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着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着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问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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