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首都剧场震动了，京西宾馆震动了(1)

　　胡耀邦没有料到，自己在中组部一次小范围内带有恼怒情绪的内部讲话内容被人好意地泄露了出去，从而在陶铸夫人曾志的心里卷起了阵阵波澜。在那次讲话中，胡耀邦表达的是对中央专案组蛮横态度的不满。对方死死把着所谓的陶铸“叛徒材料”，不交给中组部，也不允许中组部的人员插手。

　　而陶铸案的复查和平反，是邓小平建议胡耀邦抓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之一。胡耀邦也觉得抓陶铸案的复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重大案子的平反，将会大大带动面上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迎面就碰上了大石头，阻力重重，即便是胡耀邦亲自打电话也不行。

　　胡耀邦那天在中组部内部的一个小会上说，专案组凭什么那么不讲理？我党一个重要干部的政治生命，难道在他们心里就可以永远视如草芥吗？

　　就是这句话的余音，在曾志的心海深处搅成了漩涡。

　　积在曾志脸上越来越重的乌云，终于被她女儿陶斯亮发现了。她猜想到，一定是爸爸的平反问题，坚冰难融。果然，一问母亲，母亲就点头了。母亲叹了口气说，是这样的，你小平伯伯找了陈云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要求正式复查陶铸案。据说胡耀邦部长提出要求由中央组织部来复查你爸爸的问题，但一次又一次都被打了回来。陶斯亮问是谁打回来的，曾志说就是中央专案组那些一直称你爸爸是反毛主席的人。陶斯亮说，中央专案组直接归汪东兴叔叔管，我们去找一次汪东兴叔叔不行吗？

　　曾志叹了一口气说，好多事情你还不懂，复杂得很。我想了好几天了，我们还是去找你陈云伯伯反映你爸爸的情况吧。

　　陶斯亮说，陈云伯伯不是赋闲在家很多年了吗？他并不担任什么实际职务，能帮上我们的忙吗？

　　曾志说，马上就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据说要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组部的同志向我透露了，说是小平同志已经向中央推荐陈云同志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要是能出山，你爸爸的问题就有希望解决了。他是老人，当过中央组织部长，了解你爸爸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前，党内只挂七个人的画像，毛刘周朱陈林邓。现在只剩下邓和陈两个人，他们两个可是我们党内的顶梁柱呀。

　　陶斯亮听母亲这么说，呼啦就站了起来，说妈妈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找陈云伯伯吧。然而母亲脸上的表情依旧十分犹豫，她皱着眉头说，其实陈云同志是个很谨慎的领导人，不轻易说话。现在他还没有出山，这个时候去找他，会不会给他添麻烦呢？

　　陶斯亮着急了，说，爸爸的事情不能再拖了，您说咱们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呀？

　　女儿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应该立即去找一下陈云。曾志当下就从木桌抽屉里抓起申诉材料，挽上女儿的手，走出了中组部招待所后院的那间屋子。

　　母女俩刚绕到前院，就看见聚成一堆一堆的老干部们在大声讲话，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咬牙切齿。曾志叹了口气，对女儿说，这些来上访的老同志们，其实个个都可怜啊。这中组部招待所每天都满满的，来的人多，解决问题的人少。不要说屋子里，连走廊里都临时搭起了铺。胡耀邦他们也不容易啊，每日加班加点地工作，冤案还是成山成堆的。

　　陶斯亮听母亲这么感叹着，也咬着嘴唇不说话。在绕过一群老干部的时候，她听见一位穿着满是补丁的旧军衣的老人在大声说，今天我又去专案组了，真是混账透顶，说的还是老一套，说中央有规定，“文革”前的事，牵扯刘少奇、彭真、陶铸的案子，还有“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都是毛主席定的，通通是铁案，没有解决余地！

　　旁边有人说，不能老是没有余地啊，总要论个黑白嘛，三中全会快开了，应该有希望吧？另一个高个子老干部说，你别指望了，老天真。我告诉你，三中全会讨论的是农业问题，没其他议题。你别指望着啥三中全会，还是老老实实在这里磨蹭着吧，窝在中组部招待所里，几只馒头总还是能啃上的。

　　这时候陶斯亮就听见所有的老干部都轰起来了，直嚷嚷说三中全会不可能光议论农业问题，全国那么多冤案，总得议一议吧？华主席党中央难道看不见、听不到吗？于是那个老干部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咋不可能？我有个老部下在“中办”，我亲耳听他说的，三中全会没戏！

　　陶斯亮越走越慢，在走出中组部招待所的时候几乎停住了步子。她问母亲说，刚才听到那些老干部们的议论了吧？都在说三中全会也不讨论冤假错案问题，我们现在去找陈云伯伯，有用吗？

