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我一直想去台湾，也很想了解台湾。但因为我是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涉及台湾的报道，在央视原则上归于国内报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跑了很多地方，却都没机会去台湾。
我之所以对台湾感兴趣，除了因为它是祖国的宝岛外，还跟自己的家族渊源有关。我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西北教育总署的高级官员，据我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安排国民党高层撤到台湾的时候，也给我爷爷分配了指标，机票都送来了，但我爷爷当时不愿意走，他认为中国大陆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不可离。所以，他都已经坐上车准备往机场走了，突然间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台湾。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我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同僚们到了台湾，隔着海峡，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今天的台湾岛。
终于，到了2008年，我有了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跟新闻采访无关的机会。
2003年我从伊拉克回来后，被选为第十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团中央要组织“十杰青年”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的“十杰青年”、“青年企业家”联谊交流。接到通知，我很兴奋，赶紧风风火火地填表准备资料。然而，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海峡两岸交往受到了很大阻碍，旅游完全不可直接往来，基本处于“冷战状态”。祖国大陆党团系统的代表团都被拒绝。
我们一开始报上去的名单有二三十人，后来那边说，很多共产党的精英都不能去，得再报一次；等报上去之后，过一段说彻底没戏了，过一段又说还能去，折腾了三四回，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就在我们要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200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说，陈水扁那边同意了，可以去了。但是我们的团员加上领队，总共只有7个人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同意。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深圳停一下，然后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深圳时，我们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团中央相关部门的一位年轻领导，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严肃认真地布置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现在台湾地区的局势不好，“台独”势力非常活跃。我们从祖国大陆来，又有团中央的背景，台湾方面会很重视我们这个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反共势力，想要阻挠甚至破坏我们的行程。所以他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台湾，要怎么说话、怎么表态，有哪些问题要注意。那时候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禁忌，我们虽然是祖国大陆的青年参访团，但还是要跟台湾地区的同行们搞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融合。
明确了态度、统一了口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顺利到了台北。台湾“青年工商总会联谊会”负责接待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有一定所谓的“台湾官方背景”。他们接到我们之后，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辆大巴车装饰得花里胡哨，有点像印度的大篷车，挂着很考究的丝绒窗帘，坐着挺舒服；还有一位胖大姐，做我们的陪同。
当天晚上，台湾“青年商会联谊会”和一些台湾本地“杰出青年”代表，在台北着名的圆山饭店宴请我们七人。圆山饭店声名远扬，它位于圆山的半山坡，能够俯瞰台北夜色，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宋美龄组织修建的。刚开始规模不大，上世纪60年代又翻新了一下，完全是按照北京故宫大殿那种古香古色的风格建造的，雕梁画栋，有各种鎏金的狮子、龙、牡丹花装饰，朱红漆的大柱子，还有一个长廊，真有点像中南海。这个饭店，历来都是台湾当局接待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后来我国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在海峡两岸关系回暖后去台湾访问，就住在圆山大饭店。
那是一个特别有祖国大陆味道的地方，外观、服务和文化，都有浓郁的乡情。其实，在台湾，无论是台北还是其他地方，真正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其实不太多。多数都是蒋介石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和祖国大陆之间，都有种回望勾连的意味和情结。比如圆山饭店的朝向、摆设，还有它门前的牌楼，都透露着一种遥望的感觉。因为1949年很多人到了台湾，又特别想找回南京、上海、北平那些故乡的影子，就修建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寄托浓浓的乡愁，颇有怀旧的意味。
参加晚宴之前，我们团里的领队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支持国民党的，有跟祖国大陆很友好的，也有民进党成员，还有“台独”倾向比较严重的人。那时候，“台独”的言论还很猖獗，而且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熟悉情况。领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之间说话还是留点神，别到时候搞得不愉快。我当时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因为我作为记者，平时说话还是挺注意分寸的，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喝上两杯，一高兴可能就会嘴不把门。
台湾地区的文化、生活中有两个痕迹特别明显，一是祖国大陆的痕迹，它的夜市、小摊跟我们北京东华门、簋街很像；餐饮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国大陆。还有就是日本的痕迹，因为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人手中。在台湾，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一直比较强大，李登辉执政期间，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认是日本人。所以，台湾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国大陆人互相见面也就是握手，稍微点头示意；而日本人会非常认真地九十度鞠躬，台湾人就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比我们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么“隆重”。
那天的晚宴设在圆山饭店一个特别大的包房里，那个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个人，我们分两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个人，大家互相介绍，这个是什么“商会”的，那个是什么“协会”的，差不多都是年龄30到40岁之间的各界精英，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讲话也很风趣。落座之后，我们七个人的可怜小团就被拆成两拨，分坐在两边，开始酒宴。
台湾人很讲究，接待远方来的客人饮宴时，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个代表起来讲一段欢迎的话。他们称呼人的时候，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他介绍我时会说，非常欢迎水先生均益。这种待客和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很传统，仿佛“穿越”回了我爷爷那个时代。
介绍和致辞后，还有很隆重的举杯仪式，然后就开席。几位主要人物先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熟悉一点了，开始互相一对一“私下联络”，慢慢地说开了，进入状态了。对方人很多，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势单力薄，还有一位是女士。团长和另外一位团员不会喝酒，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只能挑起这个大梁，既来之则喝之，反正不能给咱祖国大陆丢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门高粱，度数还很高，酒劲也很大。对方也有点咄咄逼人，毕竟他们人数是我们3倍多，轮番敬酒，单独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酒劲已经上来了，虽然我平时的酒量还可以，但在那么一种场合和态势之下，不知不觉地也有些飘飘然了。
