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取得“真经”之后毅然归国

　　迢迢万里行，1935年9月，汪猷终于来到了“圣地”德国慕尼黑，成为明兴大学化学研究所里的“稀有元素”——黑头发的研究生。他在“甲工”、在金陵大学、在“协和”，已经打下扎扎实实的化学基础，英语流利，德语也不错。他很快就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开始在有机化学的密林中求胜探宝。

　　不过，就在他埋头化学之际，窗外不时响起刺耳的噪音。一个留着小胡子、近乎疯狂的40多岁的奥地利人，居然在1933年坐上德国总理的宝座。他是德国最大的政党——国家社会党（简称NaZi，亦即“纳粹”）的领袖，名唤阿道夫·希特勒。此人最初是在慕尼黑发迹的。这样，慕尼黑也就成了这位“元首”的基地。汪猷恰恰在第三帝国的发祥地攻读博士学位。他处于先进科学和反对政治的双重矛盾氛围之中。

　　这里确实是有机化学的“圣地”，名师荟萃，精英云集。一位戴着金丝眼镜、前庭开阔而两道浓眉总是习惯地皱着的德国教授，成了他的导师。这位年近花甲的教授，是一颗耀眼的化学明星，早在1911年、1912年，由于他对有机化合物中不同形式的氮和肼的合成与性质的研究，引起世界化学界的注目——那时，汪猷尚在牙牙学语。后来，他由于对胆酸化学结构的研究，于1927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名字震动世界——维兰德（Heinrich Wieland，1987.6.4—1957.8.5）。在这位化学大师的指点下攻博士学位，是汪猷的荣幸。汪猷进入了维兰德最擅长的领域，即研究不饱和胆酸和胆醇化学。在浓密的有机化学之林中，汪猷找到了甾环内引进共轭双烯的改进方法……

　　屋里窗明几净，烧瓶、分馏柱、冷凝管一尘不染；屋外却血肉横飞，战火正烈。希特勒宣布《纽伦堡法》，视犹太人为“劣等民族”。纳粹德国东征西讨，自诩为欧洲的霸主。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着汪猷的祖国。他的黑眼珠的同胞们在奋起抗日，他怎能在日本的“盟国”——德国安之若素？谁都热爱自己的母亲，祖国就是加了“S”的母亲——复数的母亲。作为祖国之子，汪猷无日不关切着祖国的命运……

　　一封封来自中国的信，不时传出祖国呻吟之声。写信者是一位比他大一岁的姑娘，然而“论资排辈”的话，她是他的学生。她叫李季明，一双乌亮的大眼睛，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一身旗袍，那高高的领子上钉着两口盘钮。

　　这位湖南姑娘会爱上他，说来真有缘：与他同写毕业论文《一所大学学生膳食的调查》的丘玉池，是他同窗好友。丘玉池从金陵大学毕业后，执教于金陵女子大学。正在念医学预科的李季明，成了丘玉池的学生。1934年，李季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又成了汪猷的学生。她和汪猷情投意合。不过，这时汪猷还不知道她的家庭的非同寻常的背景：她的大姐名唤李淑一（这“一”便是长女之意），大姐夫即柳直荀。柳直荀早在1923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柳直荀、李淑一是毛泽东、杨开慧的挚友。柳直荀之父柳午亭、李淑一之父李肖聃、杨开慧之父杨昌济是好友。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所写《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送给李季明的大姐的。词中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那“柳”指的便是李季明的大姐夫柳直荀。自然，这又是后话……

　　在汪猷前往德国留学前夕，和李季明笑吟吟地步入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留念。不言而喻，这张合影也就意味着两位年轻人明确了恋爱关系。此后长别离，长相思，诚如汪猷诗云：

　　燕京初见面，中秋丹桂香。

　　窗前伴研读，月下步清光。

　　西行谋游学，四载未相忘。

　　音信有时渺，昼夜久彷徨。

　　她，仍在北京，在协和医学院攻读儿科医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北京城。

　　20多天之后，7月29日，北京便落到了日军手中。战火阻断鱼雁，各在天之一涯。“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十度”。汪猷关注着那在华夏大地呼呼直蹿的战火，充满焦虑。

　　1937年4月，汪猷来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北郊，颇感口渴。正巧，路边有一家小酒店，便走了进去。