　　母亲说，你看你，刚才是我犹豫，现在是你犹豫。小亮啊，别多想了，既然出了门，我们就咬紧牙关往前走吧，找总比不找好。

　　陶斯亮觉得妈妈意见也对，于是坚定了脚步，直随着母亲往西城区北长街走去。

　　陈云所住的北长街七十一号，是一栋年久失修的二层小楼。陈云自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没有挪过窝。这栋小楼除了墙面上的爬山虎还散发着每年的新绿外，整个墙垣与屋顶都已经残破了。这栋楼，曾志以前曾经去过一次，好找。

　　在曾志母女还没有找上门来的时候，陈云的书房里已经坐满了一批前来申诉的老同志。这些人都是相互打听着才知道这位党中央的老组织部长住在北长街七十一号的，于是十几个人将这间窄窄的书房挤得水泄不通，而且所叙述的话音里都带着泪水。

　　时年七十三岁的陈云穿着一件很旧的中式衣服，垂眼坐在书桌前，被这些带着血泪的声音紧紧包围着。

　　一位老同志说，陈云同志啊，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就是通过延安审查的，您是叫得出我名字的，我现在莫名其妙成了国民党特务，污水不能一泼就十年啊！

　　另一位老同志说，现在老百姓的冤案也多得要命，群众无处申诉。我昨天走过王府井，看见有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包青天，你在哪里？》，群众一边念一边哭！

　　又一位挤在墙角边的老同志说，陈云同志，我十六岁就到了延安，现在扣我一顶“刘少奇的黑爪牙”帽子，审查到今天也不给解放，我也不明白我到底错在哪里。

　　而一直站在门边找不着凳子坐下的一位老同志说，陈云同志，我是受到“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连的，我这顶“叛徒”帽子戴得冤啊。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一，所以连带着我了。真是奇了怪了，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成了叛徒呢？

　　这时候，一个嗓门很大的老同志说，我们大家还是不要七嘴八舌了，听听陈云同志怎么说吧。他是我们的老组织部长、老首长，最知道我们的情况了。我们就听陈云同志说一句吧。

　　说到这里，这位老同志就转过身来，朝着陈云坐的办公桌认真地行了一个军礼，大声说，老首长，您帮我们说一句话，分量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仰仗老组织部长出来主持公道了！

　　这一刻，所有热切的目光就一齐照在陈云脸上了。陈云这时候就轻轻地咳嗽一声，坐得一动不动的身子也开始改变了一下姿势。大家以为陈云要开始讲话了，谁知陈云却默默地摇了摇头，然后缓缓地解开自己那件棕色外套，从内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张字条，轻轻抖开。

　　众人赫然见到的是陈云自己写的四个毛笔正楷字：医嘱勿言。

　　这四个字写得很大，也写得很工整，在灯光下一清二楚。

　　陈云在摊出这张纸的前后，神态一直很平静。老干部们面面相觑，大失所望，一阵椅子响过后便纷纷起身告辞说，那，陈云同志，您保重身体。

　　于是，陈云就点头，起身拱手相送，复又坐下，继续沉默。他听见纷纷退出屋子的老干部们在嘟嘟囔囔地议论说，这个老部长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有人说，兴许是有难处？也有人说，可能真是有病。

　　曾志母女就是这个时候进入院子的。她们看着从屋里走出的这群嘟嘟囔囔的老干部，心里都有点不踏实，不知道这一次当面申诉会有什么收效。就在这个时候，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出来了。于若木看见曾志母女眼睛就亮，赶紧走上几步前来拉手，说，老曾，多年不见，真是稀客呀。这是亮亮吧，都长成大人了。快进屋，快进屋，老陈在家呢，是来见老陈的吧？

　　见曾志母女进门，坐在书桌后的陈云也是点点头，仍旧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

　　于若木一边悄悄地推推丈夫的肩膀，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说，你们来，真是难得啊！坐，坐，这几天家里走马灯似的总是不断人。唉，老陈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来，喝茶！

　　曾志坐下说，小亮，这是陈伯伯，快叫陈伯伯。

　　已经坐在椅子上的陶斯亮马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称一声陈伯伯，然后再落座。这时候陈云就微笑了，点点头，举举手，示意客人喝茶。

　　于若木说，老曾啊，你有话就赶紧说吧。老陈前一阵子还念叨过陶铸同志呢。

　　曾志感激地朝于若木点点头，然后面对陈云，恳切地说，陈云同志，这次来见您，只是为老陶的冤情。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奔走，恳切希望中央能够认定这是一件冤案，早日给陶铸平反，也让陶铸九泉之下早日安心。

　　曾志说到这里，见陈云坐着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心里微微一沉，心想这次来也许不会有什么大的结果，但既然来了，也必须把话说完，于是又接着说，陈云同志您是知道的，陶铸从广东调到中央之后，因为不听“四人帮”那一套，得罪了他们，此后不久就喊出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把他与刘少奇、邓小平捆在一起批斗。这段历史，您是了解的。

