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报刊杂志摊的易普先生随口说起，他挥了下手中的《印度海外周报》道：“你是从大吉岭那边来的吧，是吗？出了很多乱子……”
“怎么回事？”
“尼泊尔人在捣乱……那帮人真麻烦……”
“罢工？”
“糟得多，大哥，不光是罢工，整个山坡一侧都停滞了。”
“真的？”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你没听说？”
“没有。我很久没收到信了。”
“你不想想为什么吗？”
比居原以为是通常的邮政中断——恶劣天气、邮政人员办事能力差——所以父亲那边暂时没信过来。
“应该把这些混蛋踢回尼泊尔去。”易普先生接着说，“孟加拉人回孟加拉国，阿富汗人回阿富汗，所有的穆斯林都去巴基斯坦，那些不丹人，他们干吗要待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待在这儿？”
“这个国家不一样，”他恬不知耻地说，“没我们他们可怎么办？”
比居回去工作了。
一整天，他的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确信父亲已经死了。法官就算想找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他开始紧张不安起来。
第二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溜出厨房，从一个无业游民手里花二十五美元买了个号码，这个人对数字颇有天赋，他整天游荡在电话亭外面，偷听别人报电话卡密码，然后记在脑子里。他在一个叫奥诺普鲁斯先生的人身后徘徊，这位先生一点也没起疑心，打了一通电话，以白金卡付费——
“动作快点！”他对比居说，“这号码我也不能确定，已经有几个人用过了……”
电话听筒仍留有上一次亲密接触的余温和湿度，它冲比居呼了口气，里面传来一阵如结核病人的咳嗽声。因为卓奥友没有电话，比居拨了瑞金堡路上铁匣子府的号码。
“能叫我父亲来吗？我两小时后再打来。”
就这样，一天傍晚，铁匣子府的看门人拼命撼动着卓奥友的大门，厨子正在炖肉汤，里面放了骨头和嫩洋葱——几个星期后，电话线将被切断，桥梁遭轰炸，他们陷入一片疯狂。
“哎！电话！哎！电话！你儿子来的电话！哎！从美国来的。他一小时后再打来。快点来！”
厨子马上就走，让赛伊照看火上炖着的骨架子，汤的表面漂浮着绿色蔬菜的碎片，一上一下地跳着舞——“宝贝伊！”
“你去哪里？”赛伊问道，她正扯着玛特腿上的装饰毛，心中念着基恩老是不来——
厨子没搭腔。他已出了大门飞奔而去。
“风太大，风刮的。”看门人老婆说，“线路晃成这样，像这样”——她的手作破浪状。
孩子们爬到树上，想把电线稳住。
一阵静电噪音蹂躏着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距离。
“出什么事了？”叫得更响了——“一切都好吧？”
“你说什么？”
“别捣鼓了！”看门人老婆说，把孩子一个个从树上揪了下来，“你们越搞越糟。”
“出什么事了？有暴乱？罢工？”
“现在没事了！”（最好不要让他担心。）“没事了！”
“他打算回来吗？”看门人问道。
“你还好吗？”比居在纽约街头尖声叫喊着。
“不要为我担心。这边的事都不要烦。酒店里吃饭安排得还好吧？饭店给你提供住宿吗？那里有没有其他从北方邦去的人？”
“提供住宿。吃饭免费。一切都好。你好吗？”比居又问了一遍。
“现在一切都平静了。”
“你身体好吗？”
“好。一切都好。”
“呵，一切都好，”每个人都点头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突然之间，他们无话可说了，那情感仍在，并膨胀着，对话却停住了；他们蓦地陷入一片虚无中。
“他什么时候回来？”看门人提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