　　“日本人？”酒店伙计打量着他。

　　“不是，中国人。”汪猷答道。

　　酒店伙计顿时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问道：“卖什么？做领带生意？”

　　“我不卖什么！”汪猷脸上火辣辣的，尽管他未曾喝酒。

　　虽说小事一桩，那种“优等民族”，对中国人的歧视，被看做“三等民族、四等公民”，深深地刺伤了汪猷的心。

　　半个世纪之后汪猷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他颇为感叹地说：“当年在欧美人的心中，中国人还是拖小辫子，裹小脚，抽鸦片，小商，小贩，一盘散沙，一句话，落后的民族。人家瞧不起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和很多同辈的中国人一样，憋着一股气，要为国家搞一番事业。我们的心愿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富强起来，科学、经济兴旺发达起来，才能扬眉吐气。”

　　正是为了能使祖国扬眉吐气，汪猷在慕尼黑含辛茹苦勤奋学习。1937年冬，他荣获科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年方27岁。

　　翌年9月，汪猷博士转到德国海德堡城威廉皇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客籍研究员。在那里，又一位名师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这一位可亲的导师名叫库恩（Richard Kuhn，1900.12.3—1967.8.1）。虽然他只比汪猷大10岁，但是已经发现了8种类胡萝卜素并制成了纯品，享誉化学界。就在他担任汪猷的导师才3个月，他突然成了新闻人物：瑞典宣布，由于库恩在类胡萝卜素方面的突出贡献，授他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然而，纳粹德国正处于与瑞典敌对状态，阻挠库恩前去领奖，一时间世界舆论大哗！（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库恩才领到奖金）。

　　在库恩的指导下，汪猷着手研究藏红素化学。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合成了十四乙酰藏红素。库恩十分赏识汪猷的才华，要他留在那里工作。

　　汪猷这么叙述当时的情景：

　　“我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婉言辞谢说：‘我将去英伦，做短期研究工作后即回国去。’

　　“‘但是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你回去干什么？回国还能搞研究工作吗？’库恩感到莫名惊诧。

　　“‘回去抗日救国，并且和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有约。’我回答道。

　　“‘你在这里也可以为中国效力。’

　　“‘不一样。要身临其境，回去抗日。’”

　　库恩无法理解这位中国青年的心思，只觉得汪猷的离去甚为可惜。

　　1939年4月，汪猷离开德国，穿过响着枪炮声的欧洲。那时，希特勒批准实行“白色计划”，正准备用闪电战一举吞噬波兰。然而，英国支持波兰，发表《英波宣言》。4月28日，希特勒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对英伦三岛虎视眈眈。汪猷在这剑拔弩张之际，西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浓雾笼罩下的伦敦。他进入英国密特瑟斯医学院考陶尔特生物化学研究所，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多兹教授（E。C。DOdds）为师，从事雌性激素类物质的化学合成研究。

　　在伦敦当了4个月的客籍研究员，眼看着战局日紧，汪猷思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踏上了东行的“杜美总统”号轮船，朝着世界的东方进发。汪猷这样表白自己的归国之愿：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德国？当时在我思想中除抗日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甘愿享现成，还是亲自参加开创事业？我愿献身于开拓祖国的科学基地，而不愿甘享外国现成果实。欧美科学先进是因为已有无数先驱科学家奠定的基础，才有今天的先进科学技术、工农业……”

　　他的4年“朝圣”终于结束。4年间，国外名师的指导、熏陶，使他受到进一步严格的训练，养成严肃、严谨、严密的科学作风，在学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3个星期漫长的航行，上海杨树浦码头出现在眼前。李秀明从北京来上海迎候久别的亲人。几年离萦，一怀愁绪，顿时烟消云散，喜泪横流。

　　就在汪猷刚刚踏上故国热土之际，9月1日清晨4时45分，德国法西斯军队闪电般突然袭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正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

　　他和李季明在上海逗留十几天，便一起坐船由沪去津，转往北京，他与协和有约，与吴宪教授有约，学成归来仍回那里工作。

　　轮船驶出吴淞口，台风袭来。船在颠簸，祖国在颠簸，世界在颠簸。在这大动荡年代，上海在汪精卫伪政权手中，北京在汉奸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手中。抱着一腔爱国盛意的汪猷，面对云低天倾、风急浪高的怒啸之海，陷入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