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本以为自己已经没家，这曾经是他最大的阴影。现在他最大的担心没了，却又有了新的负担。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还是一个心如死灰、了无牵挂的人，偶尔也想丢下一切不管，晚上再偷偷跑回到中央公园去。但是德奥这时就会想到父母正在卡扬扎辛苦地重建着自己的家，奶奶自己一个人在布坦扎生活，兄弟姐妹都还在树林里躲着不敢出来。而自己现在由南希和查理照顾，上了一所属于常春藤的名校，并在那里学习生物化学和哲学，甚至还有人以为自己是个非洲王子。这一切都使德奥觉得自己“没用、无能、自私自利”，简直就是个可恶的“寄生虫”。他要想当上医生并能好好赚点钱恐怕还要等好多年，也许他该选一个更务实功利的职业，这样他就能早点帮上家里人。抱着这些想法，德奥报名上了基础经济课，虽然课很有趣，可是课上的每一分钟都使他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梦想。一周后，德奥放弃了这门课，心里很是自责。
他也想回布隆迪去看看，可这根本行不通。德奥刚刚勉强争取到了难民身份，律师詹姆斯说，如果难民又回到他当初逃出来的地方，那移民局很有可能不会再承认他的难民身份。
德奥能做的只有给家里寄钱。
他常去教区住宅看望莎伦。他听南希和查理说莎伦以前是位修女，但他从没有向莎伦问起。她不说，德奥便也不会刻意去问。但德奥知道莎伦每次见到自己都很高兴，她会问：“告诉我你最近过得如何？”德奥带来好消息时，比如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莎伦会激动地抱抱德奥说：“我太为你骄傲了！”在德奥寻找失散的家人时，莎伦一直陪在他身边，后来不久，德奥找莎伦借钱想寄给家人，莎伦给了他还算不少——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一百美元。后来，德奥和沃尔夫一家帮莎伦从教区搬到了一个呆头呆脑的老太太的公寓，莎伦在那里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看到莎伦住得那么局促，家当也是零零落落，德奥才知道她其实基本上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贫穷。从那之后，德奥再没找莎伦要过什么。
德奥有时也打些零工，比如给高中生辅导数学功课，偶尔在酒吧做做招待，还尽量从助学金中省下一些。查理每周日早上都会把零花钱装在信封里，写上“德奥收”，然后就放在厨房台子上。德奥知道，查理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拿到每周一百元的零花钱时心里不那么别扭。德奥第一次收到信封的时候就很抗拒，他能省就省，剩下的钱就收在公寓中。德奥知道，如果他硬要把钱还回去的话，南希和查理会觉得心寒。现在，德奥更努力地省钱，把剩下的钱全部寄到布隆迪。他算了算，每周乘地铁上学，交通费只要二十美元就够了，而且有时他还可以从曼哈顿的南部一直向北走到位于哈林区的大学，这样又可以省下一点。后来，德奥干脆连午饭也省了。一次上生物化学课，他们在饥饿机理中学到，在饥饿的早期，人的肝脏会对饥饿作出反应而造成口臭。一位不算相熟的同班同学对德奥说：“哥们儿，你得多吃点。”于是德奥调整了一下策略，就是晚上在家跟南希和查理吃饭时多吃些。
尽管如此，比起攒钱，把钱寄给家人更不容易。家人没有银行账户，这样就不得不寄现金。德奥把两张明信片粘在一起做成一个信封，把钱藏在里面寄给安托万，但他从克劳德那儿知道，明信片到了，但里面空空如也。
钱很可能是在布隆迪被偷走了。不过，德奥想也可能是他去投递的纽约那家邮局的人干的。或许试试另一家邮局就好了。一次，德奥跟着南希和查理去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拜访一位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在一片生活区闲逛，身上还带着准备寄给家里的钱。他看到有座房子前立着旗杆挂着美国国旗，就径直走过去敲门。有个男人出来开门，德奥说他想寄封信。
“你脑子没问题吧？”那人奇怪地问，德奥赶紧走了。
在布隆迪，只有政府机构才会挂着国旗，看来在这里情况不大一样。
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附近，德奥偶遇了一位布隆迪同胞，他在纽约靠开出租车为生。他给德奥介绍了几位在布隆迪领事馆工作的朋友。现在，布隆迪已经开始了和平进程。德奥主动要求带着到联合国的布隆迪官员在纽约转转，完全义务，不需要任何报酬。他打算在纽约为他们服务，然后让他们帮自己把钱带给布隆迪的家人。一般都会带给安托万，再由安托万把钱分给别的亲戚。然后德奥会打电话让克劳德告诉安托万，钱已经捎回去了。有时德奥在电话中问起汇款时，克劳德告诉他安托万去找那个捎钱的人，但那人说钱包或者行李箱让人偷去了，钱丢了。不过大多数时候，钱都能通过这条途径顺利送到。
德奥刚开始给到纽约来的同胞当向导时，希望能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让自己获得“为布隆迪做了点什么”的满足感。起初，德奥充满使命感，很热心地做这份差事。他带同胞参观世界贸易中心，抬头看着大厦，德奥就说：“看啊，看这里的人是怎么建设自己国家的，和布隆迪多么不一样啊！”不过，比起参观，很多人好像更喜欢购物——一般都是买些纺织品，德奥也没问原因。但过了不久，德奥开始想大多数人不是真的想好好逛逛纽约，他们在乎的只是能和别人炫耀自己到过纽约。慢慢地，德奥实在无法忍受他们的行事方法，就不再做这份工作。
