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观的评，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
卢梭：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漫步遐想录爱弥尔-论教育社会契约论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观的评，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