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intusetincute
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忏悔录社会契约论漫步遐想录爱弥尔-论教育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忏悔录intusetincute
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