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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清宫外史下(2-1)

    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  ※ ※
    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
    “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
    “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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