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只能安慰他说：“阿布，我们是朋友，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我算的天数就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不对，我们再回忆。差多少钱，我个人给你补上。至于差别待遇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我去问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帮你争取。”
阿布气得嘴唇直哆嗦，开始上纲上线：“我给你们中央电视台作了这么多贡献，你不用我，不让我当总经理，也不让我儿子进记者站。”
他反复地说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失误，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了他，甚至开始翻旧账说：“那年大爆炸，你们要做连线，你们找遍了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那时候在马路上走都很危险，你找到我，我二话没说，我来了。又有一次，你们又要工作，外面也在爆炸，我又二话没说地来了。一共三次，你没有哪次付了钱。”
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我差你多少钱，我自己掏钱，补上！”
他看我态度不好，更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和地对他说：“阿布，你冷静下，咱们还是不是朋友？”
他也稍微平静了一些，说：“我不是针对你，朋友归朋友，工作是工作。”
我无奈地说：“但是你把工作上的事和我搅在一起，怎么能分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以后还做不做朋友？”
他还是在赌气：“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但你走的时候我还是来送你，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还是要请你把我最好的问候带给你的家人。”
接下来几天正好有一些关键的事需要他做，他这样撂挑子，我觉得有点要挟的意思，气也跟着上来了，很恼火地说：“阿布，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侮辱我。其实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我的领队没有和你谈过价钱，你这样实在有点无理取闹，这么点事何以至如此！”
我们站在阳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说得口干舌燥，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他儿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不敢作声。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理清楚那1000美元和400美元的事儿，他就愤怒地拂袖而去了。
阿布一走，我立刻去问潘林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潘林华坦承道，确实有这事。那天早上7点要出门，头天晚上快11点了，那两个什叶派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不去了，怕危险。但是采访已经联系好了，她只能请求他们前去，于是他们就趁机敲竹杠，多要了一笔钱。潘林华还提醒我说：“后来你说给阿布付钱时，我也想到了，还问你要不要多给他一些，你当时说400也行，后面可以再算。”
问清楚后，我给阿布打电话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这事不是针对他，600美元一定给他补上。阿布的情绪还是不稳，连说：“不用啦，不用！”我劝他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毁了我们俩的关系。阿布好像没有和我聊下去的兴趣，我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就事论事，阿布一向看不起什叶派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而他又一直认为，他是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大功臣，无意中，他发现自己被混同于他所不屑的什叶派司机，甚至待遇上还不如他们，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心结。
可惜，当时我也很生气，无论如何想不通阿布为何为了600美元胡搅蛮缠。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如今，我们5进5出伊拉克，我让阿布帮我们工作，都是按伊拉克黑市最高价给他付酬，并不曾亏待过他，他也从来不曾推辞和争辩。我认为他是我在伊拉克最铁的哥们，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十几年磨砺和沉淀，居然因为几百美元毁了。
晚上，阿布用英文给我发了条短信：“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伤心，很后悔给你们干活，但是我会记住和你是朋友。”我想了半天，用英文回了条短信：“Me too（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一直想不通的话，我们恐怕也做不成朋友了。”
第二天，同事通知他儿子来饭店，我把那600美元放在信封里，塞给了他，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曾听到阿布的消息。
我跟冀惠彦说：“阿布又犯病了。”他呵呵笑着说：“没事，别理他，阿拉伯人的小心脏，过两天就好了。”我们都以为跟从前一样，他犯小孩子脾气，我们晾他两天，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但是这次，他好像特别认真。
临走前一天，阿布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明天走。我说是，他说：“明天我来饭店送你。”我沉默了一下，说：“阿布，如果我们还是朋友，你得把前面这坎儿先过了。如果你还纠结在这事里，那我觉得你明天就别送了。”他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闷闷地说：“好吧。”
荣欣知道这事后，也百思不得其解，他答应过阿布，把带来的一套简易茶具送给阿布。走之前，荣欣认认真真地把茶具擦洗干净，包好，放在酒店前台。我和阿布已经闹得没法在电话里对话了，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密斯特荣把茶具送你了，我们要走了，你到前台来取。”
