”，“描述灵与肉之间展开的一场惨烈的斗争”，“展示空怀大志而抱恨终天的经过”。裘德的一生似是被看不见的大手搓揉，在命运的航道中辗转沉浮。但哈代所要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悲剧，而是力图俯瞰整个人类命运，昭示一种集体困境。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述的悲剧人物的特点——“他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裘德与苏都有着纯良而高洁的灵魂，对善与美心怀虔诚，却又步步把自己和对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悲剧性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既非罪有应得，又不能完全洗刷主观责任。
裘德和苏的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考察一下哈代创作这部小说时所处的环境。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当时的英国人在宗教、伦理、文艺等方面, 均以正统的权威观念为准则。与其他盛世一样，国民心态乐观中庸，对现实怀有信任和顺从。但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所坚信的社会进步论已开始动摇。“人们终于发现, 物质的进步并不等于道德的进步, 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造成恰恰相反的结果。”这种社会心态的集体下沉在小说中被放大。哈代以冷峻的笔触批驳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方方面面，譬如宗教主义、法律条文、婚姻道德等。哈代在题跋中说，“婚姻一旦成了对其中任一方的不堪忍受的酷虐，那就应该解除。因为无论从实质还是从道德方面说，已不成其为婚姻。”书中展示了社会传统道德习俗如何摧残美好的人性, 如何践踏崇高的理想, 如何作弄小人物的命运, 如何在人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竖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将裘德的悲剧仅仅解读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不够的。哈代甚至站得更高。裘德和苏以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与社会道德规范相抗衡，他们决定依从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顺应社会价值观念去衡量自己。但是，在他们冲破旧的传统价值观的桎梏后, 并没有建立新的价值观。当他们自身的价值、尊严、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同时, 他们在内心产生困惑和怀疑。苏的任性与摇摆不定, 裘德的一意孤行正是这种困惑的表现，最终使他们又陷入了更深的泥淖。
人的生存，既要追求自由，从心所欲，不违背自我，又要与周遭的环境和谐，才能获得理想中的幸福。而自我与外部环境往往相冲突。在裘德的悲剧中体现的正是这种命运的困境。
二．觉醒的女性
哈代在序言中是这样描述苏的:“知识丰富，精神解放，感觉敏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她具有独立意识，富有个性，是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当她独立思考的时候，她的智力象闪烁的电光一样，能对他那时尊敬而现在鄙视的习俗、礼法加以嘲弄攻击”。她一直执着于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而在追求中又常常陷入人生抉择的痛苦和两难境地。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新旧价值观交锋和磨合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部分女性开始把目光投向家庭之外。男权对女性的规范也有所松动。但是刚刚萌芽的女性意识并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的控制。她们觉醒，又十分迷茫。如小说中的苏，她在与来自外部的道德习俗交锋的同时，内心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摇摆。
哈代精确地描写了苏在同费劳孙“履行契约的义务”与裘德“自发自愿”结合之间,徘徊犹豫，心绪不宁的内心冲突。在良心上, 她觉得费劳孙是“好人”,但在感情上, 又认为裘德才是“恋人”。她和裘德的爱情是纯粹的，他们心灵相通，志同道合。“他们的爱里包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或者同情,几乎把一切粗俗的情况都铲除干净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要在一块儿,两个互相领略彼此的感情、幻想和愿望。”但在她的情爱世界中有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信仰。她追求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一种精神之爱。如果说她不顾忌世俗非议离开费乐生是对社会习俗的叛逆，而当裘德要求她真正成为他的太太时, 她显露出的紧张、焦虑与逃避则是出于不愿背弃自己的爱情信仰。这也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体现。她认为在男女性关系中女性只是在奉献。她把对性爱的藐视，对精神恋爱的追求看作是取消性别差异，争取男女平等的手段和途径。她把没有爱的婚姻看作是一种契约.她对费乐生说:”我现在对你有这样的感觉,而非得跟你同居,那这样的同居就等于通奸.”甚至是在和裘德的关系中,她也将婚姻关系看做爱情的杀手.她害怕形式上的契约破坏两人之间的和谐平等的关系.而当她不得不将自己完全交给裘德,其实已经是在委曲求全,是屈从,是妥协,是对自己理想的背叛,也是内心火焰的幻灭的开始.
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对苏这样的女性的不宽容。从她失去工艺品店的工作，到被学校开除，再到她和裘德一起生活后的种种艰难，甚至沦落到摆小摊卖姜饼，而被裘德的前妻阿拉贝拉耻笑。虽然善良的费乐生对苏心怀怜悯包容，但他的好友季令安的看法显然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主流：“我认为应该把她揍一顿，使她清醒清醒。”即使是对费乐生同意苏离婚并与裘德结合这件事，也令可怜的小学老师受到诸多尴尬的非议，甚至失去教席。可以想象裘德和苏本人遭受的又是怎样的苛责！她那不合时宜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简直令她在现实的男权社会里寸步难行。她一次次地反抗，企图挣脱环境的束缚，也一步步地承受更多更毒辣的非议，被勒得更紧，令她不得不幻灭，不得不妥协。而孩子们的死则是加诸于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被迫放弃理想，甚至放弃整个自我，并且对先前的自我产生严重的怀疑——她忏悔孩子的死亡是罪恶生活的结果，是上帝的惩罚。可以认为，那个火一般自由独立的苏已经熄灭了她的生命，剩下的不过是灰烬。
苏最终选择的是回归传统, 回归她曾一度鄙视的宗教。这个“和伏尔泰一样”的人将自己送上宗教的祭坛，企图用赎罪的方式在灵魂上得到解脱。苏最终没有完全获得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但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觉醒中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的质问和挑战。这也是苏这一形象的魅力和意义所在。
作为女性读者，我赞叹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钦佩她挑战世俗的果敢和勇气。但同时，也深深反思她悲剧的原因。社会环境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不得不归结于她所追求的爱情和生活皆太过虚幻。如果说婚姻皆桎梏，传统的合法婚姻只是“肮脏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得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那么，不缔结婚姻关系就可以令感情永远保鲜吗？如果是那样，苏就不会对裘德的前妻阿拉贝拉产生嫉妒，也就不会在不安的驱使下与裘德结婚。苏作为灵的象征反衬了阿拉贝拉肉欲的低贱，但太过强调灵肉分离令她的爱情理想注定在现实中被狠狠击碎。
读罢全书，我折服于哈代对世事的洞察入微，对人性的精准表达。但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哈代在书中传达了几组对立的矛盾和错位——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道德与自我，等等。是斗争还是妥协？人应该如何达成与自我与环境的双重和谐？裘德和苏没有找到出路，书中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正是哈代留给每位读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