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以为他宣布不做皇帝，西南方面便会止戈息兵，全国也会再一致维护他的国家元首的地位。岂料护国军并不买他的账，提出了几条和议条件：袁世凯退出总统之位，可免去一死，但须逐出国外；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之财产赔偿；袁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民权。袁世凯自然不能接受这种条件，于是战争并没有停息。
不久，浙江宣布独立。一个多月后，袁世凯寄予重望且与袁克定拜过把子的陈窟在四川宣告独立。几天后，湖南将军汤芗铭又宣布独立。袁世凯立即派唐天喜率部前去镇压。唐天喜跟随袁世凯几十年，是袁的忠心家奴。唐临行时向袁表示要誓死效忠总统。谁知一到湖南，他见民情激奋，汤芗铭的力量比他强得多，便立即投靠了汤。消息传到中南海，袁世凯如遭五雷轰顶，连叫数声“唐天喜反了，反了”后，便昏迷不醒了。
袁世凯已卧床一个月了，近来又连续五六天不能导尿，身体已虚弱至极。袁克定见父亲昏迷过去，知已无望了，便赶紧要夏寿田将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杨士琦等人请来，安排后事。夏寿田说：“晳子说他好久没有见到总统了，很是惦念，也叫他来与总统最后见一面吧！”
已从太子梦中醒悟过来的大公子点了点头。
杨度的心绪十分苍凉悲哀，他窝在槐安胡同家里，已经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了。自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杨度对荡平护国军维护帝制的期望便彻底破灭了，但他君宪救国的信仰却并没有破灭。两个月来，他对自己近年来的行事作了一番细细的反思。他坚信不是君宪制不对，而是袁世凯非行君宪的明君。袁的最大错误是逼走了蔡锷。倘若重用了蔡，哪来的云南反对；倘若云南不闹事，何至于有今天？他也坚信自己一番为国为民的苦心，终究会得到世人的认可。他在辞去参政院参政的呈文中，一面表明自己的心迹，一面发泄对袁的无可奈何：“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这篇呈文公开发表后，便有《京津太晤士报》的记者来槐安胡同采访。他神态安闲地对记者说：“政治运动虽失败了，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君主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中国之时局，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定乱之方。待正式政府成立后，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虽刀锯鼎镬，其甘如饴。”
这个谈话披露后，更招致舆论界一片痛诋，都骂杨度是一个冥顽不化十恶不赦的帝制余孽。甚至有人主张立即予以逮捕，枭首示众，以为至今仍坚持帝制者之儆戒。杨度心中虽有些恐慌，但知道毕竟还是袁世凯在做总统，决不会有人闯进槐安胡同来抓他的。谁知强壮如虎的袁大总统，一说病，便马上不可收拾了。
杨度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这里的气氛阴冷凝重。夏寿田把他领进袁世凯的卧室，病榻四周站着十来个人，一律肃然，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德国医生希姆尔正在给袁世凯打针，镊子碰撞铁盒子发出的声音，显得格外尖利刺耳。谁也没有去理会杨度，只有杨士琦用阴暗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他立时觉得身上有一块肉被刀切掉了似的。
他悄悄走到床边。袁世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原先圆胖的脸已经消瘦了，肥厚的嘴唇也变成干瘪瘪的，唯独两撇黑白相间的牛角胡须依旧粗硬地翘起，仿佛不愿倒下总统的威风似的。望着袁世凯这副模样，杨度心中甚是悲怆。戊戌年小站初次晤面，至今已是十八年过去了。十八年间，就是病榻上的这个人，凭借手中的军队，升巡抚，晋总督，入军机处，又因为这支军队而招嫉遭贬。三年后奇迹般地复出，位居总揆，斡旋南北，捭阖朝野，居然当上了民国的总统，又过了八十多天皇帝瘾。真可谓挟风雷，驱鬼神，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号强人。十年来跟着他，试图凭借他的力量施展平生抱负，这原本是没有错的。倘若他能重用自己，由自己来组阁主政，从从容容，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把宪法实施好，把国家治理好，到了国家强大了，百姓富裕了，那时总统功德巍巍，天下归心，再由自己出面，率领百官，恳请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金瓯不缺，将共和改为帝制，那将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事。国体虽变，政体不变，上下相安，四夷不惊，岂不甚好！只可惜他用庸才而不用人才，使得大公子不安，自己也有怨气，匆匆忙忙地把事情提前办了，弄得天时不遂，人和不成，好事反而变了坏事！袁项城呀袁项城，你精明一世，只因为不用我杨度而弄到如此结局，也害得我今后难以处世为人。这些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不可复得的机会！你撒手走了，留下这个即将大动荡大分裂的烂摊子如何处置？