这是我与阿布的最后一次联系。当我坐上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我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我和阿布这辈子的一次诀别。不论我是否再来伊拉克，或者阿布有没有机会来中国，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以至于友谊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回来后，我时常想起这事，心中充满酸楚和失落，对阿布也充满了同情。说到底，阿布之所以变得这么在乎钱，还是由于现实所迫。
记得有一次，阿布和我聊天，说：“水，你知道吗，咱俩的交情有多深。我现在岁数大了，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身体也不好，晚上有时候失眠，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有一次犯心脏病，差点死过去了。你们来之前，我状况很不好，经常觉得无所事事，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在家只会对老婆孩子生气。但是很奇怪，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来之后，我老婆说，这个月我简直换了一个人，不再失眠，脸上多了笑容。跟你重逢像是一种奇妙的药，治愈了我的生活，让我从垂垂老矣的颓废中挣脱，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信心。”
我相信那些话都是真的，他很珍视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共事的岁月，但我也许真的不了解他的生活，不明白他每天为了全家人口粮去奔波算计的辛劳。
经历了战争洗礼、风雨磨炼，阿布和他的民族受到了很深重的伤害，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受到些许不公平的待遇，不能承受些许莫名的伤害，特别是，这不公与伤害，若来自于他们信任的人，更是雪上加霜。这是大的社会变动和战争，带给他们的后遗症。很不幸，这种后遗症在我和阿布身上起了作用，影响到我们的友情。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开，将来还有机会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
我这次去伊拉克的时候，阿布还提起：“你上次说你写过一本书，书里有我，你答应过给我，还没给呢。”我当时答应他，找人给他送过来，还说：“没准我这次从伊拉克回去，还会再写一本，我把你的名字用英文标出来，让你一眼就认出来，还把你的照片都用上。”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定会连同《前沿故事》一起，想办法找人送给阿布，送给我最好的伊拉克朋友！
6．战争，并非可以重启的游戏
十年后重返伊拉克，我像是弥补了某种遗憾，也像是履行了某个诺言，对于这片土地的留恋与关注，也使得我在这次重返中，努力去发现和体会一些新鲜的变化。
客观地讲，今天的伊拉克，比十年前还是有所进步。2003年以前，伊拉克一直处于联合国制裁中，很多商品都无法进入，物资极度匮乏。现在大街上商铺多了，物品丰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商场还是菜市场，几乎都看不到伊拉克本地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农产品，还是日用百货，首先是中国制造，其次是周边的土耳其、叙利亚，以及欧洲、美国的各种商品。翻译阿里说到这个话题时特别沉重：“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完全被征服了，所有原来的东西都荡然无存。”
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以前农业发展很不错。现在全部停滞了，大片的耕地被征为军事基地，农民逃离了土地。连伊拉克曾经赫赫有名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椰枣对于伊拉克老百姓来说，就像我们中国的瓜子和花生一样普遍。家里招待客人，摆一盘椰枣那是必须的。但如今伊拉克的椰枣生产量急剧下降，居然需要从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进口。
至于石油，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在恢复，石油产量也很高。但是石油出口赚来的钱，却不能用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伊拉克政府首先要想着发公务员的工资，修隔离墙和防爆墙，买军火，用于反恐。
大量的钱无法用于石油开发，伊拉克自身也没有技术，没有工人，伊拉克政府干脆搞国际招标，把油田都分包给外国公司开发，把我们的中石油、英国的BP等公司连人带钱带设备请到伊拉克。即便如此，对伊拉克政府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桶桶石油换来的钱，缓解不了伊拉克现在恶性循环的趋势。
如今伊拉克老百姓挣的钱，比十年前多了。以前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挣十到二十美元，如今月薪高达三千美元。但阿布告诉我，虽然看起来老百姓挣的是多了，但实际生活过得不如以前。以前十美元二十美元能买很多东西，而且米面油茶这些东西，都是政府配给，可以直接拿票去领；看病则只需要带一个就诊本，抓药问诊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上学也是政府全包；房子或是国家分配，或是便宜买卖。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要钱，而且物价飞涨得很离谱。
所以，今天的伊拉克，虽然物品丰富了，城市面貌有所改观，收入上升了，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却不如以前。或者说，战后的伊拉克人根本谈不上幸福感，只能说有没有安全感。若把我们央视着名的街头采访“你幸福吗？”搬到伊拉克，只怕记者会遭受一阵暴打：“谁让你问我们幸福吗，你应该问我们安全有保障吗？找到工作了吗？孩子上学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除了生存状态的变化，更令我痛心的，是伊拉克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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