酒喝得热闹了，大家也聊开了，话也就开始升级了。一开始，大家说话都很拘谨很客气，甚至于都说“大陆的朋友”怎样怎样，用词很小心。到后来，就开始有点火药味了。后来我才知道，饭桌上坐的有几位，是民进党的“少壮派”，很受高层的赏识，观点上也比较激进，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家喝着喝着，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兄，瘦瘦的，梳个很亮的小背头，开始说一些类似于“我们台湾和你们中国”这样刺耳的语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团长旁边，又比较能喝，别人又介绍说我是“国嘴”，问我问题就有点略带挑衅，一点一点地逼近，刚开始他就问：“水先生均益，你们现在在中国做新闻，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按照个人一贯的理解回答他：“无论在哪个社会，包括在台湾地区，做新闻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观点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场相吻合。我们在根本上是记者，要传达的首先是客观事实，我又不是评论员，不是理论家，不能上来以后就先是一大堆‘主意’，只要说的是客观事实，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紧接着，他又拐弯抹角问了一些新的话题，总是“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地说，我之前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爽，好几次想提醒他，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怕不礼貌，也怕无意中挑起“敏感话题”，让现场气氛失控。但是，酒劲一点一点在往上走，人也一点一点开始“嗨”，话题也越来越进入实质，越来越有挑战性，越来越刺激我对酒精的承受能力。
刚开始，我还一直想：反正饭桌上，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没想到后来，那位老兄边上又多了几个帮腔附和的，也在那儿拿话挑拨。到最后，一位老兄直奔主题地问了：“你是中国的记者，你觉得要是我们台湾独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直截了当就问，“中国会不会动手？”
我是真不想接话，尽管他们老是冲着我问，我边上不是还有团长吗？我就示意我们团长说一些“官方”的话，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这样的话。可对方不太满意，冲我说：“其实台湾独立不伤害任何人，反倒会给你们中国省掉很多麻烦、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怎样的？”
这时候，我对酒精的控制终于到达临界点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对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说：“我敬你一杯。”他还推辞说：“哎呀，我们不要喝这么多。”
我就说着“主随客便”，有点挑衅意味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正色说：“既然这位老兄问我，那我跟你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你也是中国人，你别老跟我‘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地叫板，你回去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一直都是中国人！”接着，我对他说，“既然你问到这个，我不代表祖国大陆官方的任何机构，我们在这个饭桌上，都是私人朋友，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爷爷的事，我之前也说过，我爷爷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高级官员，也是西北地区的文化名人。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当时半条腿都踏上飞机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后来在‘文革’时期，他也因为这段历史受到过冲击，但是老爷子到临终时也没有后悔过。曾经也有人问过他，你当时要是把几个儿子带去台湾，现在你家就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爷爷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说，你就算去到台湾也是中国人啊，这儿就是我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后悔，也从来没后悔过。”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想用一些亲情、人文的因素，软化一下现场气氛，换个角度切入。然后我对他说：“你刚才问我，假如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会怎么决定，但我是个记者，我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很多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不信，去祖国大陆的各大网站看看，反正我觉得，广大人民的意见肯定是，决不答应！”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那么一大杯金门高粱的劲道就冲上来了，说话就有点收不住，有点“趾高气扬”。按照同行团员的形容，我那天像个领袖人物一样，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逻辑还很清楚，说理也一层一层的，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台湾如果闯了红线，宣布“独立”，那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和退路，一定会有战争。团长一看局势不妙，只能打个圆场，带着我们迅速退场了。我那天确实也喝多了，头很疼，一回去就睡了。
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真的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既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任何官方。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再怎么纷纭复杂、起伏风雨，我们都无法想象，把台湾从中国版图里分离出来。13亿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接受，那么政府肯定要对这样的民意有所回应。其实后来，我们的领导人也说过，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最好是和平协商解决，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宣布“独立”，那这事就没得可谈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团长专门坐到我旁边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水老师，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谈谈。”然后他把昨天的事跟我重述了一下。我当时一听，很有点吃惊，这才意识到，前一天我“喝断了片”；一觉醒来，感觉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丑，或者真的说错什么话了。团长安慰我说，那倒没有，但是你的言辞和观点太露骨了，语言也有点暴力。他说：“昨天晚上没好意思跟你说，那几个人确实是民进党背景，他们有点故意把这事挑起来，如果咱们一旦开始双方论战，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很多媒体都在盯我们这个团；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很八卦，很善于将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的事情，都能弄成八卦。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天，这次主要也还是参访和交流，以友好为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因小失大。”
我有点如梦初醒，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怕，连忙反省，并说下回你们别推着让我喝酒了。因为台湾也是个酒文化的社会，人家请你们，你们都不喝，多尴尬，好像很没面子、很跌份。因为团长他们那天确实跟对方说，水先生酒量不错，就他跟你们喝吧。我就说，你们以后也替我分担一下，也都喝点，这样我也就不会犯错误。
我们那次去台湾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台湾即将迎来它的地区“大选”，陈水扁任期快到了，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正在鼓噪、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之前被陈水扁的民进党打败，后来陈水扁又搞了一起“枪击事件”的闹剧，连战在选举中落败，导致国民党这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很多接待我们的国民党派系人士，在言谈中都有种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情结，说：“民进党这八年把台湾弄得太糟糕了，而国民党在这八年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一次我们的小马哥（马英九）志在必得。”我们去到台湾地区各界，都能感到国民党的支持者们憋着一股子劲；接待我们的，也更多是国民党方面，像圆山饭店这样碰到民进党人士的情况很少。可能他们看到老水弄这一出，也有点吓到了，后来就尽量没有安排民进党人士与我们对话。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一种“改朝换代”的躁动感，国民党支持者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誓要夺回“执政权”。而台湾的民众也已经忍受不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极端“政策”把两岸关系带到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这是台湾地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而且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面临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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