“总统醒过来了！”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
杨度见袁世凯睁开眼睛，目光无神地将围在四周的故旧僚友们都看了一眼，脸上无任何表情。杨度看到袁世凯的目光望着自己了，他真想喊一声“总统”，但又叫不出口。他觉得袁世凯在盯着自己时，嘴巴微微动了一下，好像有话要说。一会儿功夫，目光又转过去了，袁世凯望见自己的嫡长子袁克定了。袁克定走前一步，正要握着父亲的手，只见袁世凯吃力地将右手略微抬起，无目的地指了一下，嘴巴又动了动，终于轻微而又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来：“他害了我！”
袁克定一惊，不敢把手伸过去。他意识到父亲至死也没有忘记《顺天时报》的事，这句话中的“他”，一定指的是自己。
杨度也猛然一惊，总统莫不是在说我？是我把蔡锷竭力引荐到北京来的，最终反掉帝制气死总统的恰恰是这个蔡锷。“他”，不就是被总统骂作“蒋干”的我吗？
徐世昌、黎元洪、段琪瑞等人也都吃了一惊：这个害死了大总统的“他”，究竟是谁呢？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
本来就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说完这句话后，袁世凯又闭上了眼睛，从此再没有开口了。延至第二天上午十时，他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为袁家寿不过六十又增加了一代人证。
袁克定给父亲穿上了准备登基用的龙袍朱履平天冠。袁世凯生前没有做成正式皇帝，死后却穿上帝王服去向阎王爷报到。继任的黎元洪则以大总统的礼仪，为袁举行隆重热闹的丧典。在上千副挽联中，有一副竟丈贡缎上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它以笔力浑厚的书法、措辞微妙的内容，向世人表达了挽者本人的一腔怨愤：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挽联左下角署名：湘潭杨晳子。
袁世凯死了，护国军方面自然不便来北京鞭尸焚柩，只得把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的事再次提起，并声言如不拘杀这十三个人，决不与北京政府达成和议。
黎元洪本来就讨厌袁世凯称帝，他拒不接受武义亲王之封，就是对帝制的公开反对。对惩办祸首之事，他自然赞同。正准备按护国军提出的名单一一捉拿，却不料说情担保的电报一封封飞到他的桌上。
首先是袁克定从洹上村墓庐打来电报，为他的表叔张镇芳和他父亲的老部下雷震春讲情。黎元洪既然礼葬袁世凯，自然也不便拂逆服中的大公子的意，回电准予将张、雷二人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划去。接下来，冯国璋为段芝贵、袁乃宽讨保。冯现在是北洋系的老大哥，黎要巴结他，当然要给他这个面子。于是段、袁的名字也划掉了。然后，李经羲打电话给黎，说严复、刘师培人才难得，不宜关进牢房。严复的名望素为黎所知，刘师培的学问也让黎的幕僚们佩服，这样，严、刘也不通缉了。
黎元洪见四方都来保人，想想自己也要趁此机会保几个才好。寻思本人乃是靠着革命党的力量才有今日的尊荣，又何况革命党潜在的力量很大，说不定哪天一声喊，会又从四处冒出，须预先留个后路。他便以己身做保人，将李燮和、胡瑛的名字划掉，本想连孙毓筠的名字也一块去掉，只是孙为副理事长，目标大，保不得。
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其他的如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孙毓筠四人都有人出来为他们讲情说好话，唯独杨度，普天之下无一人为他说话，相反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骂他的文章，斥责他由骚动的进步主义的鼓吹者一变为君宪制拥护者，再变为民主共和的策士说客，三变为帝制复辟的祸首，真是个反复无常、卖身变节的无耻文人。有的文章还揭发他一贯嫖娼宿妓，多年前就从八大胡同里拐走了两个女人，如今又仗势霸占云吉班的红牌姑娘。为了讨好这个烟花女，竟然贪污公款，用三万银元买了一件冒牌字帖送给她，还用四十万元赎出来金屋藏娇，千真万确是个无品无行的风流荡子。又申讨他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仍然坚持帝制不改，与潮流为敌的罪行，是一个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头号祸国贼首。“杨度”二字，已被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样一个人，还有谁敢来为他讨保说情呢？
槐安胡同杨宅，满天阴霾，死气沉沉。
李氏老太太和黄氏夫人向来不看报纸，也基本不外出，对世事的变化不知其详。但西南边打仗、洪宪年号取消、袁世凯死了这些大事还是知道的，又见晳子两个多月不出门。婆媳俩也知道杨家遭到厄运了。李老太太便一个劲地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黄氏则在心里念叨着，盼望丈夫平安无事。亦竹知道丈夫已陷在逆境之中，她也不会说太多的宽慰话，便只有事事顺着他。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实际主妇，十来个人的吃穿日用都由她做主，她一天忙忙碌碌的，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苦恼。这个家庭中有两个女人的内心最为痛苦，一个是叔姬，一个是静竹。
