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尔：我可以，我大概可以说——他可能还是，可能已经不是了。
尽管，辛克莱尔的油嘴滑舌很能逗人开心，但他招供的内容足以让他自己陷入麻烦中，他本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对法律上的麻烦并不陌生。他曾因邮件欺诈罪分别在三个州被捕入狱，当我们的《文凭这回事》节目在1978年4月播出几天后，他再次被捕，再次以同样的罪名被指控。自始至终，辛克莱尔都保持着迷人的风度，他后来在监狱里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他决心从此洗心革面，并感谢我让他走上了正道。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逐渐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调查新闻风格，给《60分钟》注入了一种全新大胆的活力和特质。在这段时期，有人编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你在周一清晨进办公室时，看到《60分钟》的摄制组在等你，你知道，接下去的一周将会十分难熬。”这段评论很快成为被我们欣然接受的标志性真言。在我们的拥戴者眼里，《60分钟》是电视界的“扒粪者”继承人，在20世纪初，正是一群富有活力的改革者们满怀道德热情、不懈努力地进行揭露性报道，使得新闻的技巧得到了长足的提高。
当然，我们也招来了很多批评者。大部分批评集中指责我们为挖到想要的猛料而采用欺骗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初，外来的批评越来越多，以至于几乎每次播出节目，我们所用的技巧都受到质疑。后来，我们决定以开放论坛的播出方式来直面对我们的指责，1981年11月，我们在新一季的播出中作了完全针对我们所受指控的一期《60分钟》特别节目。
我们邀请了三位著名的报纸记者做节目嘉宾：来自《圣彼得斯堡时报》、脾气火暴的资深编辑尤金•帕特森（他之前曾效力于《亚特兰大宪法报》和《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的辛迪加专栏作家艾伦•戈德曼；《新闻日报》的鲍伯•格里尼，他曾获得过普利策调查新闻奖。海华特也罕见地出现在镜头前为《60分钟》辩护，当然，此外还有一脸谦卑的我。
为了刺激一下我们的讨论小组，我们先回看了几期最火的调查节目的部分片段，其中包括《莫斯大街诊所》、《今年在穆瑞塔》。多数批评意见由帕特森和戈德曼提出，火力集中在我们使用隐藏摄像机和其他不太正大光明的技巧，他们反复用“伏击式采访”、“诱捕”这两个词汇抨击我们。我和海华特当然不认同这些评价，尤其是“诱捕”。我们提出，比如在“诊所”的故事里，尽管那两个自称是芝加哥那家子乌虚有诊所的合伙经理实际上是较佳政府协会的成员，但是他们不曾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不管如何，是来自这些实验室的拜访者主动提出给予回扣，我们所做的只是记录下这一切罢了。
那晚，让我的屁股坐在最热的位子上是最合适的。因为，不可否认，不论节目是好是坏，我是和《60分钟》调查性新闻报道联系最密切的出镜记者，与我合作的制片人们都特别乐意探索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读者们，请允许我花点时间特别向其中两位脱帽致敬：巴里•兰多先生和玛丽昂•戈尔丁女士。兰多制作了芝加哥故事系列——“回扣诊所”、“米拉奇酒馆”和其他同种风格的报道，后来他被派驻到法国，成为我在中东地区和其他海外报道的主要制片人。而我和戈尔丁合作过许多节目，包括“穆瑞塔温泉疗养所”和“欧内斯特•辛克莱尔的文凭作坊”。
尽管我不认同在《60分钟》特别节目（这档节目是戈尔丁的主意）中受到的指控，但也不认为我们是无可挑剔的。在我看来，我们的最大问题是过于狂热。有过几次，我们在调查中被兴奋冲昏了头，有种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心理，煽动的是情绪而不是为了正义。在1980年的某天，我们制作组的另一名成员诺曼•戈林（他做过一些一流的调查性报道）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有个新闻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戈林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他的第一反应如下：“好，但那是不是全美级的丑闻呢？必须是全美级的丑闻才行。这是我这些天唯一被允许做的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对节目做了一些削减，减少了惯用的技巧，也减少了报道的篇幅。我说“我们”，指的是《60分钟》的所有记者们。虽然，我比其他出镜记者更多地参与调查性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避而远之。他们都参与过这样或那样的调查性报道，尽管有所减少，但我们后来还是会时不时接这样的任务，为我们“可敬”的无赖画廊里增加一些新的肖像画。
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恶棍们》的书选取了其中的21幅肖像画，编写人是一个叫艾•杰克曼的自由编辑，《恶棍们》精选了（副标题的确有点过于夸张）“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中关于骗子、无赖们生动的画像”。书里的第一章是我在1978年做的RJ路德和他的穆瑞塔温泉疗养所的报道故事，接下去是我们随?20年间做的其他报道和每位记者讲述的不同故事。
我被要求为该书写序，在文章开头，我引用了莫利•塞弗在1981年左右说过的一句话。“骗子，”他说，“不会感觉他自己是个骗子，直到我们在《60分钟》里讲述了他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让不少骗子们意识到这个与他们相配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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