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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 作者:何君

第10章 太宗皇帝

  秦王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与臣属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经过密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

  李世民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后,局势并不容乐观,原东宫及各王爷府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望着新皇帝的宝座。众所周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已经筹划了多年,在朝廷内外和地方都有相当强大的势力。虽然他们在玄武门一战中被杀了,但是他们培养的势力仍然存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太宗的地位仍然会受到威胁。所以,唐太宗首先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唐太宗起初对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实行的是高压政策。玄武门之变的当天,他不仅把李建成的四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他还下令绝其属籍,满门抄斩,家产全部归国家所有。一些人为了迎合唐太宗这种仇恨心理,甚至打算将李建成、李元吉左右百余人全部斩杀,唐太宗没有反对,以默许来表示赞同。

  这时,站在一旁的大将尉迟敬德急了,他坚决反对李世民这种惨无人道的株连政策,他大声地说:“罪在二凶(即建成、元吉二人),他们既伏其诛,如果再祸及支党,不是求得安定的良策!大王如果想得到人心,千万不可株连过多过广!”

  尉迟敬德说得很对,诛杀虽然可以做到消除后患,但是随着打击面的扩大,随时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到时如果有人狗急跳墙、顽抗到底,就不好办了。唐太宗经敬德提醒,猛然醒悟过来,他不无感慨说:“此乃真的一条良策啊,我株连过广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定局面,然而却忘了这其中的最基本一条,实在令人汗颜啊,要不是尉迟将军的力排众议,我们可能还蒙在鼓里呢!”

  唐太宗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转而采取宽大政策。他制止了部将滥杀无辜的建议,同时下诏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止于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徒,一概不问其罪”。

  这一政策的改变果然是立竿见影。玄武门之变的第二天就有人向唐太宗请罪来了。这是谁呢?原来是曾率领东宫、齐王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李建成心腹将领冯立和谢叔方。

  作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得知玄武门事变后,立即率领属下军队往玄武门方向而来。在玄武门下,他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由于冯立的反攻使秦王府将士受到威胁,尉迟敬德无奈地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掷出大门。冯立看到自己主公的首级时,大声疾呼道:“我没法报答太子之恩了!”此时,无心再战的他这才撤围而去。

  对于这样一位忠于对手的将领,唐太宗先是说道:“你在东宫之时,就曾暗中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昨天又领兵来攻打我,杀死我的将士;你认为我该如何处置你才好呢?”冯立开始低头不语,最后颤颤巍巍地说道:“愿大王给末将机会,我定不会辜负大王的不杀之恩!”

  谁也没想到,此时的唐太宗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扶起了冯立,对他说道:“冯立,朕何曾怪罪于你啊?你身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誓死保卫其主,这是何等忠义之士啊!朕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真的愿意为朕做事,就升你为左屯卫中郎将。”这时的冯立早已痛哭流涕,他激动地说:“末将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报答!谢主隆恩!”

  唐太宗就这样收下了一个忠肝义胆之士,他认为冯立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奴仆之事,各为其主罢了,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他不来保李建成,李建成万一胜了,他岂不是犯下了大罪?所以,对于这样的忠义之士,绝不能采取对付那些小人、坏人的手段,而是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其揽于门下,这才是良策。

  还有,原太子府大将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时也曾率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后因失败未遂,带领着数十骑人马逃往了终南山。

  唐太宗怎能“放”过这样一位忠诚骁勇之士,如果能够把他招降到自己的麾下,不仅对自己大有益处,而且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的招揽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即派人去终南山请薛万彻回长安,并让其转告说:“将军乃是忠于之士,我绝不会怪罪于你!”

  在唐太宗的感召下,薛万彻半信半疑地离开终南山,在薛万彻撤离终南山之时,还特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以备不测。可是唐太宗果真赦免了他,而且还委以要职,薛万彻大为感慨道:“真是君无戏言,君无戏言啊!”从此薛万彻死心塌地地为唐太宗做事了。

  后来,薛万彻还曾向唐太宗说起过自己下山之时留有后路之事,说道:“当初,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惭愧,惭愧。”

  唐太宗笑道:“哎,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能怪薛将军多心,当初进退之事,乃事关身家性命,怎能儿戏?所以说,薛将军没有错。朕还要感谢薛将军这样看得起朕,信服于朕呢!”

  薛万彻连忙起身,双手抱拳行礼,说道:“大王言笑了,我薛万彻从此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就这样,太宗又收下了一个侠肝义胆之士,身边又多了一个信得过、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王珪原本是太子党,曾和李建成一起谋害唐太宗,太宗知道他的才能,就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王珪更是不负太宗所托,做事忠心耿耿,处处为太宗出谋划策。

  唐太宗还注意重用山东人士。唐太宗曾经说过:“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所以在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这些话引起了太宗的注意。定州义丰人张行成,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而唐太宗之所以器重他,让他预议大政,就是因为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为了进一步笼络山东士人,唐太宗开始重用山东地区的人才,魏征、崔仁师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这些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这些人出身低微,但熟悉基层民情,重用他们有利于迅速稳定河北、山东地区。所以这一举措出台后,唐太宗很快就在这两个地区树立了威信,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局势。

  然而,在唐太宗下令宽待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太宗的旨意,而是争相捕捉原东宫和齐王的余党,企图以此来邀功请赏。最终竟使得这些逃亡在外的余党,终日惴惴不安,过起了打家劫舍、胡作非为的生活,搞得一些郡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谏议大夫王珪知道后,向唐太宗报告了此事。太宗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于七月下令,重申要严格贯彻执行宽抚的政策。诏中指出:“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唐太宗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剌;暴戾无亲曰剌。”

  在唐太宗下令以礼安葬隐太子建成之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的后嗣,亲自送建成棺柩到千秋殿西门,痛哭致哀。

  礼葬建成前夕,魏征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对此唐太宗当然乐意接受,于是原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借此机会得以消除,唐太宗也进一步取得了各位臣僚的忠心支持和拥护。

  安抚政策使得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就迅速缓解了原东宫、齐王府臣属对自己的仇视情绪,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原秦王府臣属共同辅佐自己。

  由于唐太宗对原东宫、齐王府党徒实行宽容政策,在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同时,还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文臣武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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