叔姬本不太过问国事，在与代懿感情破裂独居哥哥家的这几年里，她只是借书籍诗词来抚慰心上的伤痕，来抒发她那似乎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幽怨的爱情。但这段时期来，她却密切地关注着外部政坛风云。她叫何三爹把京中所能见到的报纸都买下，凡是指责哥哥的文章，她一篇都不放过，读后再剪下来分类保存。叔姬是个聪慧而情感专一的女人，又是一个胸怀较窄而执拗的女人，她看准的路她要顽强地走下去，她看定的人，她要固执地维护着。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心中只有两个男子。她初恋的情郎夏公子，她终生不渝地偷偷地爱恋。她心中的偶像亲哥哥，她排斥一切地全盘信任。她并非认为哥哥的事业一定伟大，相反，她并不太赞成帝制复辟，也从不羡慕达官贵人的权势气焰，她只是对哥哥有一种深厚的骨肉之情，她希望哥哥顺遂发达，希望社会能容许哥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她不能容忍有人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哥哥，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容不下。她知道哥哥正当心事沉重之际，无情绪做事，于是自觉地替哥哥收藏档案，哥哥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至于静竹，则更是沉陷在极度的伤感中。静竹的伤感是复杂的。晳子的事业没有成功，他固执己见地走上了一条与潮流不合的道路。当年改变君宪信仰，转而支持共和时，他也面临着世人的指责，从而引起苦恼。作为一个普通女人，静竹绝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她也绝对谈不出该以什么方式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作为一个从苦难中熬过来的薄命人，他从本能上感觉到共和要比专制好，至少老百姓在名义上算是国家的主人。这几个月里，晳子却狂热地从共和功臣又退回到君宪老路上去了。眼下，在他碰得头破血流神情沮丧的时候，尽管在理智上，静竹也知道应该去劝慰劝慰他，但在感情上，她已经唤不出当年那份温馨了。在她看来，自从晳子迷上帝制复辟后，不仅在政治信仰上入错了门，而且从人生价值的取舍上来说，他也走上了邪道。在静竹的心目中，晳子是一个清清纯纯重情重义的男儿，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会靠自己的人品才具做出一番事业来，他会珍惜自己的初衷，会始终如一地爱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同时也会爱惜自己这个用爱情建立起来的家庭。即使做官，也会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官，在外面为百姓办好事，回到家里来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槐安胡同这个特殊家庭组合的前些年，晳子基本上是静竹想像中的正派书生，但这一年来，他几乎完全变了样。
这种变样还不只是表现在沉溺于云吉班，以及后来为富金赎身置为外室，这尚在其次，在静竹看来，主要的是晳子的心变了。他的心里已没有她们姊妹的重要位置了。这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亦竹的冷漠，对自己的疏淡。
静竹记得，这一年来晳子几乎没有跟她亲亲热热说过几次话。偶尔回家来了，也只是在她的房间里站一会儿，既不关心她的病情，也不多谈外间的情况，只是一个劲地说他忙，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后便匆匆走了。至于梳妆台上那块绿绸包的拜砖，他甚至连眼角都没有瞧一下。
静竹每每夜半醒来，想起这些事，便会揪心般地难受，眼泪止不住地会浸湿大半个枕头。这时，她常常会打开绿绸，拿出那角拜砖来，失神地看着看着，脑子里杂乱无章地遐想。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先前那样一个满腔抱负满腹才情的书生，一旦在官场得意，便会很快晕头转向，甚至连自己对着佛祖起下的誓言都会忘记，连自己倾心所爱的女人都会抛弃。究竟是官场这个地方不能进呢，还是晳子本人经不起权势的蛊惑？究竟是人生不能久处顺境呢，还是顺境原本就是一口诱人堕落的陷阱？
有一点，静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她平生所追求的理想破灭了。既然如此，活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还不如离开为好。她借口病已好，停止吃药几个月了，她自己心里明白，她的生命力正在一天天地减弱。这一点，包括亦竹在内，槐安胡同的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出来。
当然，槐安胡同里痛苦最大的，莫过于他的主人杨度了。袁世凯死了，袁克定带着一大群孤儿寡妇回洹上村守丧去了，袁氏王朝的谋士们或被通缉，或龟缩窝居，已经风流云散销声匿迹了，帝制复辟是彻底失败了。作为帝制余孽中的首犯，杨度一直在痛苦的反省之中。
