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9 伤痛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

　　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

　　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我听朋友说，这叫“窝里横”，很多人都这样，这说明他是“自己人”。这让我感到欣慰了一点。

　　在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正常，两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复出后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绩。姜山便主动承担了“保姆”的责任，为我处理许多我不擅长的事务—我不会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情绪上来的时候像个孩子，姜山一边像“保姆”一样帮我打扫战场，一边教我学会适应环境、学会成长。有时我嚣张得过分了，他就不吭声了，过后我觉出不妥，再去主动找他言归于好。我们的关系像是亲人，长久生活在一起，激情虽然退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骨肉相连的亲情。

　　从我们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他是我最依赖的人。小的时候，你受到了惊吓或伤害，第一反应是转向父母寻求帮助，长大了，就必须学会自立。如果不幸时时站在风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门牙和血吞，回头还得谢谢大家关心捧场”的精神准备。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善言辞，不懂交际，我仅有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门槛上磕得头破血流后学习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网球，我不敢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等境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给了我，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当我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18岁和姜山在一起后，我的世界里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退役那两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我可以坐在他身边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李娜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我是双鱼座，AB血型，许多复杂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

　　姜山说过，他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能够正视现实，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们中国人习惯保护自己的面子，习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开脱。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以体育界来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夫妻相处的日子久了，许多特点和小习惯、小毛病都会感染到对方。我一焦虑就会啃指甲。他从不这样。可是照顾我那段时间，他忙前忙后帮我联系手术事宜，手术后，我发现他的指甲也变得光秃秃的了—自己啃的。姜山是个深沉厚重的男人，他不会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只会选择自己承担。

　　从2007年到2008年，我一直被伤痛折磨，好容易等到肋骨的伤养得差不多了，膝盖又出现了问题。

　　膝盖积水，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许多知名运动员都深受其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积极进行针灸、按摩、中药、理疗等治疗，避免过度劳累，就可以获得疗效。而对几乎每周都征战于各个赛场的我来说，运动疲劳会加重伤势，恢复起来也不太容易，想要根治，只有在不参加比赛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计划，加上精确的治疗，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自己的膝盖有问题，2008年1月份，在澳洲打比赛的时候我就感到膝盖不对劲了，赛会医生诊断后说我软骨磨损，膝盖积水，帮我往外抽了一部分积液。我问他：如果做手术治疗膝盖积水的话，哪儿的条件最好？医生告诉我澳大利亚就不错，但德国的康复是全球最好的。

　　当时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一直有比赛，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坚持，膝盖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每天吃点消肿的药，然后继续去训练、比赛，就这样一直拖延。3月份，我飞到美国去参加在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举办的世界巡回赛。印第安维尔斯的组委会为了了解运动员身体状况，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体检。当医生检查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动作自己已经完全做不了了。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他说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球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打球，作为赛会医生，他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情况。

　　这位美国医生说到做到，当下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组委会让我立刻停止训练和比赛。当时中国队是蒋宏伟主教练带着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赛，就把蒋教练找去商量对策。蒋教练和医生沟通了一次，决定让我回国休养，放弃那次比赛。

　　我心里对这位美国医生有点感激，也向他咨询过去哪里做手术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医生大同小异：手术在哪儿做都差不多，美国也可以做，但德国的康复做得最好。

　　既然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德国的康复做得好，我就决定去德国做手术。姜山立刻安排了机票，带着我从美国直接飞往德国。

　　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住处、找医院、安排手术，一切进程都很顺利，终于，我的医生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我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

　　暂停的原因是：这时距离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队里的领导担心我手术后不能及时恢复，影响比赛，因此对我的手术持疑虑的态度。他们要求医生写一份报告，将手术需要的时间、术后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训练的问题都写清楚。

　　医生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列表说明，并寄给了我的领导们。但国内方面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医生给出的时间太短，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治疗和恢复，因此，他们要求我先不要做手术，立刻回国。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医生说抱歉，我得服从纪律回国。

　　医生说没关系，他能够了解我的处境，需要他的话，他可以随时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记得那天是3月21日，我们当晚就买机票回国。回国后，就接受了国内的专家会诊。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的领导们也都在场。会诊结果是：建议保守治疗，等到打完奥运会再做手术，但决定权还是在我的手上。

　　既然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况问清楚了，我问专家们：保守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训练时能不能上运动量？

　　一个运动员如果训练时不能上运动量，那训练也就失去意义了。对我的问题，专家组给的答案很模糊，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这就等于说，在“保守治疗”的同时，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体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训练，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奥运会开赛时身体状况是否能承担比赛的压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疗”的条件下坚持到奥运会，谁也给不了我准确答案。

　　我向来是个喜欢干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在那儿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伤病本身还让我难受。

　　相比之下，德国大夫那份有着准确数据的手术计划显得可靠多了，与其提心吊胆地煎熬5个月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还不如痛痛快快给自己一个了断。我决定放手一搏，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诉领导：我决定了，接受手术。

　　我订好机票，办好签证，和等待我的医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飞回慕尼黑的医院。

　　31日早上8点，手术开始。这场延迟了10天的手术，终于可以进行了。

　　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

　　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

　　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 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

　　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

　　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

　　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

　　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

　　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 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 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 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

　　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

　　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

　　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