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首要的资格：必须是个骗子。
布莱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大师，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插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国诗人，
为什么仅仅十二年呢？因为桑德拉斯于1912年才来到法国……
战后，曾经笼罩在他们二人间的乌云很快被驱散。1918年，布莱斯·桑德拉斯担任文学室主任的警报器出版社发表了阿波利奈尔的《塞纳河两岸的闲人》。布莱斯在他后来的信件中，重新在签字前对阿波利奈尔恢复使用纪尧姆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诚的用语：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布莱斯·桑德拉斯报名参军了。一个月之后，他结了婚。又过了几天，他成为巴黎外国军团一团的正式成员。
他在部队为保卫收留他的祖国战斗了一年。起初，与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一样，桑德拉斯发现了一个使诗人着迷的新世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在军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坚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对任何事均持冷嘲热讽的批评态度。在他的笔下，什么事都值得他大惊小怪，大加评论：部队经过尚蒂利时，若弗尔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正在那里俯身在参谋部的地图上与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团的士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打搅了大元帅，他很不高兴；为了不干扰法国军事首长们的军事战略会议，若弗尔下令在市内的街道上铺上稻草……
他所在的团开始重返北海时，他更加起劲地嘲笑指挥官们的指挥才能，并且口出狂言：当时应该迅速进发截断敌人的通道；为了适应更加艰苦的战斗，最好能够就地休整部队；军官们有他们自己的指挥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与非军事艺术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次，这些火车本来应该运输士兵，可是现在让火车陪送士兵上前线，真是岂有此理！士兵们背着行装筋疲力尽地沿着铁路线蹒跚前进，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车头黑炭似的目光却窥视着艰难地行进中的士兵，多么伟大的指挥艺术啊！
但布莱斯·桑德拉斯能够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够顶住，因为他的身边时刻还有一位虚无缥缈的小家伙，他很快就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人物：莫拉瓦季纳。这是战时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实的战友，因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牺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槟省，一枚炸弹击中了作家的手，布莱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战役中，勃拉克头部负伤，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们受的伤使他们二位因祸得福。除了无穷无尽的口头安慰之外，他们都被授予了金棕榈战争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许诺将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战壕中战斗过的外国艺术家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法国国籍。
巴黎的盛宴布莱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大师，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插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国诗人，
为什么仅仅十二年呢？因为桑德拉斯于1912年才来到法国……
战后，曾经笼罩在他们二人间的乌云很快被驱散。1918年，布莱斯·桑德拉斯担任文学室主任的警报器出版社发表了阿波利奈尔的《塞纳河两岸的闲人》。布莱斯在他后来的信件中，重新在签字前对阿波利奈尔恢复使用纪尧姆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诚的用语：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布莱斯·桑德拉斯报名参军了。一个月之后，他结了婚。又过了几天，他成为巴黎外国军团一团的正式成员。
他在部队为保卫收留他的祖国战斗了一年。起初，与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一样，桑德拉斯发现了一个使诗人着迷的新世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在军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坚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对任何事均持冷嘲热讽的批评态度。在他的笔下，什么事都值得他大惊小怪，大加评论：部队经过尚蒂利时，若弗尔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正在那里俯身在参谋部的地图上与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团的士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打搅了大元帅，他很不高兴；为了不干扰法国军事首长们的军事战略会议，若弗尔下令在市内的街道上铺上稻草……
他所在的团开始重返北海时，他更加起劲地嘲笑指挥官们的指挥才能，并且口出狂言：当时应该迅速进发截断敌人的通道；为了适应更加艰苦的战斗，最好能够就地休整部队；军官们有他们自己的指挥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与非军事艺术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次，这些火车本来应该运输士兵，可是现在让火车陪送士兵上前线，真是岂有此理！士兵们背着行装筋疲力尽地沿着铁路线蹒跚前进，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车头黑炭似的目光却窥视着艰难地行进中的士兵，多么伟大的指挥艺术啊！
但布莱斯·桑德拉斯能够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够顶住，因为他的身边时刻还有一位虚无缥缈的小家伙，他很快就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人物：莫拉瓦季纳。这是战时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实的战友，因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牺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槟省，一枚炸弹击中了作家的手，布莱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战役中，勃拉克头部负伤，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们受的伤使他们二位因祸得福。除了无穷无尽的口头安慰之外，他们都被授予了金棕榈战争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许诺将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战壕中战斗过的外国艺术家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法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