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屈以求伸”
在清政府被迫抗击日本侵略之后，帝后两党和李鸿章等仍然抱有程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以夷制夷”的念头。8月1日清政府甫经宣战，盛宣怀就对俄国驻华公使随员表示：“吾国并（李）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
③。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署，鼓吹“联俄制日”，说俄国“似有动兵逐倭之意”。8月16日翁同郁上疏抗争，“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④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高潮时期，战争胜负尚未定局，中俄联盟之议遂被搁置起来。及至平壤、黄海战败之后，帝党继续主战，后党和李鸿章转而主和。慈禧旧事重提，意在与俄结盟，拟派翁同龢赴津与李鸿章会商。翁氏既反对联俄又“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叩头请辞天津之行。慈禧改以“责李鸿章何以贻误至此”名义，仍派翁氏前往。9月30日翁氏轻装至津，“乘小轿入督署”，会见李鸿章。
他首先传达慈禧、光绪对李鸿章“慰勉”之意，然后就严厉谴责他贻误、败衂情况。李鸿章“惶恐引咎”，并辩解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复说：“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询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语”，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
“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语塞”。正当他们在督署会晤之时，接到一道廷寄：“闻喀使西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某，回京复奏。”李鸿章告诉翁同龢：喀西尼派参赞前来声称：中国若能派一专使赴俄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同龢担心“俄连而英起，奈何?”李鸿章断言：“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10月4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并向慈禧、光绪表示：“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①就在这一天，奕、奕匡动密函李鸿章，说“刻下战守均不可恃”，令其与喀西尼密议，“妥筹善策”。10月12日，喀西尼由烟台至津，与李鸿章会谈中日故事。李鸿章怂恿俄国出头干涉，喀西尼表示俄国将“暂守局外之例”。是时李鸿章“亲俄疏英”，因而对前此来访的英使欧格讷较为冷淡。欧格讷说：英国外交部“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两有损伤，嘱相机解劝。”他询问李鸿章如何办法。
李鸿章告以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战。
与李鸿章“亲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张之洞却主张以2、3千万两白银为诱饵，“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光绪让奕征询赫德意见，赫德则持否定态度，以“不能”答之。光绪遂下谕召张之洞来京陛见，打算与他商讨密联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却无意援助中国，致使帝党大失所望。10月13日，欧格讷总署会晤奕，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并蛮横要求即日定议。第二天，总署大臣就欧格讷的建议展开了辩论，并请示了慈禧。
据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奕赞成在欧格讷提议的基础上议和，翁同龢、李鸿藻则痛恨欧格讷“要挟催逼”，并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③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08页。
④《翁文恭公月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月。
①《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六日。
仰天长叹。但是，日本却因图谋在武力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①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奕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
①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着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②“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③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④。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①,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509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①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便于5月2日“幡然有批准之谕”
②。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吞下这个苦果的。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11月8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月29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
③。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④①《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479、480—481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梁启超文集·讲演李鸿章传梁启超文集·书信梁启超文集·戊戌六君子传王安石传梁启超文集·随感梁启超文集·政论在清政府被迫抗击日本侵略之后，帝后两党和李鸿章等仍然抱有程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以夷制夷”的念头。8月1日清政府甫经宣战，盛宣怀就对俄国驻华公使随员表示：“吾国并（李）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
③。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署，鼓吹“联俄制日”，说俄国“似有动兵逐倭之意”。8月16日翁同郁上疏抗争，“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④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高潮时期，战争胜负尚未定局，中俄联盟之议遂被搁置起来。及至平壤、黄海战败之后，帝党继续主战，后党和李鸿章转而主和。慈禧旧事重提，意在与俄结盟，拟派翁同龢赴津与李鸿章会商。翁氏既反对联俄又“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叩头请辞天津之行。慈禧改以“责李鸿章何以贻误至此”名义，仍派翁氏前往。9月30日翁氏轻装至津，“乘小轿入督署”，会见李鸿章。
他首先传达慈禧、光绪对李鸿章“慰勉”之意，然后就严厉谴责他贻误、败衂情况。李鸿章“惶恐引咎”，并辩解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质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复说：“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翁同龢又询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非常生气，“怒目相视，半晌无语”，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愤愤地说：
“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语塞”。正当他们在督署会晤之时，接到一道廷寄：“闻喀使西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某，回京复奏。”李鸿章告诉翁同龢：喀西尼派参赞前来声称：中国若能派一专使赴俄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同龢担心“俄连而英起，奈何?”李鸿章断言：“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10月4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并向慈禧、光绪表示：“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①就在这一天，奕、奕匡动密函李鸿章，说“刻下战守均不可恃”，令其与喀西尼密议，“妥筹善策”。10月12日，喀西尼由烟台至津，与李鸿章会谈中日故事。李鸿章怂恿俄国出头干涉，喀西尼表示俄国将“暂守局外之例”。是时李鸿章“亲俄疏英”，因而对前此来访的英使欧格讷较为冷淡。欧格讷说：英国外交部“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两有损伤，嘱相机解劝。”他询问李鸿章如何办法。
李鸿章告以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战。
与李鸿章“亲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张之洞却主张以2、3千万两白银为诱饵，“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光绪让奕征询赫德意见，赫德则持否定态度，以“不能”答之。光绪遂下谕召张之洞来京陛见，打算与他商讨密联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却无意援助中国，致使帝党大失所望。10月13日，欧格讷总署会晤奕，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并蛮横要求即日定议。第二天，总署大臣就欧格讷的建议展开了辩论，并请示了慈禧。
据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奕赞成在欧格讷提议的基础上议和，翁同龢、李鸿藻则痛恨欧格讷“要挟催逼”，并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③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08页。
④《翁文恭公月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月。
①《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六日。
仰天长叹。但是，日本却因图谋在武力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①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
奕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
①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着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
②“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
③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④。
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日本鉴于“国内的海陆军备”“几成空虚”和继续推进可能遭致列强干涉，便一面陈兵辽东和山东两半岛，摆出准备进攻北京的架势；一面决定重开谈判，经由田贝照会清廷，要求中国确认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重订中日通商条约，另派具有商议这些内容权力的使臣，否则日本决不停战。就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来到北京，与惊慌失措的清廷商讨对日议和方针。他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对清廷来说，这究竟不是能够轻易咽下去的苦果。2月22、23日李鸿章连日参加召对，并与奕、奕匡和枢臣会议，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割地问题。光绪“令坚拒”，李鸿章、翁同龢反对割地，幻想借助英、俄。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翁同记其事说：2月22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和枢臣，谈及“议约事”。奕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李鸿章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奕和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声称：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当时“群公默默”，翁同龢坚持定见，说“偿胜于割”。李鸿章主①,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509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①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便于5月2日“幡然有批准之谕”
②。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吞下这个苦果的。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11月8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月29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
③。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④①《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479、480—481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