面对着眼前的现实，一个巨大的疑惑使他始终难以解答。积极鼓吹帝制，固然有想当新朝宰相的一层原因在内，但扪心自问，想为国家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国体的愿望也是很强烈的呀！只要是一个正视现实的人，几乎都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皇帝退位共和诞生这四五年里，中国一天也没有安宁过，不要说宪政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连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起码秩序都没有建立起来。过去都说只要把满人的朝廷推翻了，中国就一定会强盛起来，但这几年没有皇帝了反而更乱。袁世凯讨厌革命党，革命党更仇恨袁世凯，那些不属于革命党体系的人也不服从中央政府。这不明摆着是中枢缺乏应有的震慑天下的权威吗？恢复皇权正是恢复权威，而由汉人来做皇帝，正是又有权威，又从异族的手里摆脱了出来，岂不是两全其美！杨度相信，正是因为此，才会有筹安会的宣言得到各省当政者的支持，也才会有全国一致地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但是，为什么当蔡锷在云南那么一喊，便会引起举国震惊呢？蔡锷手下只有三千多人，整个滇军也不过万把人，为何他们就敢与中央为敌，又居然屡败前去征讨的北洋劲旅呢？还有，陆荣廷、陈宧、汤芗铭这些人为何那么快就宣布独立响应云南呢？蔡锷是不得重用，积怨在胸，陆、陈、汤这些人都是极受器重而又铁心赞成帝制的呀，人心之变为何如此迅速？
在国外方面，日本的态度也使他百思不解。明明是竭力劝袁世凯行帝制，为何转眼之间又坚决反对呢？一个自己行君宪而强大的帝国，却不愿它的邻国仿效，难道说日本政府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难道说当初的劝说，是设下的圈套，有意引起中国的内乱吗？
当初说行帝制，袁克定一倡议，举国都拥护；而今说捍卫共和，蔡锷一发难，又举国都赞同。莫非说，中国各省的当政者都无头脑，只知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抑或是中国的政坛上还有另外一些深层奥妙，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摸到过？投身政治活动二十余年的帝王学传人，在这场滑稽剧般的变局中，几乎懵懵然了。
不久，由新总统黎元洪签署的通缉令发表了，原来的所谓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只剩下五个，又莫名其妙的加上三个，他们是原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原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顾鳌及《亚细亚报》主笔薛大可。此八人“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夏寿田见了这道通缉令真是哭笑不得。在整个帝制复辟期间，他只不过是一个忠于职守得总统信任的内史而已，既非策划者，亦非活跃分子，像他这种身分的人都要被通缉的话，那通缉令上的名单至少要列百人以上！他来到槐安胡同诉苦。
杨度苦笑着说：“这是因为你的内史一职是我推荐的，别人又都知道你是我的多年挚友，把你列进来，无非是要加重打击我罢了。这也是落井下石的一种。”
夏寿田明白这中间的究竟后，心情平静下来，说：“晳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杨度说：“你一人在京，现在又因我丢了官职，我看你干脆搬到这里来住算了。我这里人多，热闹点。”
夏寿田尚未答话，一旁的叔姬听了忙说：“这样最好，夏公子你明天就搬过来吧！”
先前天天去总统府办事，忙忙碌碌的，晚上一人看看书，听听留声机里的西皮二黄，也不太寂寞。这段时期无事可干了，天天一人闷在家，十分冷清，见叔姬这样热情欢迎，夏寿田向她投来感激的目光。叔姬见到这道火热的目光时，心里怦怦跳过不停。
杨度接着说：“午贻，你在我这里住着，不必理睬他们，我一人去法庭投案，并向法庭说明你与帝制事毫不相关，通缉你是没有道理的。”
夏寿田感动地说：“要去我们一起去，大不了坐几年班房。我们一起坐，又可以像当年在东洲那样，同处一室，早早晚晚谈诗论文了。”
叔姬听了这话，心里激动极了，暗暗地说，夏公子，有你这句话，我这二十多年来的单相思就算得到酬谢了。她噙着泪花说：“你们都不要去，看他们怎么样，未必就到家里来抓人不成？真这样的话，到时我去跟他们理论，第一要抓的就是袁克定。帝制成功了，他就是太子，得的好处最大。他最积极，为什么不去河南抓他？其次要抓的是各省将军，他们都通电拥护，袁世凯还没登基，就给他们一个个封公封侯的，为什么不去抓他们？你们来抓两个书生，不明摆着是欺侮书生无权无势吗？”
叔姬这番话真是说得有理有据，杨度、夏寿田都点头称是。好在黎元洪也不像真要抓他们的样子，通缉令发出好些天了，也不见有人来槐安胡同执行公务。
安静几天后，杨度猛然想起富金来。好久不见她了，心里真的很想念，也不知她近来怎样了，看了通缉令后又是如何想的。他决定明天去馆娃胡同看看。谁知不去还好，一去让他气晕了。原来，他的藏娇金屋近日里已换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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