　　这时候曾志母女都看到陈云微微点了一下头。曾志继续说，那种法西斯式的折磨手段真是不堪忍受啊。他们把老陶关在家里，窗户用木板钉死，每天晚上不让睡觉，五百瓦的电灯泡照在床头。后来，病得那样重，还把他赶出北京，老陶是被活活整死的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曾志眼里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而陶斯亮也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在门外忙碌着的于若木断断续续地听到了这些话，也忍不住内心的感慨，忙着去找手巾擦眼泪。曾志说，我带着小亮去找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我知道，他使了很大的劲。最近我听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亲笔批示要求加快复查陶铸问题。陈云同志，我请求由中组部来负责复查陶铸问题。对那个中央专案组，我们实在信不过呀。那些人本来就对老陶有成见，他们得出的复查结论，不可能实事求是。

　　陶斯亮忍不住插嘴说，陈伯伯，我妈这两个月没一天睡安稳，都是睁眼到天亮的。

　　曾志抹去眼泪继续说，我个人，陶铸个人，都不算什么。但是陈云同志，陶铸的案子，是全国性的大案，也牵涉到一大批干部。对他的结论如果不能实事求是，那就会对一大批受牵连的干部不公，对党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也是个很大的伤害！

　　陈云听着，仍然不作声。

　　曾志想了想，直入主题说，陈云同志，我们今天来，是因为听说马上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据说三中全会要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您德高望重，有可能参与纪律检查工作，所以我们就冒昧地向您反映这些情况，供您参考。

　　书房里很安静，曾志母女都等着陈云说话，但是陈云仍旧没有吭声。这时候门外的于若木就有些不高兴了，一边进门提着热水瓶为客人续茶，一边又碰一下丈夫的手肘说，老陈，你倒是说句话呀。

　　曾志母女眼巴巴地望着陈云。陈云这时候身体动弹了一下，说话了，声音很轻，也说得很简单，只说了一句：陶铸的事情，我知道，你们把材料放这儿吧。

　　曾志赶紧就把申诉材料放在了陈云的书桌上。她心里想，就这句话也够了。我们母女俩晚上找到这里来，也就是为了这一句话。

　　曾志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就拉着女儿出门了。于若木一直把她们送到大门外，反复解释说，陈云同志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话不多。而于若木返回屋子的时候，却对丈夫提意见了，说看看亮亮这么可怜，你至少也应该安慰她们一下。

　　陈云依旧一言不发，拱着手默坐在书桌前面。于若木大声说，首长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别再给那些上门的老同志掏那几个字了，以后人家就不敢上门了。什么“医嘱勿言”啊，你也不是一句话都不能说，人家受了冤屈的，这时候就巴望着听几句安慰的话啊。

　　于若木说到这里，也觉得自己的话可能说重了，于是不安地看着丈夫。这时候她发现丈夫抬起了脸，也在怔怔地看着自己，于是不免觉得有些奇怪，问丈夫，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陈云小声说，若木，在延安的时候，你与卓琳是不是陕北公学的同学？

　　于若木说，是啊，那时候我们非常熟悉。她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又活泼，又聪明，我们两个很谈得来。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的表情渐渐地严肃起来，甚至起身慢慢地走了几步。

　　陈云站定了，回过身看着妻子，缓缓说，我想交给你个任务，你能完成吗？于若木有些奇怪，问是什么任务。这时候她看见陈云弯下腰去，在办公桌下面的抽屉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份材料，声音低沉但又郑重地说，这是我对当前一些问题的思考，我想请你明天去小平同志家里，把这个转交给小平同志。你是知道的，这个时候我不方便见他。

　　于若木双手接过信件说，我的首长啊，谢谢你啊，我也终于有一点事情可以做了。

　　确实，于若木心里有点高兴，高兴的不是她能够帮丈夫做一些工作，而是她知道，她的那位善于思考的丈夫所写的材料一定是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他与小平同志的沟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这一夜，于若木都在想第二天怎么找去米粮库胡同，而且要悄悄地去，要以尽量不为人注意的方式进入那个胡同。

　　这天上午，邓小平沿着院子走圈散步的步速似乎比往常慢了一些，而且似乎圈数也增加了，超过了二十圈，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仍旧一步步地往前走，走过双龙树，又走过樱桃树。这叫在门厅里站着的王秘书有些奇怪，他看看站在身边的保健护士，发现保健护士脸上也有了奇怪的表情。

　　保健护士说提醒首长一下吧，王秘书摇摇头说，首长有劲，就让他再多走一会儿吧。王秘书琢磨，两天以后中央要开个常委会，研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可能是在为此思索。中央工作会议是研究、部署全党重要工作的一个难得的会议，怎么样把它开好，那是大有讲究的。据说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了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四五天安门事件”要重新认识等等尖锐意见，也获得了不少同志的共鸣，但最终这个意见还是被“化解”了，连大会简报都没有登载。今年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自全国的中央委员们齐聚一堂。这个会议如何开出成效来，那是要动脑筋的，尤其是在当前各种思想、观点、主张、诉求激烈交锋的情况下。首长一定是在想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