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会对“家”有种特殊的感觉。家仿佛就近在眼前，却又好像远在天边。德奥现在觉得，家就是南希和查理在黄昏时点亮的那盏灯，就是自己深夜在书桌旁将耳朵紧紧贴着收音机等待播放布隆迪新闻时的那种心情。但德奥也伤心地意识到，家远在千里之外，而自己不可能回得去。南希看透了德奥的心思，德奥的叔叔寄来一张他的照片，南希特意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德奥书桌的正上方。
德奥也试着把心思重新放到学习上。他刚听说父母亲人还活着的时候，心里就装不下任何别的事情，包括大学的学业。但凡家里有一点坏消息，德奥就寝食难安。大学三年级时，德奥缺席了好几周的课程，但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直到他在上有机化学时——这是令所有医学预科学生都感到头疼的课——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了。德奥和教授解释事情的原委，教授劝他把这门课推到下学期再修。但德奥说他不能那么做，教授同意每周给德奥做专门辅导。在这门课结束时，教授专门为德奥写了一份证明放在档案里，说明德奥虽然这门课只得了C＋，但他的能力其实远在这个分数之上。
在德奥看来，美国人总是对夜生活充满渴望，而自己却对夜晚充满了恐惧。虽然不是夜夜失眠，但大部分夜晚他都无法入睡，只能一边坐着看书，一边祈祷太阳能够永不落下。德奥听从一个朋友的意见去看了精神病医师，他向医生讲了自己的经历，但却感觉到医生被他所说的一切完全震惊了。医生说他以前从未接触过和德奥有类似创伤的病人，他建议德奥或许可以找一位与他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人帮助他治疗这种心理问题。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德奥试着说出自己的经历，第一次完完整整、毫无隐瞒地讲出来。德奥离开的时候心里骂自己没用：他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迫切地把一切都说出来？是在可怜自己吗？明明自己完全可以处理好的。
1996年10月10日，在德奥刚升入大学二年级时，他收到一封邮件。邮件是用基隆迪语写的，整篇都是小写，也没有标点。德奥回来把信翻译成英语给学校当局看。信的内容如下：
我知道你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就是一个普通黑人。我知道你是个图西杂种，我们胡图人民解放党人就是要消灭你们。你记住，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抓到你。只要你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我们就能时时刻刻紧盯着你。不过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也都能找到你。
邮件署名是“胡图人民解放党纽约委员会”。在布隆迪，胡图人民解放党和其他反叛集团还在继续反抗图西政府。德奥向一个同学提起这封邮件，同学让他把信交给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对邮件进行追踪，但是一无所获。邮件是从公共电脑发出的，很可能是从一家网吧。但教导主任告诉德奥不要担心，纽约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但他同时也提醒德奥要尽量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要和不认识的人单独在一起。
德奥将这封信打印一份，挂在卧室里的书桌上方，紧挨着他叔叔的照片。德奥对自己说：“你最好习惯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把这种恐吓放在显眼的地方，让自己时常能看到，也是一种克服恐惧的办法。
但是，德奥仍然会被许多微不足道的巧合吓坏。哪怕只是在读艾略特1的《荒原》时看到“四月”这个词，他也会惊惧不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就是在四月开始的。接下来就又是那一套永无休止的轮回：睡眠被噩梦困扰，从恐怖的梦境中惊醒，害怕再做噩梦便再也不敢合眼，可是失眠又让他更容易做噩梦。最后就是头痛得厉害，动都动不了。在布隆迪学医时，德奥见过有些病人被从医院赶出去，这不单单是因为那些人无法支付医疗费，有时只是因为他们身上肮脏污臭。现在，如果听说哪个亲戚生病了，德奥就要担心上好多天，无法自控地想象着妈妈或是兄弟姐妹可能正遭受着那种残酷的对待。
接连不断的噩梦连同从布隆迪传来的坏消息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德奥的学业。但之后德奥总是能够一次次振作起来，拼命学上一阵子，最后终于以出众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顺利毕业。
毕业时正是春季，当天突然下起了倾盆暴雨。毕业典礼在露天场地举行，也没有搭建任何遮雨的棚屋。南希、查理、莎伦，还有莱利亚和詹姆斯都赶来参加了德奥的毕业典礼，当时，詹姆斯还在继续争取为德奥拿到绿卡。到场的还有另外五六个人，都是沃尔夫夫妇的朋友，也都曾帮过德奥。
德奥二年级时收到的那封恐吓邮件，如今还挂在原来的位置，纸张已经开始泛黄。收到恐吓信后也没发生什么。如今想来，那威胁就像临睡前躺在床上时听到的窗外传来的嘈杂声，慢慢地，你开始怀疑那声音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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